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横渡长江,进攻江南,顾炎武与他的朋友们在苏州附近抗清失败。顺治三年(16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淮安),仆仆往来”,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这段时间,顾炎武感到前途渺茫,内心异常痛苦,“常郁郁无所交”。1647 年他写道: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1650年,顾炎武又写道:“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仇在门户。”1651年秋,顾炎武“出门至于淮上”,“临河(黄河)不渡,彷徨者久之”。此次,顾炎武在淮安停留时间达十余日,频繁与淮上诸子会面订交,结识了不少贤人长者。在淮安住了一段时间后,顾炎武的愁闷之气一扫而空,又振奋精神四出游学。但此后,他每隔二、三年必来淮安与王略、张弨等朋友聚首。
康熙七年,顾炎武又一次来到楚州,见到了久别的朋友。这时,顾炎武与王略都是50多岁的老人了。二人顾视对方斑白的双鬓,感情潮涌。对于顾炎武长年漂泊不定的生活,王略很同情,便关心地劝顾炎武留在淮安楚州。他说:“子行游天下二十年,年渐衰,可已矣!幸过我卜筑,一切居处器用,能为君办之。”但顾炎武想到事业、学问,便婉然谢绝了他的挽留。王略、张弨依依不舍地将他送到黄河北。王略又陪他住了一夜。第二天分手时,顾炎武赋诗《淮上别王生略》:“子高徒抗手,君独泪沾衣,送我山东去,春空一雁飞。沂山朝霭合,淮水夜灯微。去去怀知己,愁来不可挥。”
康熙十二年,顾炎武又一次来到淮安。当时王略已经去世,顾炎武便相约张弨一起北上山东,同游孔庙、济州。在顾炎武的协助下,张弨写成《济州学碑释文》。二人分手时,顾炎武赠诗给张弨:“张君二徐流,篆分特精妙。独坐淮水濆,临池伴鱼钓。……囊中金石文,一室供长啸。诸子并多材,笔画皆克肖。……莫浪逐王孙,但从诸母漂。”
结交豪友
顾炎武往来淮安的过程中,在淮安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万寿祺、王略、张弨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万寿祺,字年少,又字若,别号内景道人、寿道人,徐州人,原明举人。万寿祺博学多才,除古文诗词外,还擅长书画篆刻,精通琴棋剑曲。1651年秋,顾炎武至淮,看望此时正设馆隰西草堂的归庄,得以与万寿祺相见,两人相互仰慕对方的气节,相见恨晚,遂定交。其间,饮酒吟诗,切磋金石书画,叙说先朝往事、凭吊殉国志士,相互砥砺,志在“反清复明”。临别时,顾炎武以小舟载米,来草堂话别,顾炎武赠诗《题万举人寿祺》,诗云:“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絷维,忠义性无枉……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对万寿祺给以高度评价。万寿祺也专门为顾炎武画了一幅《秋江别思图卷》并题记,叙说友情,推崇气节。1652年,万寿祺因脾痛病卒于淮安。顾炎武携新婚妻子戴氏从南京素车白马走几百里抵淮哭之。
张弨,字力臣,号亟斋,生于明天启五年,淮安人。不应科举,以卖书、画为生。青年时,他仿效顾炎武不参加科举,不登仕途,潜心学问,将一生心血付之于搜集、考订古碑奇帖,“通经博古,世其家学,专心六书,尤嗜金石文字”,成为清初著名金石书法家。张弨考证弥勤,为人正直,极重视气节,性狷介清狂。张弨小顾炎武十多岁,二人一见如故,引为忘年之交。后常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张弨的花鸟有徐渭、陈道复风,书法俱入妙品,为顾炎武所折服。
刊刻书籍
顾炎武学问渊博,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是奠定其学术地位、历史地位的四大著作,而其中的《音学五书》、《日知录》都是在淮安刊刻的。
《音学五书》包括《古音表》、《易音》、《诗本音》、《唐韵正》、《音论》五本书,共38卷,系顾炎武用了三十年的光阴得以完成的音韵学巨著。在书中他提出了不同于当时其他学者的观点:“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音始”。后来戴震、张惠言等提出的四声,都是根据顾炎武这本书加以发展而来的。
康熙六年(1667年),顾炎武从山东到淮安,顾炎武拿出五易其稿的著作《音学五书》,“托力臣缮写授梓”。不久,顾炎武便接到张弨的来信。信中说:对他的著作《音学五书》改正了一二百处,由儿子张叶增、张叶箕分别书写抄清,并告诉他已卖掉一半家产代为刊刻印行。当时顾炎武行囊空涩,正愁无力刊印,接信后十分感激,赋《寄张文学弨》回赠张弨:“遥忆张平子,孤灯正勘书。江山双鬓老,文字六朝余。愁绝无同调,蓬飘久索居。”
康熙九年(1670年),继《音学五书》之后,顾炎武又将已写成的八卷《日知录》送到淮安,请张弨刊刻印行。《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是顾炎武从青年时代开始积累资料,花了30多年心血完成的读书笔记,对后世影响巨大。顾亭林自认《日知录》是生平得意之作,“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日知录》是寄托顾炎武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共收读书札记141条。康熙十年,《日知录》八卷本刊刻而成,称为符山堂本。其后,顾炎武的大半著作都由张弨代为刊刻,底版也一直藏在淮安。
为什么顾炎武这两部重要的著作都首先在淮安刊刻?其实,顾炎武自己在《广师》中已经说明,“笃信好古,专精六书,吾不如张力臣。”加之,淮安的浓厚的人文气息,文化氛围,这两部著作在淮安率先刊刻也就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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