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于一丸四三年初夏打下日伪盘踞在仇桥的碉堡，全歼敌伪二百余人，仇桥一带民众获得解放。我原在仇桥乡小戴庄教书，在党的指引下。随即将私塾改为民办小学。现将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如何使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争取抗战胜利的情况作一回忆。
一、改造旧的教育
改造旧的复古教育，首先废读“五经”“四书”，改教我民主政府编印的新课本、新教材，并要求学用结合，改变旧教育那种所学非所用的现象。新教材能够培养学生讲究科学真理，增强民族自尊心，发扬爱国主义，促使思想进步。但由于旧传统教育内容经过几千年来的渲染，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一旦废除，有些人思想不通。经过反复宣传和说明旧教育尽是封建迷信、奴役人民的破烂货，同时发动思想进步的家长带头购买新书给子女试读。这样，家长才同意办新学，出钱购买新课本，使这一所刚从旧教育脱胎出来的民办单小，走上新的教学轨道。
仇桥东面有一所私塾，因本地“乡约”（似镇保丁）仇××把持，仍给学生读《论语》、《孟子》等旧书。我校学生怀着改造旧教育的心情，去到这所私塾没收旧书，当即遭到抗拒。这个有旧势力的“乡约”，举起拳头要打禁读旧书的学生，学生不服气，与“乡约”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说理斗争。我即伙同友邻小学教师仇子春一起去调处。结果，这所私塾很快也接受改造，改教新书了。
学生们读了新书，一致叫好，他们说：“读起来顺口，句句皆懂，多学到东西。”学生所作的诗文，也由文言改为白话；废除“之乎、也、哉”，改用“的、吗、呢、了”。第三组（亦叫高小组）学生吴福元曾以《迎春》为题作过这样一首白话诗：“北风吹，大雪飘，地主豪绅穿皮袄，围炉温酒吃羊羔；可是穷人无衣食，饥寒实难熬。寒星在颤抖，瘦竹被摧活。啊！太阳出来了！小河解冻，大地冰消；花儿孕蕊，柳儿育条；人间得温暖，齐迎春来到。”这首诗形象、鲜明。感情色彩极其强烈，被选用为对外宣传的墙头诗。家长很高兴，啧啧称赞道：“这些话说到我们心眼里，象这样下去，不愁孩子不识字，不懂事。”
二、积极宣传抗日
刚刚解放了的仇桥乡第一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周受成同志，在基层干部和乡大会上，几次都讲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说明抗战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的理论。我听了非常入神，对教学和社会宣传也就有了“本钱”。记得我曾以《试论中日战争的结果》为题，让学生作文，启发他们找出日冠必败，中国必胜的若干论据，来表达文章的主题，从而坚定其抗战必然胜利的信心与决心。
当时，车桥、石塘等地都驻有日伪军，淮安、清江、涟水等县城，更是敌人盘锯的窝巢。仇桥是处在半月形的包围圈里。有时敌人出来“扫荡”、抢粮，我们就临时隐蔽，等敌人走后再来教学。根据上级指示和老解放区经验，部署学生联系校外儿童，组织儿童团。有时为了侦察情况，掌握敌人动向，就由儿童团派人爬到树上了望。从而，把学校和社会群众扭成一股绳，一致对付敌人。
对社会宣传，是教育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学校附近的要道口，群众屋墙上，我们都经常去书写大幅标语和墙头诗。每次根据形势发展的情况，书写不同内容的标语。如动员和欢送青年参军我们写了好多墙头诗：“咚咚呛，咚咚呛，中国人民斗志昂，参军上前方，打倒小东洋，卫国保家乡，真正有荣光。”……学生蒋步元、蒋学知、仇云起三人，就是在宣传教育影响下参军抗日的。
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群众文娱生活十分缺乏。我们在县、区文化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联系校外有点文化知识和爱好文娱的人，演戏唱歌、跳秧歌舞。我本人也参加演戏，曾扮过《反‘扫荡’》里老奶奶的角色。秧歌舞是解放区里最有群众性、最简便的一种文娱形式，不分男女老少，随时随地都能舞蹈起来。尤其是儿童，经过有组织的培训后，举行集体舞会很有情趣，大家齐声唱起“少拉少拉多拉多，少多拉少米来米……”，身段、动作和步伐，均符合音乐的节奏、拍子，扭出多种形式的秧歌舞，有“一字形”、“穿十字”、“半月形，等共十二种，观众喜闻乐见，津津有味地欣赏、叫好，活跃了解放区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气氛。
三、反对封建迷信
在政治课和语文课里，反对封建迷信内容的篇幅占的比重也不少，学生学习了以后，能够从本质上理解人的穷富，不是什么“命运”“八字”注定，而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所形成的；所谓吉凶福祸是由鬼神主宰、菩萨保佑的说法，更是愚昧、骗人之谈。学生懂得了这些道理后，就随时应用。那时，各个村庄都在村头路口砌有一座土地庙，每逢节日或祈祷什么事情，都要去烧香磕头。学生们进行宣传活动时，便一股劲儿把附近的土地庙全部捣毁。仇桥西南角有座大庙宇叫“如来佛庵”，里面的菩萨塑像，也被砸得一塌糊涂。这样做，似乎有点过份，但在当时对破除几千年来的迷信观点，解放群众思想大有益处。
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风气日益形成，大家意识到，我们政府所以叫民主政府，就是要解除封建专制，反对个人独裁；讲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那时，在学校里处罚一个学生，在群众中商量一件事情；甚至在集会时拉唱一只歌子，都要讲民主。只要在场的人举手或鼓掌，要你唱首歌，你总得要唱。不然，就叫“不民主”，谁也不愿戴上“不民主”的帽子。这样理解“民主”虽然很不全面，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倾向。
废除封建恶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提倡过，但不能实行。在解放区里，可真搞得突出。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平等自由，打破了旧社会“乌盆不算盆，女人不算人”的说法。学校女生自觉地将自己的小辫子剪为“二刀髦”（短发）带动社会上妇女剪发。同时，废除缠脚，妇女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打破封建式的家长制、夫权制和一切陈腐的习俗，实行男女婚姻自由；妇女带头唱歌、演戏、扭秧歌舞，学干男子干的工作和活计。
后来发展到以学生为主体的儿童团，配合农救会斗争封建恶霸。儿童团的孩子们，冲锋陷阵，走在群众前头，扛着红旗，敲锣打鼓，所到之处，歌唱声，口号声，持续不断；吓得那些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土匪和顽伪官吏的狗腿子们胆颤心惊。惨遭过残酷剥削和迫害的贫苦农民，在斗争大会上对这些人的罪行，进行控诉，清算旧帐。学生们把清算得来的斗争果实（经过党支部或农救会分配），用于购买书墨笔砚。不仅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且反映了政治上的翻身，因此家长也都很满意。
四、普及大众文化
普及大众文化教育，在淮安搞得比较突出的是一九四三年冬学运动。县委领导亲自抓，以小学校长、单小教师为骨干，吸收塾师和社会知识青年参加，办了冬学教师培训班。当时的县委书记邹平同志亲自为冬师培训班讲课。那年，淮安、淮阴城里的日寇出动“扫荡”，县长赵心权同志每隔一、二天就向冬师培训班报告敌情，分析形势，动员学员们沉住气安心学习。跟随县政府行动的四百多冬师骨干。为了与敌人周旋，一个月内就迁移三处。开始在复兴镇报到、开学，最后在淤黄河夹堆里的龚营培训结束。我参加冬师训练，感到收获很大，尤其是明确了国内外形势、国共两党的不同性质和我党所面临的任务，为向群众宣传和教学。增加了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知识。
冬训结束回来后，我继续教小学，同时兼搞仇桥乡第五保（现在的高仇村）的冬学工作。冬学，主要依靠基层干部动员学员入学，运用杜会知识青年和“小先生”（三年级以上在校生）教学。学员对象，首先是基层干部、党员和有组织的青年、民兵、妇女，其次是一般农民群众。对于冬学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比较扎实，除了行政上部署外，实行干部分工包干，在校学生分包家长。还按照县里发下的词谱、统一教唱了《上冬学》的歌子：“同胞们啊，听我言：我们都是庄稼汉；从前要读书，没有钱，不识字，真可怜，好象瞎子看青天。”“同胞们啊想一想：赶快来上冬学堂……”
男女群众不分早晚、闲忙都唱起来，到处歌声嘹亮．热气腾腾。这对群众上冬学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冬学堂一般以行政组织或自然村庄为单位，分编学习小组。上学时间，主要根据天气阴晴、农事闲忙而定；有时也利用开会的会头会尾时间。学习内容，除了于部专讲时事政策外，正常的按照县里统一印发的《冬学课本》教学。对于那些记性差的中壮年人，冬师或“小先生”利用实物写字，如在扁担上写“扁担”，镰刀杆上写“镰刀”。小车上写“小车”等字样。这样看物认字，用物记字，效果很好，深受文盲欢迎。
搞得好的学习小组，不仅坚持上冬学，进入春季以后，转为常年业余学习，基本上达到普及大众文化的要求。有些党员和民兵、妇女，原来不识字，经过学习变为粗识字，有的还能看懂通俗报刊和写简单的来住书信，特别是政治思想进步较快。很多青年由于学懂了无产阶级革命道理。不少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纷纷远离家乡脱产工作，壮大了干部队伍，增强了党的力量，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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