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春节刚刚过去，日寇进逼两准，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至农历正月十三日，淮安即陷入敌手，广大人民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奴役生活。笔者追忆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的见闻，特分述如后：
偷窃成风
日寇入侵前两三天，形势已很紧张，城内居民除极少数人家留有年老体弱的人看守门户外，其他绝大部分居民都逃往四乡避难，真是十室九空。
日军进入淮安以后，早就隐藏在城里的一班汉奸如沙贵章、王子厚、刘侉子等纷纷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在日寇的刺刀指挥下，首先成立“维持会”①，规定三天或五天开放城门一次，让老百姓进出。这时，一批一批进城的人，除去一些所谓“良民”外，大多是无业游民，进城后为求生存，只好公开偷窃，把下乡避难的居民门户打开，首先挑选食物。由于出走时正是春节期间，一些吃的东西不及携带，家里大都存有风鸡、咸鱼、咸肉、馒头、炕饼等等；那些大杂铺里还有什么鱼翅、海参、火腿、板鸭以及各种蜜饯，都统统被搜罗出来，大啖特啖。其次就是偷窃衣服、被褥，再次就是木器家具，最后才偷古董、玩器、书籍、字画。这种明目张胆的大肆偷窃活动，日寇和大小汉奸故作不知。因为很多珍贵物品，早披他们自己大量攫取；较好一些的也为“维持会”搬走，有的亦已据为已有。由于掠夺、偷窃的衣物太多，“维持会”为了假意撇请，拿出一部分衣物来实行大拍卖，价值极其低廉，可是买者寥寥。还有一部分家具，其中不乏紫檀、花梨、红木做的，日寇竟然干脆搬去烤火。这种暴殄天物的行为，真是空前绝后。公开的各种东西，被他们偷光、吃光、卖光后，进一步就挖掘窖藏在地下的财宝，那些富有人家的复壁、地板、罗底砖下，都被他们搜寻挖掘殆尽。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笼罩下，有些替地主宙商留守看门的人，也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得到不少好处。
四出“扫荡”
日寇占领淮安后，为了巩固它的侵略统治，并加紧对中国人民的敲榨勒索，不久，以沙贵章为首的一班大小汉奸，在“维持会”的基础上，开始组织伪县政府以及警备队、警察局等。这些大小喽啰，虽然粉墨登场，但只能在一个碟子大的城圈内活动。为了扩大地盘，更多地榨取老百姓血汗，这些大小汉奸在他们的主子——侵华日军的支持下，开始“扫荡”活动。当时躲避在城郊附近的老百姓，被他们连哄带吓，一批一批地被逼进城。这些人进城后，禁不住威逼利诱，少数败类参加了伪组织。由于日寇连续“扫荡”，进城的人越来越多，敌伪也就有了更多的敲榨勒索的对象了。
所谓“扫荡”，既无定期，又无范围。如果要到离城较远的地方“扫荡”，就组织大规模的行动。队伍出发次序大致是：先派情报员探路，继之是伪警备队，大小汉奸尾随，日寇大部队押阵。如果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日寇就用小钢炮开路，再用重机枪乱扫一阵，见无动静，方敢继续前进。这样大规模的“扫荡”，多有预定目标，例如驻过伪中央军或地方军警的集镇、村庄。因此，凡是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必然遭受双重灾难，即既要忍受伪中央军的敲榨勒索，又要遇到日寇“扫荡”抢劫的危险。
敌伪每次“扫荡”以后，大小车辆装满了粮食、牲畜、家禽乃至衣服、家具，应有尽有，真是满载而归。特别是有些殷实农民，每每加上通“敌”嫌疑，被带进城里。这与土匪绑架勒索，没有两样。由此可见，“扫荡”，实际上就是汉奸和日寇勾结起来开发财源的一大门径。
卖“良民证”
日寇四出“扫荡”以后，进城的人也就陆续增加，伪警察局开始办理户口登记，接着就出卖“良民证”。城里人口一多，日伪也就有了更多的敲榨勒索的对象。所谓“良民证”，实质上是日寇统治群众的一种手段，也是他们开辟财源的一个机会。在日寇眼里，认为你不是什么“危险分子”，就发你一张上面印有“良民”的卡片，填上你的姓名后，就表示你是一个“良民”了。否则，会处处受到麻烦，甚至会有性命危险。群众迫于当时清况，买“良民证”进城的人逐渐增多，及至回到家里一看，真是家徒四壁、面目全非。所以，买了“良民记”久久不走者有之；早上进城，晚上仍旧回到乡间住宿者有之；个别买者有之，全家买者有之；买了“良民证”而不回来，只图进出便利者也有之。形形色色，各有意图。买了“良民证”的人家门口，均贴有“良民在家”四个字的红纸一张，日寇看见，表面上禁止它的部队进去骚扰。有人知道这个窍门，就不问在家与否，竞一律贴上这张红纸，日寇也真伪莫辨。后来因户口吃紧，伪组织人员挨户查禁，这种现象才逐渐停止。
草木皆兵
日寇占领淮安以后，实际上是一座孤城。它们留守的兵力也很少，因此，不管白天黑夜，都是龟缩在城里，即使有时出现在城头上，也是色厉内荏，草木皆兵。譬如，看到城郊附近的农民，肩头上扛着扁担、锄头、粪勺之类的农具，它们就歇斯底里地以为是枪枝，随即乱枪齐发。如果是三五个人肩上合抬一件什么东西，目标更大，那就更加危险。它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轻则机枪扫射，重则小钢炮乱轰。如果被它吓得飞跑躲让，那钢炮就跟着你开花，就这样不知误送了多少无辜人命。
虚张声势
日伪统治的地盘虽然逐渐扩大，但并不能完全解除它的惊恐心理。每天夜晚，日寇在城头站岗值勤，必开几发小钢炮借以壮壮自己胆子。城墙垛上还挂上许多铁质香烟罐子，假充手榴弹。更可笑的是还把东岳庙、城隍庙里泥像抬到城头上，戴上一顶帽子，背上插根玉米秸子当做步枪，远远看去，活象一个人站在那里。这正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纸老虎的面目。
建立“政权”
在“维持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伪县政府。时间不到一年，日寇统治地区由城市而近郊并逐步向四乡扩展。东面由闸口、下关至黄土桥；西面由杨庙至黄家码头；南面由二堡、平桥至泾河；北面由河下至板闸，皆有伪区、乡、保长的设置。这些基层的大小伪官，大都是“骑墙派”：他们一方面替伪政权卖力，一方面又与伪中央军保持联系。这当然是一项复杂微妙的困难差事。因此，尽管他们两头通气，手段圆滑，还不时受到挟制，不是被那方抓去说他通连日寇，就是被这方抓来，说他勾引“毛猴子”(日寇称伪中央军为“毛猴子”)。而这些“两头蛇”虽然受了双方的揉搓，可是“钱能通神”，因为有权可以弄到钱，有钱可以买到命，也还是甘心为虎作伥，丧尽廉耻，而真正受到灾难的还是广大的老百姓。
二皇“发财”
一九四O年，伪政权逐渐扩大，伪警备队也随之扩大。群众统称他们为“二皇”。因为日寇自称为“皇军”(日本有天皇)，人们也称之为“大皇”，这些伪军是日寇的爪牙，低于日寇一等，当然是“二皇”了。另有一说，淮安俗称人矢为“二黄”，“黄”“皇”谐音，所以称他们为“二皇(黄)”者，也就是说骂他们做了“二皇(黄)”必然是死(矢)路一条的意思。
当时，二堡、下关、河北各驻了“二皇”一个小队。每天夜间都有东路(指淮安东乡国民党韩德勤政权所在地)来的私盐商贩从那里渡河，到运西一带销售，获利甚厚。“二皇”岂能放过这个发财机会。遇到这些商贩到来，首先要勒索一笔过河费，据说钞票要用蒲包装；其次还巧立许多名目如购买枪枝弹药、慰问他们官兵等等，总之，有了钱什么问题都好说。他们拿了钱，又希望拿得长远些。所以“二皇”对于这些商贩，既有挟制也有保护的双重作用。至于河下、下关等地，许多贩运粮食、土货的人，也是夜间偷过，如果日间遇上日寇，就有遭受没收的危险，所以情愿出些“买路钱”，倒可以顺利通过。这么一来，“二皇”每天都可以捞到一笔大大的油水。
交换“情报”
在日伪统治时期，特务机构到处皆是，其中以日寇宪兵队的情报组织最大，牌子也最硬。其次是日寇部队里的情报队，再次才数到伪政府、警察局、警备队等情报队。在伪中央的统治地区，许多杂牌军队以及伪县府、区公所，也都有情报组织．这些情报组织实质上搞的就是特务活动。双方情报组织如此之多，而收集情报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里有这么许多“专门人才”呢？原来他们另有窍门。双方的情报人员，每天规定一个时间、地点碰头接谈，互通声气，交换资料。据说在交换过程中也是有条件的，分等级的，要互不吃亏，各得其所。总之，汇报到双方上司方面，能交了差才算有用。南门外、下关、河下那些小茶馆和小饭店里，都是他们接头的所在。如果碰到敲榨勒索大有油水可捞的机会，互相也是心照不宣，甚至坐地分赃，达到皆大欢喜。
商贩投机
城里的地主、巨商、富户，除少数远走江南，大部分避居距城较远的乡间。有一部分小商小贩也乘此机会大搞投机买卖。那些剥削阶级在城里吃惯、穿惯、用惯，现在有钱无市很不习惯。商贩们掌握了这个特点，就法外设法，跑到其他城镇贩买一批批奢侈的生活食用品，一钱买，三钱卖，有的甚至还要多些。那些财主们只要适合自己胃口，就心满意足了，根本不顾贵贱。所以在乡间的一些临时小店里，不仅售罄卖光，架无存货；而且供不应求，利市三倍。至于靠近郊区的小商贩，名为避难，实际上也做了一些投机交易。为了进出城门便利，他们也买“良民证”，利用开放时带些日用品进城，然后换购一些什物出城，再转售给乡间农民，如此一举两得，大获其利。
戴“活财神”
戴福如，排行第六，一般人都叫他“戴六”。抗战前，开设采莲室纸坊，座落在响铺街(即震丰园西边)，资本雄厚，又善于经营。两间店面门，外表并不显眼，业务却相当发达，在淮安称得起一个大资本家。后来，他又开了一爿印刷所，规模相当大，一开始就办了四开机两台，头、二、三号圆盘机也有五、六架之多；全副铅字，共有十多架，其它如铸字炉等应有尽有；工人计有三、四十人。真是生意兴隆，其门如市。恰巧那时有一班投机政客和无聊文人大办地方报纸，印刷机构更加吃香。戴家的财名也因此日益远扬。
淮安沦陷后，他的财欲也更加膨胀。日寇带来一批翻译，闻他大名，多喜和他接近。他得了这个机会，便拿出商人那一套的吹拍手段，双方搞得火热。本来戴的神通就不小，再有此靠山，更觉如虎添翼，除了利用活动资金大做其投机交易外，又利用自己进出“官府”的特殊身份，什么“穿针引线”、“拉皮条”“拦驴头”等无所不为。这种不要本钱的买卖，只须动动嘴，跑跑腿，打打花脸，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多财物。这种易得之财愈聚愈多，资金也就愈积愈厚，真是钱象水似的朝他家淌。他家原住城内龙窝巷，仅有一处私宅，没两年又买了好几处民房，因此，人们把龙窝巷改呼为“戴家巷”，称他为“活财神”。这位“活财神”有钱有势，连比他岁数大的人见了都称呼他为“戴六爹爹”。戴对“端盒子”(即替人说情谢以财物的意思)这种买卖是很有经验的。间或遇到没钱的人去找他，为了沽名钓誊，也能帮你一点小忙而不取任何财物；但如遇到富有多金的“肉头财主”请他帮忙，他就不客气地“双拿鱼”(即矛盾双方都有馈赠)了。当时有些人一经受到敌伪的呼唤，只要钻到“戴六爹爹”这条门路，任何“关隘”都可以通过。因此，戴的这种买卖十分兴旺，他家的大门口从早到晚，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由于他的神通广大，欺世盗名，作恶多端，直接间接受他害的人很多。所以当时淮安有一句民谣：“要得淮安安，杀了戴六和张三”(张名瑞和，是公和煤店老板，日伪时期与戴狼狈为奸)。
一九四五年八月，淮安第一次解放，戴六被镇压，真是人心大快。
伪警帮凶
淮安陷敌以后，一般人进出城门，都要向站岗的日寇行鞠躬礼，否则不许通过。进出时嘴里不许衔香烟，稍不注意，那就要喊“站住”，既不许动弹，又不告诉你为什么事，必须等第二个衔香烟的人经过，又吆喝着“站住”，这时才许第一个人走开。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先向伪警察敬枝香烟，他马上向日寇咕噜几句，，也可以放行。如果进出城门携带包裹箱笼等，必须打开检查，故意替你弄得乱七八槽，抛散满地，你如事先向伪警打个招呼，塞他几张钞票，也可以随手放行。
日妓行凶
日寇进驻到那里，总是随军带来一批妓女，有日本人，也有东北人，还特地设立一个妓院名为“慰安所”。淮安日寇妓院设在府上坂头石库大门内(现为人民银行)，专供日军官兵寻欢作乐的处所。这些妓女自己受人蹂躏，还要依势压人。她们白天三五成群、脚上拖着木屐，的的笃笃的横行街道，一路上狂谈骇笑，妖形怪状。过路的人如不识相，向她们嗤鼻笑笑，或者无意碰撞了一下，她们马上一窝蜂地跑来扯你衣服，骂你打你，硬说你调戏她们，最后还要把你拖到“新民会”②去讲理，真是恬不知耻。
日寇“醉德”
日寇官兵经常三五成群以酒三分醉，酒后到处乱窜，寻找“花姑娘”(这是对中国青年妇女的污辱性称呼)。这时只要碰到年轻貌美的妇女，它就极尽调戏、污辱之能事，甚至跟踪追到你家内在光天化日之下发泄他的兽欲。受害者敢怒而不敢言。就是碰到男性，也照样晦气，轻则拿你开开玩笑，重则骑在你身上，公然打骂不休，即使被他打伤，也没处讲理。据说日寇部队有这么一条规定：醉汉打死人是不抵命的。当时经常有歪歪斜斜的醉鬼横行在大街小巷，甚或醉倒在路旁，人皆视为野兽，避而远之。
“判官”作恶
一九四一年，伪警察局扩大编制，局长赵欲华，东北人，翻译出身。局里有几个股长，也都是东北人，还从徐州放来大批翻译，其中一位姓崔的兼经济股长，混名叫“崔判官”。他无恶不作，无钱不要，外出执行任务时，都是深更半夜，天明回来，干的都是象土匪那样打家劫舍的买卖。每次外出，总要带几个强有力的警士和情报员，地点都在板闸前后，乌沙河一带或者河北城隍庙后边，专门剽劫来往客商，以“资敌”为借口，没收其财物。回来时，驴驮担挑，满筐满箧，象这样的罪恶勾当，除了雨雪天气外，可以说是每夜不空。所以伪警察局大小头目特别是他的私人进帐，日益增多。他们除了这项经常固定的劫掠外，还随时随地乱敲竹杠，有明敲，有暗敲；有间接敲，有直接敲；有硬敲还有软敲，真是花样百出。“崔判官”敲竹杠的助手是伪警局的十几个著名警士，混名叫“四大金刚”、“八小鬼”、“一判官”，判官当然指的是崔，那些“金刚”、“小鬼”的真名实姓可惜都记不清了。
注：①维持会：日寇进入淮安后，在其操纵和授意下，由地方上认贼作父的汉奸组成的临时政权机构，也就是伪县政府的前身。
②新民会：这是华北地区自上而下垂直系统的、由日本军部直接控制和领导的军政最高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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