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战报》 / 汪养吾口述　汪性颖整理

我所知道的《战报》 / 汪养吾口述　汪性颖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两淮一带，前后有四五年时间，一种名为《战报》的报纸，在社会上相当畅销。当时，我担任该报的战地记者兼地方新闻版编辑和两淮前线交通站主任，并因此在淮东乡沦陷时曾遭受日寇酷刑，以致造成终身残废。四十多年来，我虽然身在海峡彼岸，但对参加《战报》工作这段历史，却经常萦绕于脑际间。这次回乡探亲，专访了地方史料办公室编者，面述了我所知道的《战报》，既了却我的一桩心愿，又能为地方文史研究拾遗补缺，心情感到分外的愉快。

民国廿七年（1938）“双十节”，《战报》在淮阴创刊（代替原在镇江办的《苏报》），直属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民政厅领导。民政厅新闻处处长刘穆非兼《战报》社社长。民国廿八年（1939）二月两淮沦陷，《战报》社随江苏省政府从淮阴迁往兴化。由于财政经费所限，《战报》社改属八十九军政治部领导，刘穆非继任政治部主任兼社长，经费由军费支付。民国卅年（1941）元月，由于日伪“扫荡”，兴化、东台相继沦陷，《战报》社又随省政府转移到淮安县东南乡。省府设在车桥东南大杨舍（今淮安市泾口乡大杨村），《战报》社驻小邓舍（今淮安市施河乡邓舍村）。此时八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已由李云霈接任，因军务繁忙，《战报》社社长一职，改由一一七师政治部主任仇霈生（灌云人，上校军阶）兼任。

《战报》进驻淮阴、兴化时，有工作人员五十余人，报纸对外发行，军民均可订阅。迁往淮安东南乡后，报纸只对军方及省、县所属各机关发行，人员压缩到三十余人，其中有送报兵二十人，每日负责骑马武装送报至各军、师、旅、团、营、连、排及省、县各行政机关。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原为李守维，黄桥战斗阵亡；后为顾锡九，涟水人，中将军阶）所属三十三师（第一任师长贾韫山，泗阳人，少将军阶；后为姜云清，宿迁人，亦少将军阶）驻车桥、曹甸；一一七师（师长刘漫天，河北保定人，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少将军阶）驻宥城；一一二师（原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后划归鲁苏战区副总部指挥。师长霍守义，东北人，少将军阶）驻益林、凤谷村；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山西人，上校军阶）驻西安丰。送报兵每日都必须风雨无阻地将《战报》送到这些地方的驻军官兵手中。

《战报》社有社长一人，下设编辑部、发行部、总务部。编辑部，尹元甲任主任兼总编。尹系镇江人，中校军阶（现住台北市）；战地记者兼地方新闻版编辑汪浩然，淮安城区人，少校军阶，即本人。另有两位编辑，一是李吟甫，文职人员，享少校待遇；一是鲍敬唐，文职人员，享中校待遇。他俩负责编辑副刊版。发行部，洪漫天任主任，沭阳人，少将军阶，送报兵由其指挥。总务部，何维纯任主任，淮安城区人，文职人员，享中校待遇。

当时《战报》工作人员饷金，全以现洋（即银元）计发。少校八十块现大洋，中校一百块，上校一百二十块。

《战报》为日刊，展转迁至淮东乡后，由原来的对开版改为四开版。第一版，专刊电讯稿，报道国际新闻；第二版，刊载徐州所属的丰、沛、肖、砀等县电讯新闻为主要内容，第三版，地方新闻，在淮东乡时，主要报道宝应、淮安、盐城、阜宁四县的战况和动态，第四版为副刊版，稿件来源多系军队政工人员投稿。民国卅年（1941）至卅一年（1942）间，我曾写了一篇章回体记叙文《古城沦陷记》计二十多回，三百多章，十万多字，以“楚城浩然氏稿”在《战报》上连载了一年多时间。现隐约记得《古城沦陷记》中，我从汉奸沙逆贵章、李逆善夫组织“维持会”开始写起，日寇每下乡扫荡一次，我即将采访到的有关新闻写成一回，借以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和伪政府为虎作伥的丑态。由于战乱和年深日久，手稿及报纸均未及保存，可惜!可惜!

《战报》社有一台收发报机，由编辑部经管，台长朱新符，铜山县人，同中校军阶，收发报机均由他一人负责。第一版的国际新闻和第二版的全省各市、县新闻均由此渠道获得后刊出。

《战报》所用的纸张，到淮安东南乡后，起初多是从宝应县城购买。因我又兼前线交通站主任，故曾多次化装进宝应城，配合总务部人员，从日寇占领下的宝应购得纸张，又偷偷运出城。一次坐黄包车（即人力车）进宝应西门，因车夫动作迟缓了一点，未即时让我们下车向鬼子鞠躬，鬼子发怒打了车夫一记耳光，搜去了我们身上带的所有现大洋，险些暴露了我们的身份。此后纸张紧张了，我们就配合淮阴人高天摩先生在淮东乡蒯湾成（在大施河附近）合资自办纸厂，以供应《战报》的需要。高天摩先生原为淮阴成志中学校长，淮阴沦陷后，到淮东乡办私立中学，兼办纸厂，收废旧纸张打成纸浆制成有色纸。这样既解决了我们办报用纸，又解决了办学需要的学习用纸，真是一举两得。由此可见，我们当时办报之艰难了。

报社有印刷机四台，对开机一台，四开机二台，大型圆盘机一台。铅字全套，头、二、三、四、五号、新五号……均齐全。排字房工人近三十人，同军人待遇。排字房负责人陈士兴，盐城人，因此工人多为盐阜班底。其时有一木刻工人，名李善芜，盐城人，是个麻子，写得一手好字。会刻，会画，缺什么字，需什么插图，均由他一人刻板，副讨报头，也由他设计、刻板，期期变换。此人因面麻、心灵、手巧，而给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报社人才和设备齐全，所以一开始除编印报纸外，还从上海购进优质纸印刷“江苏省农民银行”纸币。但时间不长，因为断了纸源，加之通货贬值，信誉不高，无人肯用，也就停印了。

《战报》的稿酬，每千字五十元（“江苏省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报纸亦登些广告、寻人启事、结婚启事、讣告等，以增加点收入作为报社工作人员夜餐之补贴。当时环境虽然动荡不定，生活待遇亦不是很好，但为了抗战，大家干得还是很有劲头的。《战报》发行量达三千余份。一般是每晚十二时付印，翌晨五时印完，立即送出，工作极其紧张。从创刊那天开始，《战报》的办报宗旨就是以宣传抗战形势，揭露日寇阴谋，报道日军动态，宣传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政策法令为主，对新四军的战况也作过报道，但由于接触少，报道的不多。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对《战报》发表的地方新闻也经常过问。一次我进了益林、东沟，从凤谷村报道了一则《乘胜追击，收复东沟》的消息。第二天上午，韩德勤主席见报后，立即让《战报》社长葛贤宁（沭阳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八十九军政治部上校秘书，民国卅一年（1942）继仇霈生兼《战报》社长）通知召见我。韩问我这条消息从何而来，我说是直接从益林、东沟得来，从八十九军军部凤谷村发出的。韩说，新闻不可有一点虚构，东沟收复，那实际上是日军调防。并要我今后不可随便发布此类不实消息，等等。

1943年2月13日（民国卅二年农历正月初十），盘踞在淮城、淮阴、宝应、盐城、阜宁的日寇，发动苏北春季“大扫荡”，分四路围攻淮安东南乡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辖地区。八十九军所属三十三师和独立第六旅等奉命全部向运河西突围，打算向津浦路西撤退。《战报》社的全体军政人员也奉命随军撤离，《战报》也就从此停刊了。

1943年农历正月初十部队撤离的这天深夜，社长葛贤宁通知我留下，一是因我携家带眷，行动不便，二是让我负责处理报社那些笨重的无法带走的印刷机器和电台、发报机等。我连夜动员和组织民工，将这些东西埋藏在小邓舍村的庄沟里。第二天，车桥失守，接着日寇占领了蒋桥、大杨舍和小邓舍。由于搬运、埋藏都非常仓促，铅字丢得沟里沟外皆有。日寇发觉后，将机器、电台刨出来砸碎，我被抓走，关在大杨舍原省政府办公厅的地下室里。鬼子对我进行严刑逼供，要我交出报社的其它设备和送报兵用的枪枝等军用物资，并对我施用电刑，刺激我的头脑和眼睛，致使我后来双目失明，造成了终身残废。小邓舍周围的农户，皆是我岳父家的佃户，我岳母请人联名向鬼子保释我，又花了五十担谷子买通了鬼子的翻译官，我才得以生还。从此，我离乡背井，远走天涯，一挥手间，已近半个世纪了。

这次回乡，我和我的夫人专程去了小邓舍，作了一次旧地重游，尽管我的眼睛已看不见这里的一切了，但小邓舍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还能认出我来。他们告诉我，鬼子为了清查《战报》社的机器、枪枝，将小邓舍挖了一个底朝天。乡亲们还告诉我，这么多年来，几乎每次清理庄沟时，都还能挖出一星半点的铅字来。老一辈的人，每当见到这些，便会触景生情，勾起许多辛酸的回忆。

《战报》从1938年10月10日创刊，至1943年2月13日停办，前后共四年四个月零六天。上述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