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淮安第一次抗洪斗争的回忆 / 卢宝骧口述 朱慧君整理
一九五四年夏天,淮安发生了解放后第一次特大的洪水灾害,整个运河以西,灌溉总渠以南,西南至岔河、仁和,东至三堡、南闸,六十余里方圆,都成了泽国。从淮河东下的洪水,直灌淮安城以西的几个区,二十余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淮安县委书记李仲英、副书记邵风翥、县长赵荣洲、组织部长颜太发等党政领导同志,心急如焚,在组织抗洪斗争领导班子的同时,亲自带领县直机关干部分赴各灾区,会同区、乡、村干部,战斗在抗洪斗争第一线。那时候,淮安属盐城专区,专区机关亦来了人。他们发扬革命战争时期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死守在白马湖堤上,日夜注视着淮河上游下来的水势,确保这块地区二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几十万亩绿油油的水稻、杂粮的生长。
上级机关一次又一次地通报日趋严重的水情,西南风吼叫着刮来,洪水凶猛地暴涨着,丈把高的白浪狠狠地袭击着白马湖大堤。眼看大片稻田将要保不住了,李仲英、赵荣洲等领导同志横下心下了第一道命令:宁可弃物,定要保人。首先动员和组织男女老幼,以最快速度撤离村庄,转移到总渠和运河大堤上,党员和干部帮助群众用芦席搭起许多棚子作为临时住处。西至永济洞,南至南闸的泾河,六十里长的两条大堤上,芦席棚一个连着一个,人呀,牛呀,猪呀,鸡呀,全集中在这里。
在一天风大浪急的紧要时刻,县委书记李仲英又下一道命令,凡是县里来的和当地年富力强的干部,以及一部分青壮年农民,统统下水抗洪。很快,从南闸的小堆头子到西闸口十多华里长的沿岸水面,便筑起了一道人墙,以人的躯体和芦柴把子,来阻挡水浪向堤岸的冲击。当时正是大暑天,气候变化无常,时而大雨倾盆,时而烈日当空。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人泡在水里,时间长了,再强壮的身体也会支撑不住。但是,在与洪水搏斗、争夺生命财产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后退一步。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场灾害实在太严酷了,没过几天,大水还是吞没了运西大片土地,庄稼被淹没了,群众的草房,象一片片凋零的荷叶漂浮在水面上,成了蛇和老鼠的栖身之处。面对这严重的灾情,县委立即又采取紧急有效的措施,将党员和干部分派到大堤上,帮助灾民安排生活,度过难关。在堤上工作的同志相当辛苦,几乎是站也没处站,坐也没处坐,任凭日硒、风吹、雨淋,还有蚊子、苍蝇的叮咬,可大家都认真负责,没有半句怨言。
这年,是我从外地调来淮安工作的第二年,职务是县粮食局副局长。水灾发生后,县委通知我,迅速组织力量,将存放在岔河、仁和的一二百万斤小麦抢运到宝应县借存。那时,“通知”如同军令,刻不容缓,我立即带领粮食局干部任栩(已去世)、吴云霞等几位同志奔赴岔河、仁河。到了那里,马上寻找、雇用了几只大木船,组织民工搬运粮食上船。待我们把两地小麦运走后,地面积水已达一公尺深,库底的小麦已来不及清理了。当时,我只好从最坏处着想,布置粮库人员用跳板和梯子在库里搭起水台子,吃住在上面,以防更大的水患。岔河粮厍主任葛在林同志(已辞世)以身作则,始终和职工一道在水台子上面坚守岗位。
抢运粮食的任务刚完成,县里又要我速回淮安,我立即雇乘一只小船赶回。当时来人除通知我回县里外,没有其它话,我甚为纳闷,是否又发生了什么新情况?到了淮安以后,才知道县委又交给我新的任务,就是把存放在城内的淮城(现织袜厂)、城东(东岳庙,即现织布厂)、城南(现米厂)、新城(圆明寺内)四个粮库的粮食转移到安全地点。因为根据当时水情的发展,上级机关内部已作出万一的应变决策:准备破坏运河东岸一段河堤,从而使总渠以北,废黄河堤以南,渠北地区除保住淮安城及其近郊部分地区外,将形成一道洪水走廊让水排入黄海。如果采取这个措施,淮城必然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城区粮食要迅速转移。后来上级领导又经过多方考虑、研究,同时水情也有所缓解,因此最终没有按照这个计划执行。
这次抗洪斗争,前前后后约有一个半月时间。洪水渐渐退去后,县委又分派党员、干部安排群众生产自救,重整家园。被分派去的党员、干部、自带背包,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组织和参加秋耕秋种,晚上睡地铺。因为洪水刚刚退去,地面相当潮湿,我当时向群众借了块拦鱼用的簖箔子铺在地上睡觉。
光阴似流水,三十六个年头过去了,四忆那年与洪水搏斗的紧张日子,我们的中共淮安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班子,我们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真正是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生死患难一条心,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当年率领全县人民战斗在抗洪第一线的县委书记李仲英、副书记邵凤翥、县长赵荣洲,均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令我永远怀念。今天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振兴中华,更加需要继承和弘扬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写于一九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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