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淮安的革命形势 / 孙芝瑶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淮安的革命形势 / 孙芝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促成了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本文试图根据中共党史文献、淮安县志稿以及有关人员的档案和回忆录，记述并评介这次国共合作在淮安激起的强烈反应及其积极影响，请读者指正。

淮安最早的国民党县党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淮安城乡广大人民也同样遭受野蛮的掠夺和残酷的压迫。加之当时天灾连年，战祸不断。1921年淮安洪水暴发，1926年城乡时疫盛行，1924年9月的直皖战争和1925年儿月的直奉战争，都殃及淮安的人民。尽管天灾战祸接踵而至，但是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仍有加无已。特别是由于缴纳大量地租、田赋和附捐，负债农户竟高达85％以上，他们一天一夫地朝着破产方向走去，全县尤以北乡为最。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关于淮安北乡暴动的视察报告曾作出了这样的描述：“北乡全部都是旱田，土地非常之坏，农民生活非常之苦。”并且指出：“北乡土地坏，农民比较强悍，好些事都是北乡的人领导起来的。”

这种社会经济情况反映到政治思想上，则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北乡青年知识分子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淮安县志稿》记载：“民国后，淮安北乡莘莘学子，多醉心于革命主义，投身国民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方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同时凡真正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则尽量吸收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淮安的国民党组织和共产党组织，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杨克，原名杨济沧，钦工后营人，是淮安最早的国民党党员之一。他1922年2月考进南京江苏蚕业专门学校，1924年1月寒假旅沪，通过苏北同乡王启元的关系，由上海大学学生杨之华（女）介绍加入国民党，直接在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党部任职的共产党员朱季恂的领导下工作。1924年7月，杨克被委任为淮安特派员，回到家乡进行革命活动。是时，淮安全县行政区划为23个市、乡。杨克回淮后，首先从设在北乡横沟寺的淮安县立乙种农业学校发展教师、横沟寺人陈治平和高庄人厉冰心等参加国民党，北乡王口人牛践初、青莲岗人汪晋谟、谷鸡嘴人汤述周等亦同时加入。大赵庄人赵心权也是在这个时候参加国民党的。赵后来回忆说：“当时，国民党左派吸收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组织，而我在陈治平的帮助下填了表，加入国民党左派。”不久，各市，乡许多知识青年相继参加国民党，遂建立3个区党部。同年11月，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党部委员范炳燮奉命来淮，召集全县国民党员开会，选举陈治平、汪晋谟、牛践初、贾价千（钦工贾庄人）、杨克、汤述周、陈国干（横沟寺人）等7人为执行委员，王蔚西（北乡陈圩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并推选陈治平为常务委员（此职相当于后来的书记长），厉冰心为监察委员。这是淮安最早成立的国民党县党部。不久，陈治乎前往广州，投奔黄埔军校，复由执行委员公举汪晋谟为常务委员。这个秘密的县党部机关即设在横沟寺乙种农校内，除发展组织外，其主要工作是开办平民学校，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后来，因为军阀迫害，党员大多外出活动。

北乡进步青年投奔黄埔军校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市郊黄埔岛上，故通称为“黄埔军校”。为保证这个军校学员的政治素质，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选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并动员进步青年前往报考。于是，淮安北乡许多青年被动员投奔黄埔军校。主要有：

1924年12月，国民党淮安县党部常务委员陈治平，通过杨克和在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党部供职的共产党员朱季恂的关系，偕同高鹤飞、厉百川、范鸿儒等，到上海环龙路44号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应考，取得证明信件和路费后，即奔赴广州，跨进军校，接受革命军政教育。是时，为黄埔军校第三期。他们当了半年入伍生，陈、范回淮，高，厉转为军官生。

1925年2月，赵心权、杨济干、董毓宾，董毓之等一行24位青年，在杨克的陪同下，到上海与其它地方的五、六十位青年汇合后，向广州进发，投奔黄埔。他们行至汕头，被军阀陈炯明部队捕获，不久，逃回淮安。

同年10月，厉冰心亦进入黄埔军校，其时为第四期。

1926年6月，陈治平又到军校，任入伍生二团文书。在工作期间，他通过杨克的关系，结识了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的共产党员侯绍裘等人，不久，离广州到上海，经侯介绍，加入共产党。陈是淮安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是时，谷大涛已从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即省立淮安中学前身，校址即今淮安师范）毕业，并在淮安县立第三小学（即谷圩小学）任教半年多，仍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广州，考进黄埔军校第六期。在学习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淮安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这些青年学习期满后，有的留在国民革命军，有的回到家乡，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第一次大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陈治平回到淮安

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国民党员回到淮安，继续进行宣传活动，壮大进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为迎接和响应北伐，11月，共产党员陈治平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淮六属（即原淮安府属淮、淮、涟、泗、盐、阜六县）特派员的身份返归苏北家乡。他到淮安后，即着手重组县党部，召开党员大会，选举汤述周、牛践初、汪晋谟、胡志超、谷一声、张益民、唐保贞7人为执行委员，张君如、刘子玉为候补执行委员，并推选汤述周为常务委员，决定陈国干为监察委员，刘锡藩为候补监察委员，仍以乙种农校为秘密办事机关。到1927年4月，全县国民党员已发展到284名。

苏嘴、龚营、吴码这些地方，现在均属淮安管辖，其时苏嘴一带却隶属阜宁，龚营、吴码一带则隶属涟水。作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淮六属特派员的陈治平，除协助淮安县党部在北乡钦工、大董、谷圩等地成立读书会，发展国民党组织外，还到涟水丰河联络进步青年沈祝唐（又名沈华山），并通过沈结识了吴码吴乐群。吴、沈当时在吴码小学任教。在陈的指导下，他们组织一批知识青年，学习和宣传《三民主义》、《组织农民协会章程》等进步书籍。吴还从苏嘴借来一架油印机，把《三民主义》、《组织农民协会章程》和《宣传纲要》三本小册子翻印出来，第一次翻印40本，第二次翻印50本，沿废黄河堤分发到龚营、下营、黄营、丰河等地。

在陈治平及其国民党左派朋友们的帮助下，许多地方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其口号和主张是：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抗租抗债，抗捐抗税，农民事情自己管，协商解决讲民主；不到衙门打官司，一切权力属农会。尽管这时农会和妇女协会还比较松散，但毕竟把他们组织起来，并引上了革命大道。1927年6月，县妇女协会主任王明辉还被推举参加具有革命民主政权性质的县“反动分子和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

是时，淮安宣传工作也有声有色。如《淮安县志稿》所记述：国民党淮安“县党部成立后，各党员努力工作，宣传主义，恒借赛神演剧民众麇集之际，尽力宣传革命。时孙传芳自江西败归，与苏省特借亩捐为助饷计，党同志愤甚，益大呼反抗，并以印刷品寄孙警告，闻者无不乍舌。是时，复办平民学校，来学者较（民国）十三年尤众。驯至数十里内，妇孺走卒，皆知三民主义为救国之良方，而视军阀为仇敌。”

大桥农民武装抗捐斗争

在北伐战争胜利形势的推动和鼓舞下，淮安人民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东西南北四乡皆有响应。1927年春，大桥农民甚至掀起了武装抗捐运动。

北伐军出师以来，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就攻占了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是时，直系军阀、所谓五省（即闽浙赣皖苏）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自江西败退到南京，勾结土豪劣绅，征收二角亩捐（即每亩地征收二角钱捐），以助军饷。中共江苏省特派员关于淮安北乡暴动的视察报告曾提及该县豪绅向农民摊派二角亩捐的情形：“江苏地盘在直系比较多，豪绅资产阶级地主与直系勾结也深，所以孙传芳临败时在江北捐款特别多；一般绅士格外帮忙，将重担嫁于农民。孙军临退，淮安绅士另筹了一笔款子。他们要将这笔款子加在农民身上，故有二角亩捐之举办。农民都是名有其地，实则早已属债主所有物了，要他出二角一亩的捐，所以他们非常反对。”在这种情形下，开明绅士、集义乡团董冯怀信发动和组织当地农民进行抗捐斗争。该乡乃当时淮安县23个市、乡之一，东邻阜宁苏咀，西至高荡、骆荡，南抵市河汤彩桥，北接涟水龚营，包括陈杨、地埠头，许王贾郭，丁姚胡宋，汤衡时葛邵柴沟十三庄大、小菱陵，还包括废黄河北岸的胡寨、新庄等地方。这个团董平时能够宣传三民主义，反对腐败。他曾在大桥镇东头净土院庵门两旁悬挂虎头木牌，一旁写着“肃清土匪”，另一旁写着“禁止赌博”。是时，在冯怀信的领导下，以大桥镇为中心的淮安东北乡农民七、八千人，手执钢枪、土枪、土炮及大刀、长矛等，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时庵开大会。广大农民庄严宣誓武装对抗征收二角亩捐，向孙传芳军阀作坚决斗争。大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从时庵到苏咀，长达10余华里，浩浩荡荡，掀起了抗捐运动的热潮。中共江苏省委1927年10月在《江苏省各县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报告》中对这一运动曾作了总结：“该县（淮安）农民大多数是佃农雇农半自耕农，仅有很少数的小地主，也日在破产的道路中。租税极重，捐税繁苛，农民失业破产者年年增加。今年春间东北乡大桥镇农民为反对孙传芳征收二角特捐，有过广大的抗租（捐）运动，在东南乡又发生抗租运动，可惜还没有我们的指导。”这次武装抗捐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并为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武装袭击孙传芳残部

对于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五省联军毫无招架之功。1927年5月，孙传芳不得不率部由南京向淮阴急退，继而向海州退却。其残部经过淮安北乡和东乡的时候，共产党员陈治平和秘密设立在乙种农校的国民党县党部领导特组织群众给予猛烈的攻击。赵心权曾发动群众袭击敌军，缴获七、八支枪。在人民群众的打击下，孙传芳残兵败将向东北溃逃。他们逃到龚营后边废黄河堤上时，开明绅士李硕典亦发动群众，择其尾部进行袭击，缴获四、五支枪和许多子弹。是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前敌总指挥何应钦进驻淮安，并乘胜北伐。对于这些情况，《淮安县志稿》作了如下记述：“民国十六年六月，孙传芳败北，革命军进展至淮安，孙残部过淮北乡，将趋掠涟水，（国民）党员纠合同志猛击，残部向东北溃走。”“其偏师经淮安东乡北退，沿途颇不靖。寻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至淮，乘势北伐。”

“反动分子及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

北伐军抵淮后，1927年6月，淮安县党部从横沟寺迁至城中，进行公开活动。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政治部主任袁冠新的主持下，县党部改组，由蒋树猷、邱有珍、缪凤文、许占科，牛践初、汤述周、汪晋谟、谷一声等8人为筹备委员，成立国民党淮安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不久，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别委员会委任杨克为淮安特派员，遵令将筹备委员会撤销。经过国民党淮六属特派员陈治平和淮安特派员杨克推荐，省党部批准，牛践初、汪晋谟、刘锡藩等3人为特别委员，并以牛践初为常务委员，组成国民党淮安县党部特别委员会。

是时，淮安出现了一番革命新气象：

一、北伐战争向淮安推进时，县知事胡恩溥仓皇逃窜，原承审员曹文渊被推举代行县知事职务，负责维持社会秩序。随后，国民革命军委派翟培衔任县长，成立淮安县政府。

二、释放旧监狱关押的一批所谓“罪犯”。

三、组织淮安县民选委员会。

四、建立“反动分子及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省党部淮安特派员杨克、县党部常务委员牛践初、县长翟培衔、县民选委员会主任田斌、县妇女协会主任王明辉等5人组成，专门审理农民控告地主豪绅的案件，查办惩处反动分子和土豪劣绅，所以又称特别法庭。它逮捕了淮安商会会长汪禹仲、大小湾子地主于玉山、和尚圩地主王仲山、八方半地主王淑英等。在县政府大堂开庭公审时，委员们高坐审判庭上，听审群众肩摩踵接。该法庭宣布这些地主豪绅们的罪状，责令地主把土地所有权交还佃户，永远不得收租。土豪劣绅被审判后，送交县政府监狱收押。真是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反动分子及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是国共合作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国民党的阶级局限性，在执行某些政策过程中难免没有差错，但这个委员会毕竟是共产党员陈治平和国民党左派运用革命权威向敌人专政，对人民民主的一种重要尝试。

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中指出：“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巾去。”此次国共合怍在淮安造成的上述革命形势，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共产党决裂，淮安的革命斗争亦遭到夭折。但是，正如中共江苏省委《对淮安北乡暴动的批评和决议》所总结：“当时淮安的工作，虽然没有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却建立了一些与群众的联系和好感（如淮北人士对于陈治平、厉冰心①之信仰），这便是淮安工作以后易于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总结从一个主要方面，揭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淮安的积极影响及其重大意义。

1990年8月于淮安

注：
①继陈治平、谷大涛参加共产党后，厉冰心、赵心权等亦加入共产党。谷大涛于1928年横沟寺暴动中牺牲。赵心权1968年在盐城任副专员时逝世。厉冰心1930年担任中共芜湖市委书记时被捕，叛变投敌，1953年被人民政府镇压。陈治平又名陈文正，1932年就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后被捕叛变投敌，抗战胜利后又转而联共反蒋，1949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