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 罗福颐

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 罗福颐

近来有人问我说：“你父亲（罗振玉）平生著作是不少的。然总其平生著作中，能总结出对社会科学和语言学上重要的贡献，有几条呢?我们现在只谈学术，需要深入认识专家们为学的途经、著作的内容思想、影响于学术界的大小，要实事求是的，你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吗?”

我不学无术，未能继承先人学术上的万一，是惭愧无地的。回忆先人的一生，自命在文字方面得天独厚，现在总结平生自著和校刊的书，有近三百种。在社会科学语言学上的贡献，举其大要，有这么五条：

一、甲骨的研究和影印流传。
二、《三代吉金文存》的印行与研究方法。
三、流沙坠简、汉晋木简之研究与印行。
四、敦煌石室秘籍之印行与研究。
五、清大库明清史料之抢救和资料的公布。

我认为，单这五条可以说是有功于社会科学及语言学，并影响于后世学者是不小的。现在就我所知把以上几条前后事实略述于下：

一、甲骨的研究和影印流传

河南安阳之出龟甲兽骨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传说当地人初发现时呼之为龙骨，售与药材商以入药。后来有入发现甲骨上有文字，于是龙骨一变为骨董商人之贩卖品。第一位藏甲骨的，是天壤阁王氏（懿荣），继之是丹徒刘铁云（鹗）氏。甲骨文是清末历史界学术界的伟大发现，不只于汉唐学者所未知见，即清初学者，也梦想不到的。至于它出土年代，与《铁云藏龟》之印行，见《殷虚书契前编》序开首一段说：

光绪廿有五年，岁在己亥（1899），实为洹阳出龟之年，越岁辛丑（1901），始于丹徒刘君处见墨本。作而叹曰：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或异，固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敞）杜（林）扬（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者也。今幸山川效灵，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其我之责也夫!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编印之而未遑考索其文字也。由上可知，先人之初见甲骨时在辛丑（1901），越三年癸卯（1903），《铁云藏龟》始印行。至宣统二年（1910）夏《殷商贞卜文字考》出，序中即肯定说：

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太卜之所掌，可证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

至次年（1911）正月编《国学丛刊》，即据自藏甲骨，编印《殷虚书契前编》，方成三卷。辛亥（1911）冬即寓居日本。壬子（1912）岁乃尽弃前稿，重编《殷虚书契前编》八卷，用珂罗版精印。再三年，编《殷虚书契精华》一卷。至丙寅（1918）成《殷虚书契后编》二卷。又越十五年癸酉（1933）居旅顺时，成《殷虚书契续编》六卷，邮寄日本精印。甲寅（1914）冬，著《殷虚书契考释）》，越年成《殷虚书契待问编》。

以上六种书，为先人毕生精萃之作，贡献于史学与古文字学影响极大。使后进得见到精印甲骨拓本者，犹其余事耳。在先虽有《铁云藏龟》及孙氏（诒让）《契文举例》之作，只是研究的开端，是不应埋没者。自《殷虚书契考释》出，于是甲骨文字之研究，乃奠定基础。加以近数十年来学者研讨，莫不承认般虚甲骨文字，是为祖国殷代史之科学见证，一洗过去以为中国古史，始于周代之说。今得甲骨文字，能进一步充实祖国史实，其贡献之伟大，或非当日所能逆料者，是固有近世群贤之力，而创始之功，必有公论也。

至于近世飞语，有《殷虚书契考释》，乃出于王观堂（国维）之手笔。这类市虎之谈，原不足辩。然今日无言，或将以为子孙默认。今度其原因，厥有二端：（一）因《考释》出于王氏所校写，而有此疑。今查原书，王之后序中，有一段说：“昔顾先生音学五书成，山阳张力臣为之校写。余今者亦得写先生之书，作书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书，足以津逮来学者，固不在顾书下也”。阅此段可知如书出王氏手，观堂焉能作此语乎?（二）有人谓《殷虚书契考释》王氏序跋，均不见于《观堂集林》中。按《集林》观堂生前手订本为廿四卷。至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则删去末二卷《缀林》一、二，今查《殷虚书契考释序跋》，正在廿三卷之中。殆近人只见书肆节本，未睹原书故耶!是正类（于）甲骨文及毛公鼎初出土时，有人诬其出于伪造。是不过惑人于一时，固不足辩也。

二、《三代吉金文存》的印行与研究方法

自宋代人起，即研究铜器铭文。直至清末著录铜器铭文的大小有廿余家。先都是影摹文字，后来有了石印，于是少数有影印拓本者。自《三代吉金文存》出，于是集一时之大成。《商周彝器通考》上说：“此书搜罗之富，鉴别之严，印刷之佳，洵集金文之大成。”可见此书为学者之所重视矣。先是当乙亥（1935）岁，时家寓旅顺，日本商人来东北影照《清实录》之便，先人约其至旅顺，属照家藏金文拓本，令颐选所藏墨本中，无论前人已著录与未著录者，督工拍照。编《三代吉金文存》，实颐任其役。将家藏拓本凡数百册，为先人五十年来所收集，其中重出者固不少，以颐曾从事金文著录表之作，于是以数月之力，交照完成。日本商人归国后数月，又寄照片来，颐又贴册，分门别类，订为二十卷。工作弥年方竣事。事后统计所照，由彝器至兵戈杂器凡得四千八百多种，1937年书在日本印成。

既，先人又为之序，略谓：前人之考古彝器文字者，成就一器为之考释，无会合传世古器文字，分类考释之者，今宜为《古金文通释》，更略举其凡可见足文字之繁变云。按此书内容宗旨、编辑意义，由此序可知，希望后学由此书得睹传世金文之全面，其对于考古文字，研究古史，厥功匪浅。所以此书出版后，四十年来，香港、台湾、日本均有翻印本，大小有十数种之多，于此可见，此书影响之巨。回看此书成后不三年，先人弃世；越四年，家书库罹灾，所有金石拓本散失殆尽。若当年不急于影印行世，奚止一生集聚瞬付云烟，使后进研究者，更有莫大之损失矣。

三、流沙坠简、汉晋木简之研究与印行

清光绪卅四年（1908），英国人斯坦因在我国新疆、甘肃发掘，得到些汉晋人手书木简，后来由法国人沙畹寄与先人影本。这是中国人初次见到汉晋人的手迹。因遗简的出土地是新疆境内白龙堆沙漠一带，此地古名叫做“流沙”，其木简都是汉晋时期屯戍军队烽燧之余，所以书名为《流沙坠简》。当1914年编印《流沙坠简》是与王观堂合著的。王观堂考屯戍丛残及简牍遗文，先人考小学术数方技书并考释，凡成七卷，精印以饷后学。当时曾在自序中说道：

在光绪戊申（1908），闻英人斯坦因博士在我国新疆、甘肃一带发掘，得获汉晋人手书木简，载归彼都，神物去国，为之怅望。既又闻考订之事，正由法儒沙畹为之。因函沙氏乞为写影。既得复书云，将付影印。越五年始得邮寄手稿本，读之再周，窃叹为千年神物，出世之后，即近澌灭，裁籍所记，可为殷鉴。沙氏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为恨!因与王静安（国维）征君，分端考订，别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尽。乃知遗文所记，裨益甚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都尉曲候，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搂兰，地有东西之异，可补记载之失，订史氏之遗。由此可见，先人著此书之意义，就是要公布遗文，不止是使后学得见到汉晋人的手迹，更要知考证之结果，能补史籍之缺失。且此类古物，出土后即近澌灭之期，不能不借楮墨以延其寿。先人这种贡献于史学和文艺界之苦心，都表露在自序的字里行间，是不言而喻的。

四、敦煌秘籍的研究与印行

甘肃敦煌县之东南三十里，有鸣沙山。山下有三座庙宇，俗名上寺、中寺、下寺。上、中寺是道观，下寺是僧刹。寺之附近多佛像洞窟，俗名千佛洞，古代称为莫高窟。传说在光绪廿六年（1900）以扫除碛沙，发现石洞中有一复璧，更深入有一后室，其中堆满了古写本，有道经，有佛经、卷轴，以至佛画、幡盖、刺绣等件。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法国人伯希和过此，曾从主持王道士手购去古写本及卷轴若干，几居全部三之一，均寄回法国巴黎图书馆。

当敦煌宝藏之初发现，曾经国外人之取求，以至英、法、德、日莫不参与，我国人士初且不知。在宣统元年（1909），法国伯希和博士由敦煌返国过北京，伯希和始告先人。并示所记草目，兼示其行箧所带遗物，先人视为奇宝，亟求写影本，得他的允许。久之，伯氏次第邮致。至壬子（1912）冬，实先人居日本之次年，乃据影本，先取佚书十八种，编为《鸣沙石室佚书》四册。于丁己（1916）三月，成《佚书续编》一册，又荟萃群经丛残与群书丛残三十种，为《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凡六册。又活字本印《敦煌零拾》一册（内七种）。又编《敦煌石室碎金》一册（内容有十六种）。有以上各书之公布，国人始知敦煌石室卷轴之重要。当伯希和过北京时并告先人：敦煌石室中，还余写本约八千卷，曷不言之当道，令人运取来京?先人乃火急报告学部，而官府濡滞，至民国初，方令人运京，闻转运时，一路散佚不少。迨抵京又为人所窃取菁华，不足数者，则以长卷断为三四次足之。剩余所得佛经居多，现北京图书馆藏书是也。先人所印行秘籍内容多是关于四部，对学术上之重要，固不待言。其主要意义，自是流传古籍，冀后得此，能继续深入研究，其贡献于社会科学之功绩，自匪浅鲜。迨民国中世，政府虽特派人员，分头至英法拍照古卷轴，闻照得不少。然经年以来，亦无人主持影印刊行事，积年既久，只禁闭于图书馆善本书室，得窥见者希，于此益知昔日先人之公布者，为可贵矣。

五、清大库明清史料之抢救和整理

清内阁大库，是明清收藏书籍档案之库房。清末有人建议焚毁，当时先人在学部见到即力请保留，因移置国子监。到民国初年，又几经转移，卒由历史博物馆将史料售与同懋增纸坊。于是先人又作第二次的抢救，后来卒归中央研究院。其本末略述如下：

当清末宣统嗣位，内阁要在大库中觅摄政的典礼，叫人到内阁大库中查旧宗卷，阁臣以库中汗牛充栋，无从查起。于是复命说没有。且建议旧卷宗太多无用，应予焚毁。时先人以学部属官入库，见文籍山积，皆奏准焚毁者，抽审宗卷，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排比日月，具有次第，认为均是史料，何以云无用!亟请于张之洞，力乞保留。乃几经曲折，用米袋八千盛史料运存学部。后来又移国子监敬一亭。清社既屋，民国初，国子监拟改图书馆，又将史料移至午门与端门之门洞中。民国二年（1913）午门城楼为历史博物馆。至民国十年（1921）冬，以馆中经费不足，得教育部许可，乃将门洞所存史料当废纸出售于同懋增纸庄，凡七千麻袋计十五万斤，得价四千元。次年，先人至北京，于琉璃厂见到洪承畴揭帖等，认为大库物，追问来源，方知多数在同懋增纸庄。先人乃急与友人金梁、宝熙同至纸庄探问。据说纸庄买得后，将分运定兴与唐山两处造“还魂纸”，同时也零星售出一些。现该店尚存数麻袋，先人立许五百元购其残存者，并嘱追回运出部分。当三倍其值以酬之。往返兼旬，居然陆续运回，堆置彰仪门货栈三十余屋，连前后五院，高与檐齐，即付价万二千金，移存商品陈列所大楼。招集十余人检视，即发现些重要资料，于是知者络绎请观，甚至国外人具重金求让，清史馆亦商请收购，先人均婉谢之。这时商品大楼忽称要用，勒令迁出，乃更觅善果寺余屋连夜迁入。更取少部分运津整理，多数仍存善果寺中。运津部分，整理月余，所得以题本为多，乃择其关于明清史尤重要者，编为《史料丛刊初编》，此不过千万分之一，开始介绍于学界而已。思筹金筑屋，而个人财力有限，加以睹时事之动荡，更知保存整理之事，非一二人所能任。适江西李氏（盛铎）愿出筹划，任整理之劳，先人乃据所有全让诸李氏，以不得转售与国外人为约，时在甲子为民国之十三年（1924）也。至以后的归宿，详见于徐仲舒教授著《内阁档案之由来及整理》，节录一段于下：

罗氏两次保护内阁档案的伟绩，已足纪念他了。不过巨量档案之整理传布，终非私人力之所能任。罗氏以检视所得编印为《史料丛刊初编》。他在这书序里，对于自己这样整理办法，也很失望，时同寓天津之李盛铎氏，闻知此事，急求让于罗氏。李氏为国内有名的收藏家，不过档案在李氏处，也因觅屋堆存已很困难，又几经迁移，只见档案充盈，绝无片地可供整理之用。因此他除开一两袋外，也就没有翻动了。后来李氏在民国十七年（1928）又将全部档案，让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完所。李氏中间保存档案的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

1933年，先人在旅顺又将家残存的明清档，借屋开办“库籍整理处”，招集数十人整理出明史料五百多件，清史料诏谕试卷等七百七十多件。先人又作《顺康两朝会试制度考》，得证《清文献通考》之误失。二年间，乃印成《史料汇目》六卷。外《史料汇目续编》编成三十七卷，未及印行，原物皆一一编号，盛纸袋内，原存沈阳图书馆，今闻均归明清档案馆了，此一小部分整理比较完善，有号码、有目录。

以上就是清大库史料，由清末到民国，从大库出来后，旅行了十几年终于公物公有。

据说在数次抢救中，消耗了约二万多斤。从以上的五条，以我的一知半解，认为这些是先人贡献于学术界、贡献于社会科学的成绩。其他著作，关于影响社会的自还不少。我现在也不必赘述。有这五条已充分地认识先人对将来学界的希冀，同一生著作的中心思想，全是热心于嘉惠士林，传古之功自难磨灭。这些，正不必由后人的渲染，好学之士自有公论的。

一九八一年新正记于北京寓居

编者附注：本文曾载《中国语文研究》第五期。作者罗福颐系罗振玉第五子。由作者之女罗琨同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