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昌的治河事迹 / 朱方谷供稿

郭大昌的治河事迹 / 朱方谷供稿

郭大昌，淮安人，生于清乾隆七年（1742），嘉庆二十年（1815）逝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治黄老河工，精于堵口，对治黄方案亦具精辟见解。在中国水利学会编撰的《中国古代著名水利人物表》中，共列出战国以来著名水利人物十四人，郭大昌居其中之一。现将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第九章《清代的治河成就》中关于郭大昌治河事迹的部分，摘录于后，供学习参考。

在河政十分腐败的嘉庆年间，却出现了一个受人尊敬的老河工郭大昌。他敢于对当时侵帑误工的河宦作斗争，在治河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议，据清人包世臣在《中衢一勺·郭君传》①中记载，郭大昌出生于苏北山阳（今淮安）普通的农家，十六岁的时候到河工上当了一个名为“贴书”（帮写）的小职员。他勤苦学习，认真实践，在三年的时间内，就熟悉了“工程销算正杂料作收支之法”，并且“过于其师”。他生长于水乡，“尤明于水性衰旺，能以意知其溜势所直”，精通埽坝工程，当时人目为“老坝工”。他一生“讷于言而拙于文”，秉性刚直不阿，对工程坚持节约、省料，作事认真，曾遭到河官的排斥、打击，一直得不到重用。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黄河决清江浦老坝口，一夜之间口门“塌宽至一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黄入运，板闸关署被冲，滨运之淮、扬、高、宝四城官民皆乘屋”，形势十分严重。当时的南河总督吴嗣爵，“恇惧无所措”，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亲自去见被他排斥过的郭大昌。吴“再三谢罪”之后，坚请郭大昌出来帮助堵口，条件是：“钱粮五十万（两），限期五十日”。郭大昌看透了吴嗣爵想趁堵口捞一把的坏主意，轻蔑地对吴说：一定要我郭大昌来堵口，工期不得过二十天，工款不得过十万两，施工期间，我只需要你调文武汛官各一，维持工地秩序，此外，不要任何官员到工，否则我就不干了。对于料物工款，也要由我完全支配。吴嗣爵恐怕堵口不成，皇帝发怒，不得已一一答应。在郭大昌的主持和劳动群众的努力下，“至期遂合龙”，仅用银十万二千两左右。这对吴嗣爵是一个莫大的嘲讽和鞭挞，使他想趁机大发横财的幻想彻底破产了。

嘉庆元年（1796）六月二十日，黄河又在丰县决口，河防主管官员作了个堵口计划，要款一百二十万两。这时的河督兰第锡，也认为要钱太多，怕皇帝不答应，想减少一半，并就商于郭大昌。郭听了以后直截了当地答复说：再减一半也足够了。当时“河督有难色”。郭又说：“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尚以为少乎?”就是说，拿十五万两办堵口工程，十五万两送给你们装腰色，还嫌少吗?他这铿锵有力的回答，无情地击中了贪官的要害，又一次表现了他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这时河督大怒，郭大昌从此决意不在南河作事。

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苏北一带黄河几乎年年决口。当时治河官员，有改河入海的打算，“或南出射阳湖，或北出灌河口”入海。这一计划如付诸实施，则淮安府所属地区，即将遭受灾害。郭大昌这时已六十多岁，他虽受到河官的排斥，仍念念不忘黄河。嘉庆十三年（1808）他和好友包世臣一同“扁舟泛下河，转尖至灌河口，溯管渎六塘，由中河至徐州渡河，策骑循峰山至盱眙”，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调查了黄、淮、运形势。随后由包世臣提出“海口并无高仰，河身断不可改”的主张。原来云梯关以下两岸有长堤，为康熙年间靳辅所修，起了束沙攻沙之效。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高晋治河时，予以废除，已四十余年。每“遇大汛水驻之时，横溢至数百里，流散则缓，而海潮乘虚则入，故沙身积淤”，以致影响上游多患。因此，他们又提出恢复海口长堤，集中溜势，束水归海，并对运口头坝决口处，“筑盖坝导淮溜出黄，以减运涨”的建议。通过包世臣向上反映，已“得旨允行”。正拟施工，而大河又在北岸马港口溃决，从灌河口入海，恰好符合河官的心愿，于是马港口不堵，任其泛滥，而包世臣、郭大昌等的治河方案，因而中止。

马港口以下多苇滩，河水受苇根的盘结，决口三年之久，还没有冲出入海的河槽，安东（今涟水）一带的灾民，不堪其苦，纷纷上诉。后来皇帝派尚书马慧裕处理此事。这位尚书未经调查，即听信当地河官的一面之辞，同意不堵马港口。安东的群众不得已，就去求教郭大昌，郭向大家出主意，叫备小舟千余只，要求马慧裕坐船亲到口门以下察看，后来马慧裕果然坐船行至口门以下不数里，船即胶浅不能行，大为震怒，认为马港口并没有达到预期改河的怍用，于是奏请堵筑马港口，并参照前案修筑海口长堤等工程。在实行这一方案时，又派了都察院左都御史百龄为两江总督，领导施工。百龄到任后请包世臣共商河事。包在临行前，又向郭大昌求教。这时黄河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因黄河向洪泽湖倒灌，清口入黄的太平河和黄河下游河道均已淤塞。于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又在北岸邳州之棉拐山决口，下穿邳、宿运河。因棉拐山下皆顽石，冲刷不动，复上溢南岸萧县之李家楼，溃成巨口。郭大昌根据这一情况，分析李家楼

（运口盖坝示意图）

溃水不到半月就可达洪泽湖。水入湖之后，日涨尺许，估计不到十日就可以把全湖涨满，倒灌运河，则淮安居民百万生灵，必遭大殃。郭向包世臣建议争取在水到之前，积极在运口头坝外，接筑盖坝（见示意图），必可使清淮无恙，并赶筑云梯关以下长堤，则黄流可以顺轨。包世臣根据以上意见，向治河官员提出这一治理方案，于八月一日开工，接长头坝处之盖坝，掩护头坝金门，到八月八日溃水已到洪泽湖，开始泛漫运口，赶于十二日将盖坝抢修完成。这时出湖之水，经盖坝的挑溜作用，以水治水，把太平河身刷宽三百丈，深二丈八尺，导溜入黄。经采取这一措施，运河水势减落，清、淮人心大定。以后又接筑云梯关至海边的长堤，堵合了李家楼口门，使大河回归故道。至伏汛后，海口深达七丈，大河皆深二丈，秋汛至，河水竟不出槽。在总督百龄视察河口时，奏称；“自云梯关至八滩而下，直到海口南尖，俱深二三四丈至五丈余尺不等。……询据渔户等云，向年黄河入海，自出南北尖而下，不过数里，即与海水不能异色。捕鱼之船，即在海口施网。自本年黄流挽正之后，气力猛盛，冲注海中，约有四五十里之遥，始与海波合色，渔船须避过黄溜至数十里之外，始可捕鱼，计二十年来未见黄河如此奋迅。”（百龄：《查明海口实在深通折》）②

郭大昌虽是一个平凡的老河工，在清代中期河政腐败，河道凋敝不可收拾的局面下，他关心全局，能够积极提出建议，终于一度使黄、淮并力入海，缓和了黄河的紧张局势，不愧是一名治河的名手。包世臣认为郭大昌所学不亚于陈潢，但不如陈潢有文采。还说：“河自生民以来，为患中国，神禹之后数千年而有潘氏，潘氏后百年而得陈君，陈君后百年而得郭君，贤才之生，如是其难。”他把郭大昌与潘季驯、陈潢并驾齐驱看待，评价未免偏高，但却也反映了包世臣对郭大昌的崇敬心情。

郭大昌的岳父王全一也是一位老河工，“精于外工”。郭大昌的成就颇得力于他的教导。乾隆末年外河厅的汤陈工出险，浪势甚猛，正拟集料抢修，王全一看后说：“此水叹气也，必无事。”他解释说，凡大溜来稳去猛，说明正溜“伏攻埽根”，比较危险。今大溜来势很猛，去势很稳，说明埽根已挂嫩淤。现在“水面乘风力见险势，其实不足畏也”，若冒昧抢修反而不利，次日果然挂淤无事。又在一次堵口时，内外皆水，取土困难。王全一乃在口门以下，左右各做一小坝，使水出口门遇小坝回溜入于坝外面落淤，每夜所落之淤，足供次日之用，解决了用土的困难。王全一曾将自己在河工上几十年所经历的工程作了记述，后来由河督徐端刊为《安澜纪要》、《回澜纪要》二书，竟变成了徐端的著作。

注：
①引自包世臣所著的《安吴四种》。以下谈到郭大昌的事，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郭君传》。
②引自《南河成案续编》，卷八三，嘉庆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