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人士陈亦候胡仲文护藏国宝纪实 / 彭莱　刘书中

爱国人士陈亦候胡仲文护藏国宝纪实 / 彭莱　刘书中

本刊编者按：胡仲文先生原籍淮安，童年时代即随全家去天津定居，嗣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政经系。毕业后，长期从事银行工作。他是淮安三大银行家之一的朱虞生先生的女婿，为人忠实，办事老练，尤富爱国热情。

1940年正当日伪占领时期，胡仲文先生在支持和协助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陈亦候先生护藏稀世国宝——十六只金编钟的过程中，历经风险，置个人得失安危于度外，终于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把这十六只编钟献给了天津市军管会，使这批国宝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今天，当人们在故宫博物院那八只大玻璃框前观赏到这世界节有、艺术和文物价值更远远超过黄金本身重量的十六只编钟的时候，无不为陈亦候、胡仲文两先生的爱国激情和献身精神所深深感动!

为了让家乡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了解胡仲文先生如何协助陈亦候先生富于传奇性的护藏国宝的经过，我们特将原载《天津日报》1982年8月8日和15日两期副刊上的一篇报道予以转载，并对愿题作了适当的调整。

十六只编钟，放在八个大玻璃框里，在首都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陈列着。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来观赏它。编钟用黄金铸成，共重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两二钱，是我国的稀世珍宝。它在清王朝灭亡后，从官内流出，到1949年天津解放后才重回故宫，中间展转了几十年。金编钟“完璧归赵”的过程，是一段曲折、惊险而又非常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它富有戏剧性，而是闪耀着天津的几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为珍藏国宝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编钟，是我国古代乐器，历来都是用铜铸造，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各省总督聚敛黄金，为给弘历皇帝八十岁寿辰祝寿而铸造了这十六只金钟，算是“万寿节”的贡品，用以炫耀盛世豪富。平时，这一组金钟置于太庙中，遇有朝会、宴享、祭祀大典，才拿出来配合玉磬奏乐。这十六只编钟的造型与历代编钟没有很大的差异，外观大小一样而厚薄不同。甩黄金铸造并能打击出不同的音色，因而成为精美的乐器，则是世界罕有。工艺和文物价值，远远超过黄金本身的重量。

秘密收藏这一组金钟的爱国人士陈亦侯，已于1970年以85岁高龄离开人世，他在解放前是天津盐业银行经理。最近，我们在访问陈亦侯的儿子陈羲龙、陈骧龙时，他们说：“这件事，当时只有四个人知道：我父亲和他的汽车司机杨兰波，以及当时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胡仲文和他的勤杂人员徐祥。现在当事者三人已经作古，只有胡老先生还健在，他也80多岁了。”

在北京，我们访问了81岁的胡仲文先生。胡老早年在天津金融界从业多年，1952年调北京工作后，在北京定居。他担任过人民银行总行参事等职，1964年退休，今年（1982）8月1日恢复了参事职务。十六只金编钟是经他之手献交给人民政府的。胡仲文的回忆，揭开了四十多年前的历史的一页。1940年4月初，胡仲文由上海四行储蓄会调来天津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有一天，天津盐业银行经理兼天津银行公会会长陈亦侯来找他密商一件要事。胡仲文是江苏淮安人，在五岁时来到天津，后来毕业于南开大学商科。他与陈亦侯交谊很重。这一天，陈亦侯向他提起了关于金编钟的事。

金编钟是清宫里的珍宝。辛亥革命推倒清廷之后，清皇室继续居于紫金城内，一大帮皇族仍然过着与世隔绝的奢靡生活，每年要支付庞大的费用。1924年，逊帝溥仪的岳父荣源与“内务大臣”绍英、耆龄等，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副经理朱虞生秘密接洽，以宫内所藏文物作抵押，向银行借款八十万元（其中金编钟抵四十万，其余抵四十万），月息一分，期限一年。定期一年，是因为清室曾估计可能在一年内复辟。没想到当年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就把他们驱逐出宫。梦想破灭，合同到期，他们无力赎还。盐业银行趁机又补给了一笔现款，这批珍宝就归盐业银行所有了。作为账外物资，盐业银行把它存于设在东交民巷的外库。

宫廷内幕，是当年报纸揭露的题材。这桩秘密交易就曾被《京报》戳破。盐业银行获得宫内大量珍宝，不仅北洋政府的军阀有意染指，就是银行同业也莫不觊觎。珍宝中最惹人注意的是十六只金钟。尽管盐业银行矢口否认，但风声日紧，放在北京看来已是凶多吉少，于是他们决定将金钟转移到天津珍藏。

1932年的一个深夜，一辆卡车载着包括十六只金钟在内的一批珍宝，从北京运抵天津法租界中街盐业银行（现天津人民银行营业部）。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把金钟和其他玉器，瓷器分别存放在一个库房内刚砌好的夹层两边。他当时还以为这样一来外人是无法知道的。不料，“七七”事变后，擅长搞情报的日本特务机关便探知了金钟的下落。

陈亦侯一时成为日本特务进攻的对象，日本驻天津的一个副领事，亲自出面，要与陈亦侯“交朋友”。他派了自己的女儿，带着名酒、瓷器、盆景和当时流行的名贵的电镀口花瓶，到陈亦侯家拜望，纠缠着要认干爹、干妈，其实是在探听金钟的消息。陈亦侯坚决否认见过什么金钟。诡计多端的日本人还以“丈量”为名，查看了盐业银行库房，也没有任何发现。那个副领事见动软的无效，就威逼陈亦侯交出，否则要进行搜查。

身在大后方任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陈亦侯便向吴鼎昌请示金钟的处理办法。为了避人耳且，他派专人从天津到西安，在西安用银行密码发电报经上海转香港，再由香港转重庆找吴鼎昌。吴鼎昌顺着同样路线发了回电，往返一个半月，得到的电文只有一个字“毁”!要毁掉金钟!

盐业银行曾经有规定：凡处理账外物资，所得百分之六十归责任经经理所有，其余百分之四十由同仁分享。如果把金钟送到设在北马路的炉房，陈亦侯自己便可以得到几千两黄金。

据陈亦侯的儿子陈羲龙、陈骧龙回忆说，他们的父亲对吴鼎昌的回电很气愤，本来吴、陈共事多年，相处很好，这次他却例外地骂了吴鼎昌一句：“浑账!”陈亦侯说，全世界还没有能把金子敲响的，毁了这宗国宝，怎么对得起祖宗!陈亦侯找到了胡仲文，他一方面知道胡仲文办事老练，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胡仲文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为人可靠。胡仲文知道这是件冒极大风险的事情，一旦败露，金钟将从自己的手里殒灭，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事急矣，挚友陈亦侯既然如此信任自己，他便当机立断：事不宜迟，立即动手转移金钟。1940年4月的一个夜晚，十二点钟以后，英租界中街67号的四行储蓄会（现人民银行分理处）静悄悄的，职员和工友都早已散去，陈亦侯带着自己的汽车司机杨兰波，将金钟装入八个小木箱，先后四次由盐业银行运到这里。接应陈亦侯的胡仲文，事先指定一名亲信工友徐祥帮忙搬运。因为这两处距离较近，汽车很快便运完。两位挚友把金钟藏入库内，然后四只手紧握在一起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像盟过誓一样，两人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的严峻考验证明，两位过命之交的老友，都信守了自己的誓言。

胡仲文选择珍藏金钟的地方，是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室一个不起眼的小库，不远处，是正式的保管库。这座小库门很小，藏宝之后，他把钥匙带在自己身上，又吩咐总务人员买了八吨烟煤末堆在库门口，还关照人们不许动用这些煤末。金钟在暗室中安然沉睡了。然而，敌寇的追查并未结束，就在金钟转移的第三天，日本侵略者派了军警二十多人冲入盐业银行，他们当然一无所获。

日本投降了，金钟依然沉睡着。不久，国民党孔祥熙在来津“视察”之前，派了要员为他做准备，同时也打听金钟的下落。来人找到陈亦侯，这个人恰是陈亦侯早年在京师译学馆读书时的同学，陈亦侯便以抱怨、责难的口气，向他大发雷霆：“你们把金钟扔下不管，跑走了。日本人要杀我的头，你们要我毁掉它。今天又来找我!要找，你们去找吴鼎昌!”国民党派系之间利害斗争是尖锐的，孔祥熙知道不能公然侵夺吴鼎昌的利益，于是，事情便不了了之。

未几，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来追问金钟，由天津市警察局长出面查办，案由是陈亦侯在日伪时有附逆行为，金钟属“敌伪产业”，照“法”应予没收，而陈本人则应以汉奸治罪。这是查无实据的事。警察局长与陈亦侯本来有旧，由于他的担保，总算躲过了军统特务的毒手。

没有受到追问的胡仲文，心中也一样忐忑不安。蒋介石在它的统治行将垮台时，企图用强迫收兑金银的手段，挽救经济的崩溃。在天滓，马路上到处张贴布告，规定凡检举隐藏金银者，奖给所值百分之七十，被检举者科罚两倍。这种优厚奖励，对某些知情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胡仲文今天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不胜感慨地说：与我们共同秘藏金钟的两位普通劳动者——我的工友徐祥和陈亦侯的汽车司机杨兰波，才是真正不为金钱所动的好汉!要知道，他们只要打个电话，写封信，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天津私营金融业奉命停业三天。1月18日胡仲文上班之后，立即函呈天津市军管会，代表盐业银行献出了由他秘密守护了九年的金钟，当时陈亦侯远在上海。献钟后，胡仲文有一次见到陈亦侯，两位爱国老人旧事重提。胡仲文说：“我太性急了”。陈亦侯激动地回答：“亏你帮忙，我真感激你啊!”十六只金钟今天又回到故宫了。关于它的不平常的经历，三十年来一直很少为人所知。目前，峨眉电影制片厂以此为素材，正在拍摄故事片《国宝》。“峨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先后访问了陈亦侯的家庭和胡仲文。影片没有照搬事实，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用艺术手段歌颂了爱国主义。

金钟的故事结束了，与这个故事有关的，还有一件完全相属的事情：解放前，盐业银行曾派遣一名人员，携带抵押来的宫廷珍宝的一部分，到美国高价兜售。不久，全国解放，那个人便在美国发了横财……

陈亦侯的儿子陈羲龙、陈骧龙说：先父不过是做了一点点有益于国家的事，而这早已成为历史了。胡仲文则说：如果说这件事还有现实参考价值，那就是告诉人们，保护古代文物，是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原载1982年8月8日、8月15日《天津日报》副刊）

附件：
中国银行负责人在胡仲文先生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胡仲文同志。胡仲文同志，因患肝硬化引起肝昏迷等病症，经多方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十六时四十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胡仲文同志，江苏省淮安县人，民建成员。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此后，长期从事金融事业，历任天津四行储蓄会副经理、经理，联合银行经理、副总经理兼总管理处总秘书，盐业银行董事。新中国建立，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任公私合营银行董事，董事会研究设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十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参事室参事，一九八二年八月定为正处级参事。
胡仲文同志素怀爱国热忱，早在一九四○年初，侵华日寇图谋劫夺清朝王室折抵给盐业银行的稀世珍宝——用一万三千六百余两黄金铸成的编钟，他积极支持当时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不毁金钟、设法转藏的主张，共商保护措施；更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安排妥藏在自己负责的天津四行储蓄会小库之中，信守保密誓言，守护达九年之久，虽经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多方搜寻，终使珍宝得到保存，未落敌手。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胡仲文同志随即代表盐业银行主动将全套金编钟完整地献交给我天津市军管会，卒使这一国宝回到人民手中，至今陈列于故宫博物院，供人鉴赏。胡仲文同志在护宝、献宝上的功绩，及其为此表现的爱国主义高风亮节，应予充分肯定并予表彰。
胡仲文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民主党派和社会的活动，多次受到表彰。因早年曾与敬爱的周总理在南开学校同学，他积极地协助有关单位提供收集纪念周总理的史实资料。他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作风谦虚，待人热情，生活节俭，艰苦朴素；对子女要求严格，教育成材。在参事室工作期间，曾为编辑中国近代货币史料，到各地搜集资料，参与抄整工作，积极细致，一丝不苟，为我国金融史料的积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胡仲文同志与我们永别了!我们悼念胡仲文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用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用建设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成就，迎接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并为贯彻十二大制定的奋斗纲领和奋斗目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胡仲文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