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文史工作十年 / 郭寿龄
1996年9月20日前后,办公室通知我列席“主席办公会”。会上决定编辑一本文史资料,纪念淮安政协成立四十周年,并确定我为责任编辑。通过四十天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淮安政协四十年》(《淮安文史》第十四辑)一书,终于问世,得到委员们的认可和社会的好评。倏忽间,十年过去了,淮安(楚州)政协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把这个历程用文字记录下来,显然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不经意间成了“政协工作人员”
1958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盱眙、淮安从事教育工作。到1990年,我在做了30年教师后,不经意间成了“政协工作人员”。
记得1961年寒假,我到镇江姑母家过春节,在淮籍旅居镇江的丁志安先生和表兄王白坚(当时在省《雨花》编辑部工作)的启发影响下,对淮安地方文献、淮人著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教导我,要踏踏实实读些书,要读懂原著,过“文字关”;要想做点研究工作,必须首先拥有资料。回到学校,我每晚在如豆的油灯下读那苦涩难懂的古书。我从“故纸堆”中体会到了古代仁人志士的精神境界。30多元的工资,总要抽出三分之一来买书、订杂志。教师工作一个最大特点是有“寒暑假”的整块时间。我就利用假期回淮的机会,搜集史料,拜访家乡先贤,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借书来读,借书来抄。几年下来,家里的旧书架就塞滿了。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这些书籍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和“政协文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年浩劫”中,我辛苦搜集起来的书籍资料,放在家中的被“破四旧”一扫而空。浩劫过去,我也从外地调回淮安,继续教读生涯。在落实政策退还被查抄书籍时,我的那些古书虽绝大部分失落了,但也抱回了十多部。所幸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淮籍南社成员周实、阮式、张冰、邵天雷等人的著作犹存。重读这些书,我像见到久违的朋友。1989年,是南社成立八十周年,我写了《张冰、邵天雷及其<冰雷合稿>》寄给江苏社科院的《江海学刊》。巧的是,当时淮安政协的邵寄声、朱慧珺同志在南京王白坚处见到了我的文章。因文章写的是淮安的人和事,他们表示也可以在《淮安文史》用。于是,拙作在《淮安文史》第六辑全文刊出。邵寄声先生在市二中找到我,并向我约稿。这时,我方知道,政协有个“文史办公室”。
次年,在第七辑上又刊用了我另一篇拙作《关于<淮南社>》。1990年3月的一天,有人通知我到政协去一趟。我到“文史办”取了《淮安文史》第七辑,领了“15元的稿酬”匆匆准备回校。政协秘书长周察和文史办主任杭金荣(当时我尚不认识)叫住我。“郭寿龄,我们和你谈个事。”周在50年代初曾是我读初中时的老师,他单刀直入:“文史办想从教师队伍中物色一个人,我们考虑你是合适的人选,你同意吗?”我不假思索地说:“老师要我来,我能说‘不’吗?”周又说:“到政协工作,你工资可要降低10%(当时教师比同级别干部高10%),我们是‘周瑜打黄盖’,可是认真的啊!”我想了一下也同样认真地说:“我同意!但我可不去办那些烦人的手续。”“行!只要你同意来,其他一切事不用你管。一言为定!”
新的学年开始,我却来政协上班了。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虽说“文史工作”也是“文字工作”,但毕竟不同于教书那么驾轻就熟,有其“特殊性”。政协机关上自主席,下至一般工作人员对我都表示热忱的欢迎。文史办同志向我推荐《文史通讯》、《文史编辑手册》和已出版的《淮安文史》给我看,告诉我政协文史的性质、特点,征稿、编辑的方针、注意事项。通过一段时间的熟悉,我很快地投入了工作。
1991年,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八十周年,也是淮安辛亥烈士、南社诗人周实、阮式殉难八十周年。武昌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周实以大学生的身份(时就读两江高等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投身民主革命,组织武装,光复淮安,这在全国是仅有的一例。“周阮惨案”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事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案件的审理作了多次批示,上海舆论哗然。长期以来,周、阮事迹被史学家忽略了,即使家乡知道其人其事的人也很少。我建议出一本专辑,来纪念、宣传周、阮,立即得到政协领导的重视和省政协文史委、全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的全力支持。通过研究和策划,专辑分“生平传记”、“八十年祭”、“昭雪经过”、“哀辞辑录”、“遗著选编”等栏目,同志们分工合作,工作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为调查“周阮惨案”在上海审理情况,我和杭金荣同志赴沪拜访了原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叶楚伧的哲嗣叶元先生(教授、剧作家、50年代电影《林则徐》编剧),当时仅存的南社成员、被报界称为“补白大王”96岁高龄的郑逸梅老人。两人挟着面包带着饮水“扎进”上海图书馆查阅民国初年《时报》、《民立报》、《太平洋报》等报刊。从图书馆早晨开馆进去,到下午闭馆(中午不下班)出来,一干就是八个小时。我们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民国元年《临时政府公报》、《电报》等。后来我和杭金荣同志合作撰写了《“周阮惨案”在沪审理始末》发表在上海《联合时报》(1991.11.8)上。当年,《淮安报》还连续刊载了我写的《淮安光复纪实》、《姚荣泽上海受审前后》。
1991年11月16日,周、阮殉难纪念日当天,我市各界人士隆重集会纪念辛亥淮安光复暨周实阮式殉义八十周年。《周实阮式纪念集》也在会前发行。这本专辑:南大名誉校长、资深革命家、学者匡亚明题写了书名,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程思远题了辞,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长、著名书画家尹瘦石为该书题签,国内知名教授、学者季镇淮、叶元、柳无非、郑逸梅、赵慎修、王白坚等为“八十年祭”赐稿。这对于一本地方文史资料,大概是极为少见的。该书传到海外,国际南社学会(会址在香港中文大学)编的《通讯》发表书评文章,称赞“《纪念集》是国内有关周实阮式的第一本专门著述,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学术价值,值得一读。”海外周氏后裔来函说:“读了《纪念集》,令存殁均感欣慰。”
从1992年开始,为了宣传淮安,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文史办在杭金荣同志主持下制定了近期和较长期的工作规划。邵寄声老先生负责正常“综合性”文史资料的出版,我负责《人物》专辑的征稿、编辑,毛鼎来同志负责筹编《淮安名胜古迹》。淮安乃历史文化名城,人文荟萃之宝地。为了全面地介绍淮安人物,我比较系统地搜集了有关人物的资料,约请在对淮安地方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知情人撰稿,有时把搜集到的资料提供给撰稿人,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的,就自己动手撰写。1993年,《淮安古今人物》第一辑出版发行。该书“前言”中写道:“今后,我们将陆续分册编辑出版《淮安古今人物》,逐步把淮安籍(含寄籍、出生淮安)和流寓淮安并做出重大贡献或有社会影响乃至有争议的名人名士历史资料奉献给读者。”因为种种原因第二辑、第三辑分别在1995年、2000年出版。这套书共搜集淮安古代、当今杰出人物118位,约60万字,在社会上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这也可以说是我在“岗位”上留下一点记录吧。此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我们和淮阴市政协文史委共同编辑了《恩泽长淮》,还出版了《淮安名胜古迹》等。
十年时光,对于个人的经历来说,是一个重要阶段;对于淮安的历史长河来说,仅仅是短暂瞬间。是“政协文史”为我搭起了发挥“特长”的平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充裕的时间,能够从事我喜爱的工作,在全国、地方报刊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因为搞“政协文史”,我结识了全国乃至海外诸多文化名人、专家学者,和他们建立了通讯联系,参加了多次全国、省级学术研讨会,还获得了“副编审”职称;也因为在“接触”淮安古今杰出人物过程中,学到了做人的道德准则,日益完善了自己;更因为搞文史,提高了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使我在退休数年后一直很“忙碌”,精神充实、生活愉快。世间的事有得就有失。从教师到“文史工作者”,是人生迈出的重要一步。我失去的不过是些许经济收入,而得到的是人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升华。这,我应该感谢“政协文史”,感谢政协领导和同志们!
淮安文化沉积厚重,典籍浩瀚。我虽然从年青时就喜爱,又做了十年“专业”工作,但深感接触的仅是一点点皮毛,根本没有进入堂奥,更谈不上对“淮安历史文化”的研究了。有生之年仍当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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