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古镇的情结 / 秦九凤
伟人周恩来生于淮安楚州,据他自己后来回忆,明清时的家乡“热闹繁华,俨然省会”,他知事后,淮安还有着“落日”前的余晖。因此,古镇河下的风土人情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对河下的新安小学、有关韩信的古迹以及状元楼等都有着不解情结。
伟人心系新安小学
在河下莲花街西部的萧湖湖心半岛上,有一座为祭祀周灵王所建的庙宇——灵王庙。周灵王就是当年在钵池山上炼丹祈求长生不老的人,因此钵池山在唐代曾被称为全国七十二福地之一,古山阳县的得名也缘于县治在钵池山之南。
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刻本《续纂山阳县志》记载:“灵王庙,莲花街西,永裕亭前,祀周宣灵王。乾隆间香火极盛,演剧报赛无虚日。有运司朱孝纯碑,王文治书”(引文内标点为笔者所加)。从这40余字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灵王庙繁盛的祭祀和演艺的热闹。
后来,徽商在灵王庙建立新安会馆,因为徽州曾叫过新安(那里有一条新安江),所以这一会馆的名字便叫新安会馆。再后来,由于河下的衰落,旅淮商人相继离开淮安,会馆失去了往日的功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徽州人)先生利用新安会馆办起了新安小学。1929年的6月6日,一所可以招收平民子弟入学而不收学费的小学在灵王庙诞生。学校的校名也沿袭原新安会馆的名字叫新安小学。新安小学与周恩来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新安小学从创办之日起,即是受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处地下联络点。因校史的大量资料证明,学校建立之日起,就设有党的秘密支部,最早到学校工作的一批老师李友梅、蓝九盛、孙铭勋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李友梅还是学校实际工作主持者。时陶行知先生兼任新安小学校长,但他一生都未到淮安,直到1930年李友梅离开新安小学,陶先生才另派汪达之为新安小学校长。同时,该校的地下党支部在当时就明确为“受上海党领导”而不是江苏省委领导。解开现存的档案已经明白,建党初期。党中央长时间设置于上海,而上海当时无市委,隶属于江苏省委。那么这个“上海党”是指党中央就确凿无疑了。在党的莫斯科“六大”会议上,共产国际鉴于陈独秀、瞿秋白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犯有“右”的、“左”的各种不同错误,建议推选一名工人出身的同志担任总书记。这样就把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向忠发无论德才都不具备党的领袖条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后又兼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就成了中央领导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当时需要保密,许多人的身份和来去关系搞不清。但笔者经与孙铭勋的女儿孙丹年同志联系,已了解到她爸爸到新安小学工作不久即被周恩来调至上海办大同幼稚园,包括毛岸英、毛岸青在内的许多革命烈士子女及党的重要领导人子女都曾在这个园中生活。抗战前周恩来又曾派孙铭勋从淮安去延安,同时让他在淮安、延安、上海三地奔走联络;皖南事变后,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也被安排到新安小学读书。项苏云当时只有六岁,老师、同学们都只知道叫她“猫姑娘”(她穿的裤子膝盖处各绣有一个猫头),却谁也不知道她的真名实姓。如果不是周恩来的安排,项苏云是很难到偏僻的淮安读书的。也就是说,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当一部分党员在工作中暴露身份后,便迅速把他们撤离转移到新安小学这处联络点“隐藏”起来,过一段时间后,再安排他们到另外一地工作;同时一些革命烈士子女、党的重要领导人子女也被他安排到这里“隐姓埋名”,既让他们能够上学读书,又不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捕杀。这样,新安小学的公开创办人是陶行知先生,而周恩来则是新安小学(党支部)的秘密领导者,最后从莲花街走出了后来旅行全国、宣传抗日的新安旅行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忽地淮阴有伟人”
由于历史的因缘,楚州留有不少关于韩信的古迹,如胯下桥、韩侯祠等,这些古迹弘扬了我国古代军事家韩信的忍辱负重、容人用人等许多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周恩来小时曾由母亲带着参观浏览过这些古迹。给他留下了童年美好的记忆。他在参观胯下桥、听到母亲讲述韩信忍辱胯下的故事后。凝望着胯下桥木牌坊上三个墨绿色大字“胯下桥”,深情地说:“韩信的忍让是对的。”楚州有关韩信的古迹还有漂母祠、钓鱼台和千金亭等都在河下枚里街。周恩来少年踏览漂母祠时,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碑还在。碑上刻有乾隆御笔题诗,“丛祠不断故乡火,冻浦犹存沉钓风”等诗句。后来,《老残游记》作者刘鄂寓居楚州游览到此时倏地想起大将军韩信赫赫功绩,却屈死未央宫,如今,斯人不见却风光依然,不觉泪雨纷纷,以诗当哭:“开到桃花百芳菲,草湖水满鲫鱼肥。故乡风景年年好,唯问王孙归不归?”缠绵情怀跃然诗文字里行间。
1916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也曾写下忆及少时在家乡凭吊韩信钓鱼台时的诗文,诗曰:“漫言宫锦傲鱼蓑,渔舍侯门两若何。果使功成返渔钓,君臣今古白头多。”还有两句为:“谁知一掷鱼杆后,忽地淮阴有伟人。”
这些诗句都出现在周恩来早期文集中,足见周恩来对韩信的景仰,也反映了韩信的美好品德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
状元楼前洒热泪
1958年的秋天,淮安县(今楚州区)副县长王汝祥赴京进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家乡淮安的经济建设等情况。当时,周恩来虽然离家快五十年了,但对淮安城里的桥溪巷陌。
风土人情仍旧记得清清楚楚。他问淮安“宝塔(指文通塔)还在吗?”“文渠呢?里边还有水吗?”
当周恩来听完王汝祥的回答后。深情地回忆说:小时候,我和弟弟等小伙伴们常常坐小船,出北水关,到河下去玩。大人们怕出事,将小船锁在码头上,不让我们出去。一次,我弟弟他们打开锁。小船便载着我们五、六个小伙伴,我们撑篙的撑篙,划桨的划桨,让小船顺水北去,一直漂到河下竹巷街东头的状元楼。因为状元楼那里有盲人在说书,说的就是《沈状元毁家抗倭》的段子。我们听得入了迷,忘记了回家。家里人到处找,找不到我们就在街上敲起大锣,一边敲一边喊我们的名字。
听完了书,我们才想起回家,可是由于运河上的耳洞关闸,文渠水浅,加之逆流而上,船行得很慢,直到太阳快落山。才将小船弄到驸马巷自家门前。老远,我就看见八婶踮着小脚,在码头上不住向我们小船眺望。当时我想,年龄最大的我肯定少不了一顿打。谁知当我内疚而又忐忑不安的上岸后,婶娘却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失声哭了起来。她那热乎乎的眼泪一直滴到我的脸上,我难过地也哭了。那情、那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据那天与周恩来等一同划船去河下的周恩来二曾祖父家的族弟周恩灿1981年在淮安招待所说,七哥(指周恩来)带着我们到状元楼后,盲人正好开讲沈(坤)状元抗倭的故事。当书说到在家守孝的沈状元变卖自己财产然后招募乡兵,练武备战时,七哥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表现了无比的敬佩之情;当说到倭兵烧杀抢掠到淮安城东门外樱桃园一带时,七哥眼冒金星,十分气愤;当说到状元兵打胜仗时。七哥和我们都高兴得拍手跳了起来:而当说书人说到抗倭有功的沈状元最后竟被人诬告为“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而屈死狱中时,我们都没在意,七哥却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没有忘记文渠,更不会忘记“沈状元毁家抗倭”的故事。或许,这正是他后来为人正直、憎爱分明等美好品质的渊源。
(秦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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