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吴鞠通①与“问心堂” / 高岱明

大医吴鞠通①与“问心堂” / 高岱明

2003年，北京闹“非典”，震动世界。1793年，京师大疫，震动问心堂。

乾隆五十八年春夏间，北京南城贫民区突发温疫，继染三城。时医皆不识此症，“捕风捉影，病东药西”，患者十有八九枉死其手。一时间，群医束手，百官无策，每日惴惴惶惶，但闻远近斧凿与暮鼓相催，街街挽歌与晨钟相和。天际一道流星，划破了恐怖诡谲的京城夜空。

南城出神了!一具抬到永定门口的“死人”被救活了!城外冢满为患的义地里，少了一只“馒头馅”。

崇文门外南横街，平日门可罗雀的淮安会馆，一清早，里外就挤满了车轿床担。一个个被判“必死无疑”的高危病人踵门求治，竞也奇迹般地好转了，痊愈了。

神!但，妙手既非神亦非仙，甚至此前没做过一天医生，没敢轻治一个病人，是惨酷的疫情震撼了他，一出三指（切脉），居然着手成春。史书上记载疫情大多疏漏简略，过后也很少再有人提起，而这场大疫所以被人们记住，频繁出现于楮墨，就是因为催生了这个中国医学史上并非神话的神话。眼下，奇迹的创造者，一个三十六岁的外乡人，端坐墨底青篆“问心堂”下，正式在京城悬壶济世了。时医们酸溜溜地叫他“三非大夫”：既非世医家传，又非名师相授，更非三折肱而成。帝都富贵人多，眼界高得很，向来讲究学有所本，渊源有自，“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回逼到鬼门关口，无奈死马且作活马医，谁还有闲心考究学历职称门第?只要回天有术，谁会在意他仅是个默默无闻的、受雇于《四库全书》馆的读书人!

读书人所读何书?“天书”。此前，尚无人有此眼福。历代皇家皆收藏金匮秘典，也就是太医院御医有幸一窥。大量的方书医案散落在民间，出于名利之争与门户之见，总想留与子弟私相授受，世世代代，秘不外传。这正是《四库》收集的一个重点目标。在胡萝卜加大棒下，名医士族无不惶悚，割肉般将祖传家藏捧出来，交地方官封固，专骑解京。至此，前人珍籍宝典被政府搜罗殆尽。想不到，乾隆这项“政绩工程”，第一受益人却是他：在家乡自学七年，正苦于孤陋寡闻、书少疑多，有此千载难逢的好机缘，怎能错过?立刻只身进京，托里人（传说为程鱼门）举荐，考得检校医典的差事。因此得以遍观历代医籍，溯源辨流，朝研夕究，何幸如之?

然医道难且深，上须知天时运气，中宜通人事得失，下当识万物性味，非天资高妙、坚韧有恒者，不可学医。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放弃了科举前程，放弃了古诗文辞、围棋隐语（射谜）等所有个人爱好，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穷穷兀兀十七年，他日夜苦读，不知寒暑，口诵手披，慎思明辨，几殚精竭虑、目瘁形枯。纵观医学史，这般与二竖（病魔）不共戴天，以性命相搏的早有人在：东汉张仲景，眼睁睁看着家族中一百多人死于伤寒而不能救，椎心泣血。于是奋志博览医典，四处求采验方，以高才妙识探玄冥、研幽微，以医救世，终成《伤寒杂病论》这部人类医药史上不朽的名著，被后世尊为“医圣”。唐代孙思邈，自幼多病，求医购药，罄尽家产，深受病痛折磨及庸医误人之害。因此，幼立宏愿，毕生精研岐黄之术，为民除病，终成医药全才，被民众祀为“药王”。可见，不忍之心，人或生而有之；而大不忍之心，大慈悲心，则靠后天有以激之，非经磨难不可。那么，千载后，淮安会馆侧院的问心堂内，此人萤灯鸡窗、悬梁刺股，所为者何?原来，他的慈父、也是严师——逊夫先生，以秀才教授里中，弟子众多，是位受人敬重的饱学纯儒。因偶感温热，被时医们误诊误治，折腾得九死不得一生，辗转哀吟、缠绵病榻一年多，竟赍恨而殁。这一年他十九岁，自幼随父勤习儒业，正志向高远。同里好友汪廷珍称其“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乃出于总角相知，绝非虚誉。此番亲见父亲枉死医手，哀痛欲绝：“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便买来一些医书，伏读于席地守丧的草垫上。当读到《伤寒论》张仲景序中一番宏论，如雷击顶，引起他强烈共鸣，更激发了救人济世之志，遂“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从此，终其一生，无论家居何处，其读书、著述并诊病的轩室，一概颜之曰“问心堂”。所问者何心?将用他一生一世去回答。

与仲景当年着力于伤寒一样，他当然首攻温病。中国传统医学将所有疾病分为内伤、外感、杂病三部类，其中外感，即外因引起的所有疾病，又分为伤寒和温病两大类，后者发病率尤高。与成熟的伤寒学说相比，对温病的系统研究，起步晚了一千年，以致“医温病者，毫无尺度，人之死于温病者，不可胜纪”。十二世纪以来，刘完素等医学家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尤其是吴又可、叶天士，对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惜多有一偏之弊，仍不完善，“求一美备者，盖不可得”。他站在巨人肩膀上，几乎涉猎了前人言及温病的所有著作，对各家学派从源到流，无不呕心沥血、深研潜究，“执其可信者而从之，不可信者而考之。”吸纳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分析疏忽与不足，摒弃谬误。世人称他：“博览载籍，上下古今，目如电，心如发。”或赞其：“嗜学不厌，研理务精，抗志以希古人，虚心而师百氏。”均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来京后，还常随友人临症见习，以印证所学所思。“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

十年苦磨一剑，自可倚天屠龙。医名大震后，病人接踵，户限为穿，给了他亲治各种病症的机会。在《内经》理论指导下，博采历代名贤精妙，总结自己临床经验，苦心孤诣，创立了理法方药完整实用的三焦辨证体系。既吸收融汇了张仲景六经辨证和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之长，又弥补了各自的不足。这是一种新的更科学的辨治病症体系，因为它直接说明了病机与五脏的关系，使病位划分更精细入微，对病邪传变规律把握得更全面，对指导临床治疗用药意义重大而深远，一直被沿用至今。

再高明的医生，手治病人毕竟有限。只有将学术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才能真正泽惠无穷，救人无数。为了“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使临床“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1798年起，他开始撰写《温病条辨》，将独得之秘公诸于世。该书不仅集温病学说之大成，与伤寒学说双峰并峙，而且“羽翼伤寒”，“补古来一切治外感之不足”。古人称张仲景是轩辕岐伯之功臣，后人又称其为仲景之功臣。成于1804年的《温病条辨》初稿，竟与曹雪芹《风月宝鉴》手本同样风靡，朝野文人传抄不绝，纸贵一时。但他却认为：著书立说，心存济世，必屡验无讹，方可传与世人。于是诚请友人同道参定评审，结合临床实践反复修订，1813年才定稿并付梓。晚年，又补入了前所未知的“凉燥”证治方药《秋燥胜气论》，至最终完善，长达三十八个年头，足见其治学之严谨。由于博采百家精华而又富于科学独创，《温病条辨》经受了时间与实践的检验，成为温病学史上，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不朽著作，被后世中医奉为辨治温病之圭臬。不到二百年间，已有七十多种版本，日韩等国汉医还选译成本国文字。医学界将其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并列为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人类医学史也因此镌上了作者的名字——吴瑭（1758—1836），字配珩，号鞠通。先生以其卓越的学术贡献及崇高的医德医术，跻身于中国古代十大医学家之列。对孕育了一代大医的问心堂，久已心向往之。“非典”刚过，我来到了鞠通先生的故里——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镇。寂寞地走在夕阳下的石板街上，一座座青砖灰瓦的明清老屋，披着浅浅的暮色，神秘而幽深。何处可觅问心堂?见几位老人在闲坐聊天，问及吴瑭，竟茫然无所知。提起吴鞠通，虽晓得，也不甚了了。只听连声叹息：问心堂早毁了，连影子都没有了……经指点，找到了当地几位名医的后人。

夜灯下，对影无眠，不由将晚间向人请教的几个问题梳理一过：

谁毁了问心堂?

神。信不信由你。中街南头原有座文昌阁，神幔无端半夜着火，殃及六百余家。吴宅恰在其左近，片瓦无存。那是道光十五年（1835）春天的事。鞠通先生长子随即去世，老人不胜西河之痛，不久病逝，葬于京郊。

为什么没有归葬故里?因为故居烧了?

这仅是原因之一，主要还是经济上不足。潘德舆《养一斋诗文集》中有一首《秋夜就吴丈鞠通饮》，有句云：“我乡有高士，观物提鉴衡。人世蓄真气，七十如孩婴。感怆民疮痍，血泪相和倾。热心抱古痛，岂曰身命轻。”诗后自注：“鞠通闻东南数省大水，民死无数，为之痛哭、咯血。”先生内仁外义，至性重情，尤关心民生疾苦。一生看病从不计较诊金，还经常自制丸散施济贫病，所以并不像有的名医那么富有。加之曾多次倾囊赈灾，身后依旧清贫。

先生一生主要是在北京一带行医，在家乡的影响似乎不大?

不能这么说。即使先生举家迁居北京后，过些年也总要回来一趟，住些日子。毕竟有故居、先人坟茔在。每次一回来，中街上就热闹起来，到问心堂求医的人络绎不绝。淮安存世的诗文集中，常可见病人及家属对他的敬仰和感激。七十二岁那年秋天，老人最后一次回乡省墓。至林家水烟摊前，见数人抬一病危老妇人正歇肩，有子一旁哀声哭泣。下车询知：天亮抬至淮城，求了几家医生，皆推诿（怕治不好，影响声誉），又往回抬，不知能否撑到家。他立诊为燥热伤津，欲处方，又虑抓药来不及。忽见远处运河堆上长了一簇蔟地黄，大喜，对其子说，你母亲有救了!让其速刨斤把鲜生地，绞汁灌母，竟覆杯而愈。正因先生大仁大德，医术出神入化，家乡人都叫他“老神仙”。更有奇者，淮城杨氏，十年不能吃饭，饮粥汤也只一口，稍闻声响即痉厥，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经治百日，如剥茧抽丝，渐食干饭。先生恰被绍兴重病人请去，不放心又两次函问，开导病人。杨氏感激涕零，将其手书奉为座右铭，每日讽诵，借“神力”居然也胜病魔。在他的典型垂范下，淮安人学医蔚然成风，形成了朝儒夕医的民风与传统：孩子从启蒙起，就白天读儒经，晚间背医典。河下名医李厚坤，将《温病条辨》改作更通俗易懂、便于记诵的《温病赋》与《温病方歌》，学童往往以毛笔临写，作为仿课。道光以后的百多年间，涌现出一大批淮医，人称“山阳医派”。其中刘金方、汪筱川、韩达哉、高行素、刘树农等，都是各有建树且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中医。外地也有不少人前来深造，回乡挂牌则被唤做“淮城派”。《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来河下学医时，还编写了《温病条辨歌括》。

第二天上午，热心人又领我去寻访问心堂遗址，早密密麻麻盖上了房屋，已无从辨认。一路上零零星星又谈了吴家一些轶事，临别，还慷慨地借给我一卷《吴鞠通医案》。

捧着发黄的民国初年石印本，读了一天一夜。满眼皆是重病险症、沉疴怪疾，满耳尽是先生在条分缕析病理治方，千叮万嘱各种禁忌事项。这哪里是一部精彩的临症记录?分明是一颗活泼泼、热呼呼的救世苦心。

正是这本书，以及后来陆续找到的一些资料，领我走近了问心堂。

人类永远也摆脱不了致病微生物的侵扰，宿命地注定，与疾病的斗争永无止息。医生作为每一次大小战役的指挥官与战斗员，“仁、智、勇”缺一不可。道光元年（1821），北京又流行一种新的疬疫：患者或上吐下泻，腿脚转筋；或心腹绞痛，四肢痉厥；重者往往朝发夕死，极具传染性。一时名医成奇货，诊金抬至三百两白银尚不肯一顾。对病理方药心中没谱，谁愿披麻救火?鞠通先生目击神伤，心忧如焚。“一病不知，医者之耻!”即使千寻枯井也要跟着往下跳!这就是良医的天责，叫做“从井救人”。秽流血海中，隐然驶来一片洁白的云帆。冒着狂风暴雨，六十四岁的老人艰难前行，亲临众多病家，精审细察，迅速揪出“瘟神疫鬼”：系凉燥为患，尽快研制出新药——霹雳散，以冀霹雳一声，阴霾消散。病人服后，果然有奇效。适逢顺天乡试，主考官特购霹雳散百余剂，令考生服用，场中竞无一人患疫而死。

常言道：用药如用兵。只有洞见病源，认证无讹，又深知治方药性，所谓知己知彼，才能克敌制胜。毫厘之差，即可变生不测。先生得力于深厚的三焦辨证功底和对药性的准确把握，临症善测病情，用药无不随其证而轻重之，胆大而心细，精当而效奇，每似韩信用兵，如有神助。th西布商李某，大热大渴，周身纯赤，一夜饮水两三担，汗如雨下，谵语癫狂，势不可遏。他每剂用石膏竞多达一斤，大获全胜。《伤寒论》中桂枝汤，温病方家皆不敢贸投，他用于风温、冬温、温疫初起时恶风寒者，屡验有效，故仍列于《温病条辨》方首。湿热证投桂枝，乃其首创，且初试于己身：曾六月患“先暑后风，大汗如雨，恶寒不可解”，先服一帖，桂枝用二两，毫无效验，次日增至八两，半帖而愈。后遇到因患湿温被误治的张某，一日已数死，连下三方皆用桂枝，终得救。真乃药用当而通神!

先生不仅是辨治各类温病的大师，也是辨治内伤、杂病的高手。各种疑难死症，常应手而愈。有一陈某，头肿至脚，腹胀如鼓。因服药有误，耳目功能皆失，口中血块累累而出。他最后被邀至，以病势过于危急，也不敢骤然用药，暂以六斤活鲤鱼一尾，囫囵加葱姜煮熟，加醋一斤。经服一昼夜，病人视听恢复，口血亦净，但肿胀未除。开始拟方，用重剂麻黄、附子发汗。谚云：人畏麻黄如虎。不仅使在场的众医咋舌，连药店也不敢照方出药，为救人，他独自承担了莫大的风险。更险的是，服后仍无汗，众医大哗，皆谓“汗不出必死”。先生心有定见，顶住巨大压力，仍用原方，配四斤鲤鱼熬汤如前，服药一碗后，即服鱼汤一碗，又服一昼夜，由额至腹渐渐出汗，脐以上肿消，腹仍大，腿仍肿。改用五苓散通小便，竞无效。他没有手忙脚乱，坚信自己处方对症，问题只能出在药上，细心一查，果然是肉桂太差。复觅优质肉桂，服后数小时，即下小便三大盆半。病人身如空布袋，皱如豆腐皮，又调理百日病除。这类医案，读来真是一波三折，回肠荡气，超人的智慧和超强的心理素质，令人惊叹不已。先生一生救死扶伤，不知治好了多少老人的中风、痰饮、肝厥，治好了多少孩子的惊风、疹痘、疳痹，以及妇女胎前产后各种急病。附录于《温病条辨》的“解产难”、“解儿难”两卷，尤为医界称道，认为精辟独到，“多发前人所未发”。

先生师古而不泥古，临证百变，药亦百变，大胆推陈致新，创造性地加减化裁古方，别开生面。如《伤寒论》中复脉汤，别人照搬，惟独他以牡蛎、鳖甲、龟甲，依据病情轻重变化递加，制成一甲、二甲、三甲复脉汤，用于养阴保液甚有奇效。他还因病因时因地因人，穷思极想，创制了许多全新方剂。如对温热病，大力倡导“清热养阴”施治法则，纠正不问病因即以辛温之药发汗解表之误，新创了银翘散、桑菊饮等一批辛凉清宣制剂，以治新感温热病，疗效极佳，开创了治疗初温的新局面，至今仍是常用药。还有许多用于急救或慢性病的丸散膏丹，如安宫牛黄丸等，皆独出机杼，极具灵效。遇特殊病人，往往不拘常格，治以法外之法，屡见奇功。有一疯女，狂不可抑，常裸奔于街，二壮汉不能搏之使回。服药皆无效。先生不忍坐视其惨，苦思冥想，忽悟古人“扑作教刑”之意，教她弟弟以小竹板责打其腿使痛，刺激羞耻之心复生，自着衣裤，再用大剂苦药，一帖奏效。又有陈某，闹酒致怒，得了噎食。见病势已盛，仅靠药物难解，力劝其开怀于山水之间，用药果然大好。一贪色登徒子，闻妇人声则遗精。设法将其藏于大庙深处，以三甲复脉汤灌至百日而根治。时人赠先生一副名联：“具古今识艺斯进，空世俗见功乃神。”可谓知言。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医道，中国古代又称仁道。孙思邈就曾亲为野外的蛇、虎疗伤，博爱情怀，堪与天地合德。但人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情形往往不是这样：总有些俗医，好将病人分成富贵贫贱三六九等，反应在治疗、用药、护理、服务态度上，就有了千差万别，甚而有病无钱则见死不救。与孟子所谓仁心仁术相去不知几万里。综观鞠通先生一生，始终保有着人类最可贵的一份良知和爱心，几乎病人每一声痛苦的呻吟，都能引起他心灵的颤抖；每一阵绝望的悲号，都曾触发他肺腑的悸痛。就连数千里外发大水，灾民多有死伤，他都感同身受，为之痛洒热泪，直至咯血。在他眼里，不论锦衣貂裘，还是破衫褴褛；不论金枝玉叶，还是市井烟花；香车宝马、八抬大轿来的也好，两根扁担、一副担架来的也罢，都是应该全力救治的病人，用心皆一，用药无别，同样满怀关切，一腔悲悯。以自制的代赈普济散，治愈了歌儿、妓女的喉痹、温毒；以新鲜鹅血治好了老僧、寡妇的膈食病；以霹雳散救活了更夫、乞丐的瘪螺痧。遇到贫病交加的苦人，施医施药还施钱谷。

对别人不肯治或治坏了的病人，先生总是恪尽医责，不计得失，不避嫌怨。古北口外一家，两妯娌皆寡妇，膝下一子双祧，过于宠惯，每晚睡前，复令饱食加餐，食毕即上床，致脾受损，吐血不止。正值隆冬大雪，山道太险，病又危急，治不好，其母还要拼命，一老者虽挨门跪求，亦无医肯赴。先生出诊怀柔偶遇，古道热肠，连夜策蹇（骑驴）上路，一日夜方赶到塞外。所用药倒再简单不过，令每日取灶中黄土一斤，分两次煎服，半月即愈。临走再三嘱咐，戒其夜食，永不复发。先生以为：凡病人求医，无不满寄希望、满怀信任，托以无价之躯，寄以生死之命。医之为任重矣!无论多么怪异棘手的痼疾，他都勇于担当；无论怎样反复无常的顽症，他也绝不退缩。京城一大家公子，因科场失意发狂已七年，经各地百数十位医生，多方补虚，犹石投大海，赢形垢面，手铐脚镣，终日锁于大石磨上。据家人言：每夜必得妇人，否则便大闹哀号令人不忍闻。他诊断并非虚症乃实症，遂用极苦之药泻其心胆二火。初效后，怕太过伤身，改方稍减苦药，不料狂暴更数倍于前，势将不久。其亲人也彻底绝望，听其自生自灭不再治。惟先生以坚毅不拔的意志，不愿放弃最后一搏，又重用苦药，巧制新方，病人半月后即去刑具，着衣冠，神色举止如常。三年后，竟中了进士，全家跪谢慈医再造之恩。

健康长寿，乃人所同欲。一旦患病，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医，找一位好大夫，哪怕千山万水。尤其是病巨痛深，朝不保夕者，岂止是大旱望云霓、久暗盼一灯?然而有时候，医家则未必肯施援手或千方百计救人：病人望穿秋水，医人却杳如黄鹤；患者火已燃眉，生死一瞬，医者仍鹅行鸭步，姗姗来迟。莫非，年年见惯生痛死别，日日厌听哀号惨叫，心变硬了，血变冷了，脸变僵了?要知，名医也是人，也有家庭私事，也会有不适与烦恼，也有业余爱好，有的甚至还有稀奇古怪的嗜好癖好，即使不肯玩物丧志，也很少有人能完全舍弃并贯之始终，包括一些大儒、国手。古代没有120急救中心，没有专家挂牌门诊，病家情急无奈，只能出以下策：或出重金、宝玩招就，或以花草、蟋蟀引出，或备赌桌、烟榻诱来，或延名伶、雏妓勾至，百般世态难以尽述。故世人乃有“为名医易，为良医难”之慨。汪廷珍甚至断言：“良医非神圣不能。”鞠通先生无愧良医二字。从医四十三年，博施广济，似乎专为挽救千千万万生命而活着。京中额氏产后失调，昏厥垂危，家人破门来请，已是除夜三更。先生踏雪奔至，急以自制的大定风珠施救，直忙到正月初五方收全功。病家铭感五内。再有恒氏女，因误用补药，大呕无法可止，粒米难下，恨而用剪刀自刎，四肢如冰，死生一发。他急如星火赶到，七帖药竣事。病人视为再生父母。先生常说“医家要有割股之心”。只要能治好病人，割自身肉都在所不惜，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人有生必有死，此自然之常理。然而，死生亦大矣!生不能无疾，病不能无医，人类终于产生了医生这一神圣而又崇高的职业。以其动辄关乎病人生死安危，医生又有“司命”之称，无论哪个时代，都是最受敬重的一个群体。在世人眼里，良医与良相同功，名医与名将同才。先忧后乐的范仲淹，少年就曾立志：“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按中医传统理论要求：“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可事实上，历代皆有一些庸医俗医伪医充斥世间，一心只为名利，哪管济世救人。或指天划地，称神道妙，巧言诳人；或心粗识劣，以骄轻敌，以慢失机；或自恃聪明，争奇斗能，以人命为尝试；或同门则互弥缝，异派则相诋毁，圊于庸陋偏执；或恃一技之长，专一聚敛财物，取索重金；不一而足。甚有仅读过《药性赋》、《汤头歌》，就敢闯江湖，摇串铃。童谣唱道：“心肝脾肺贤，到处能挣钱。”连五脏之一、先天之主的肾，都错读成贤，其他可想。古往今来，病人枉死者不计其数。鞠通先生为之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常仰天浩叹：“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一个忠厚慈和的仁者，因此挺身而出，成为勇敢无畏的斗士。成于道光十一年（1831）的《医医病书》，即“伤生民死于俗医之不明道而作也”。透过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颗水晶般毫无渣滓的赤子之心。

犹如独行大侠，先生无门无派无偏私，著书立说一秉大公。《温病条辨》中，对历代前贤之误，都敢于直言驳证，以免贻误后学，医并世同行之病，还有什么可姑息的?书中批评“今人不读古书，安于小就，得少便足，囿于见闻，爱简便，畏繁重，喜浅近，惧深奥，大病也。”强调医生必须刻苦研读古代经典，同时又要力戒好博不精或死于前人句下，并就医生日常应用所不可不明辨的诸多问题，一一加以申述，嘉惠后学，启迪达者。自言每遇俗医处方之谬，“余存心不敢粉饰，也不忍粉饰。”无不当场指正。有人请他点评己作，本欲抬高身价，他也不识时务地提出许多中肯意见，绝不滥加褒贬。殷殷期盼“后之学者，其各以明道济世为急，毋以争名竞胜为心”，则“民生幸甚”!对医界邪风陋俗，作为一个刚烈正直的理想主义者，更是深恶痛绝。对那些一心为己打算、不管病人死活，把行医当成“做买卖”、“开医店”、两眼只盯钱看的不良风气，给予强烈谴责。这些内容无不切中时弊，但难免得罪不少同行。正因“口过直而心过慈，以致与世不合”。作为挚友，汪廷珍曾一再提醒：用以责己可也，责人恐太苛，难免群驽伐骥。先生终未能悟，依旧一副替天行道的痴心热肠。生前病家交口赞誉，而有些同行见其到来则赶紧避去，躲至暗处放冷箭。身后诋毁自然少不了：《温病条辨》一书，条文皆加以自注，“免后人妄注，致失本文奥义。”实属一番救世苦心，但一些曾被他指责或嫉妒他的人，却大肆鼓噪“自条自辨，向来著书无此体例”，贬其著作“文不胜质”等等，讥哂不休。

呜乎!终身与各种病魔斗智斗勇，已够心劳力拙，古稀之年，还逞英雄孤胆，向医界朽风恶习宣战，岂非愚不可及?然而，这既是先生可悲可叹处，更是其可敬可爱处。最后一次远足出诊，是在去世前一年的深秋。前往柿子坡的路上，看到满山红叶，先生自语：少时，过淮阴侯钓台，每见丹枫如烧赤霞，亦喜“霜叶红于二月花”；及长，再见此景，“尽是离人眼中血。”千古伤心，惟别而已!何况天人永隔、生死离别?白发老人黯然神伤……大概想起了英年早逝的父亲?或是他缘悭最后一面的发妻鲍氏?还是刚刚送走的他们的儿子廷莲?应该远不止这些家人，还有他的友人、病人……转脸他又对旁边的年轻书生道：令姐既病起于丈夫猝死，本已痛不欲生。无情草木，焉能治有情之病?此番前去，必先开其心结，使情志畅遂，方可冀见效于万一。后来果然如其所言，经开导点燃她求生欲望后，药到病除。先生也圆满结束了他的使命。踏着凄清的晨霜，品着冷凝的秋意，漫步在柿子坡上。山前屋后，一株株柿树上，正稀稀落落挂着“红灯笼”，拼命在这萧瑟冷寂的天地间，染就星星点点的暖色。书生问：听说柿树有七绝，根皮果叶皆可人药?先生点点头：仅眼前这柿子，或任其自红，或晒或熏，或水浸盐渍，即可具寒凉平温等不同性味，分治多病。连柿霜、柿蒂，也各有妙用。书生突发奇想：先生若仿照杏林成例（传说三国时医仙董奉，在庐山为人治病，无不全活。令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轻者一株，郁然成林）满山栽柿，几十年下来，京郊柿林早蔚为大观了。先生却道此言大谬：一介凡医，常抱救命乏术无力回天之恸，岂可妄与董仙媲美!我倒愿意埋骨柿子坡，化作春泥，滋育秋果。

先生走了，终年虚岁七十有九，时为道光十六年早春二月。

据说临终前因衄血不止，人已神智不清，洁白的长须上染着鲜红的血渍，口时张时合，还在微弱地絮语，重复着一些既不连贯又含糊不清的句子：恨不能……替天下人……择医……恨不能……替天下人……制药煎药……恨不能……

说到底，他是恨不能一手封住地狱之门，一手托举天下人尽登寿域啊。

高尚而仁慈的灵魂，安息在京郊青山绿水间。而今而后，回首南天，遥望故园，问心可以无愧矣!

可惜，文昌阁烧了，问心堂也没了。

（高岱明）

注：
①吴瑭（1758－1836），字配珩，号鞠通，淮安河下人，中国古代十大医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有《温病条辨》、《医医病书》、《吴鞠通医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