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大师阎若璩 / 刘怀玉　胡健

经学大师阎若璩 / 刘怀玉　胡健

阎若璩[qú，音渠]是清初著名的经学大师，也是开清代考据学风气之先的杰出代表人物。“继顾炎武之后崇尚实学而开考据之风的第一位经学家”，纪昀（晓岚）曾说阎若璩“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之外罕能与之抗衡者”，张穆说“念国朝（清朝）儒学，亭林（顾炎武）之大，潜丘（阎若璩）之精，皆无与伦比，而潜丘尤北方学者之大师”，梁启超则称赞他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第一功臣”。

阎若璩，字百诗。他的祖先在元初时由山西祁县迁至太原嘉节郡西寨村，其地古名为潜丘，故又别号潜丘居士。明代中叶，朝廷盐政实行“开中政策”，阎若璩的六世祖阎居訚于正德初年迁至淮安，经营盐业，成为淮人。祖父阎世科，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卒葬于淮安。父亲阎修龄，以文名一时；母亲是明代嘉靖已未状元清河丁世美的孙女。

明崇祯九年（1636）十月十四日，阎若璩出生在河下竹巷街。阎若璩天生口吃，资性愚钝，少时读书千百遍也读不熟，且身体多病，然而他学习非常用功刻苦。他的母亲心疼他，听见他读书就劝他不必过于劳累，阎若璩则改为默诵暗记而不再出声。据说他15岁那年冬天，一日夜里读书，遇到疑难，他便发狠不搞懂便不去睡觉。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在四更天以后，阎若璩突然豁然开朗，自此以后便颖悟过人。阎若璩16岁以商籍人山阳县学，成为一名“秀才”。他读书下苦功夫，爱把书拆散，一页读熟背上后，便将之烧掉，从而不用再去读它了。阎若璩读书还不满足于熟背文辞，而喜欢寻根究底，反复寻思，他曾自题柱联曰：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清初是中国学术风气大转变的时期。之前，理学是宋明的显学，它上追先秦的儒学典籍，并根据维护封建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儒学”，其特点是大谈“理与心性”，宋明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哲学。宋明理学的流弊是空谈“理与心性”，尤其到了王阳明的“心学”以后，更出现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清初的一些学者如顾炎武、阎若璩等对此学风都很反感，并对之做了一种学术思想上的反拨，从而出现了学术风气由尚空谈向尚实证、由尚义理向尚考据的重大的时代转变。在这种学风的时代性转变中，阎若璩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的，可以说他是一代学术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如前所说，顾炎武、阎若璩这些清初的学者，不满宋明理学的空疏，论学持一种“读书不求源头，虽得之殊可危”的实事求是的怀疑与实证的精神。他们认为，宋学所依据的一些儒家经籍本身就是可疑的，就必须首先把它们搞清楚。这样，就形成了如顾炎武所说的“舍经学无理学”的学术思路。这种思路要求人们脱离宋明理学的羁勒，去直接“面对”古经，以探求历史的真实面目。顾炎武、阎若璩等人认为，汉人离孔子不远，是比较可靠的，而要读懂汉代的儒家经籍就必须懂得当时的文字学，并对当时的经籍做一番辨伪的考证工作。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可以说不但是阎若璩自己这方面的代表作，而且也是对清代经学或考据学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的重要学术著作。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介绍一下汉代著名的今文古文之争。汉代流行的由汉隶写成的儒家经籍一般被称之为今文学，而一些据说因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度失传而又被人“保存”“发现”“献出”的用籀书（汉已不流行）抄写的儒家经籍一般被称为古文学。在清代之前，在宋明理学那里，这些古代经籍人们是把它们糊涂地接受下来，视作为经典的。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就是这样的一部儒家的经典。我们知道，《尚书》又称《书经》，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其实，它实际上是我国上古的一部文献汇编。《尚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曾一度失传，汉初，由通晓《尚书》的伏生口授，得《尚书》二十八卷，称为《今文尚书》。后鲁共王损坏孔子旧宅，得到《古文尚书》，虽经过孔子后裔孔安国考订，但未得列于学官而又失传。东晋梅赜向皇帝献上一本《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25篇，经隋唐的儒臣研究，认定这就是孑1府壁中取出的《古文尚书》。在尊孔的中国古代，儒家的经书自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人人必读的书籍，后来的学者也自然把它们奉为神明，就像理学的前导唐代的韩愈所说：“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但尽管如此，怀疑之声还是有的，如宋代的吴棫[yù，音玉]，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鷟[zhuó，音浊]等，都曾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古文尚书》是一本伪书，但由于这些人的论证尚不够严密，加上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空疏学风的影响，这些有价值的议论也未能引起人们真正的注意。

阎若璩是20岁时读《古文尚书》的，当时他就怀疑《古文尚书》是伪造的，便开始了潜心的钻研与考证，他用了30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古文尚书疏证》一书，证实了自己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并非是真正的古籍，而是后人伪造的结论。由于阎若璩考证的扎实、推理的严密，它的结论被学者们一致认定。作为开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学者。在治学方法上，阎若璩主张“事必求其根据，言必求其依据”，“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他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列举了128条证据，并体现出了严密的逻辑，使自己的见解具有毋庸置疑的强大说服力。这种求真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的学术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的。可以说，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对宋明理学影响下迷信儒家经籍的知识分子不啻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震动，对宋明理学也可以说是一种釜底抽薪，并由此开创了清代求真求实的考据学风。梁启超在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对阎若璩大加赞赏：“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从梁启超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影响之大和地位之尊。清代学术，从阎若璩等人的“疑古”（即对古代经籍的怀疑）到后来章学诚等人的“六经皆史”（经典不过是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出一种思想的解放的。

除了《古文尚书疏证》之外，阎若璩还著有《潜丘札记》、《困学纪闻笺》、《四书释地》、《眷西堂诗集》等十多种著作。

由于阎若璩常年考证经典，荒疏了八股举业，久试不第。康熙十七年（1678），他43岁的时候，与阮晋一起应博学鸿辞科，征辟进京。因此，人们又称他为“阎征君”。康熙二十五年，礼部侍郎徐乾学奉诏为《大清一统志》、《清会典》和《明史》三馆总裁，徐乾学邀集天下名士一起参修，阎若璩被名列首位。二十八年，徐乾学迁书局到昆山，阎若璩与当时著名学者顾祖禹、黄子鸿等一同随馆南下修《大清一统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南巡，龙船经过淮安时，康熙曾问：“此中有学问人乎?”内阁学士李铠（亦淮安人）说，有阎若璩。其中一巡抚补充说，此人“长于考据，最为精核”。康熙立即要召见阎若璩，但后因走得匆忙而未能见成。此时，皇四子（即后来的雍正皇帝）也已闻知阎若璩的大名，后来召见了他。皇四子曾说：“吾知东南读书种子仅存朱检讨（彝尊）、胡太学（渭）及先生耳。”雍正二年二三月，阎若璩又被雍正邀请进京。69岁的阎若璩，由其长子阎咏陪同，拖着带病的身体去了京城。雍正以书籍、金银等为礼聘，相待甚厚，并将其全部著作取去逐篇阅读，边读边赞。六月，阎若璩病重，病逝于北京郊外。后其子遵嘱扶柩回淮，阎若璩被葬于祖父墓旁。墓地在塔儿头蛟龙沟（又名学山墩），即今施河乡大施河村。阎若璩在京料理丧事的费用，皆雍正所赐，雍正还亲自为阎若璩作了祭文与挽诗。

阎若璩逝世后，故乡人对他十分崇敬与怀念，在新城文昌阁内为他建立了“阎先生祠”，供人凭吊祭祀。清末光绪初年，河下段朝端、徐嘉等人因为“阎先生祠”地点过于偏僻，倡议改在城内奎文书院（遗址在今淮安中学）并附祀已故淮安地方文人李铠、张弨[chāo，音超]、顾諟[shì，音是]、杨开源、任瑗、吴玉搢。此祠建成后，由路伾题为“阎征君暨六先生祠”。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阳县知县卢维雍捐银70两给阎征君祠，存于典铺，每年以利息作祭祀费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河下王全熙邀集一些文人，募集经费，在河下竹巷状元里阎若璩故里另建“阎征君祠”，事未办成即病逝，后来他的儿子王朝征继续操办，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成。故乡的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追思阎若璩这位为河下赢得文彩风流的文化名人，纪念这位给清代学术以极大影响的经学大师。

（刘怀玉　胡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