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团结民主观 / 姚顺忠

周恩来的团结民主观 / 姚顺忠

周恩来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留下了许多光辉的见解和论述，其中对团结与民主两大主题，已基本形成系统。

一

早在1924年，周恩来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群起来做国民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只要弱小民族的国民力量胜过一时的侵略者，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胜过当时的统治者，则一个革命的爆发，也成了自然之势。”

周恩来还从俄罗斯与土耳其两国在国民运动中结成的朴素关系中得到启发，提岀：“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实有联合必要和可能，且世界革命的伟大工作，也正要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

周恩来这些早期的团结思想，为他后来团结与民主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26年12月10日，周恩来发表了《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一文，就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指出了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惟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时候，所有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何况站在革命前线的共产分子，自应与国民党密切的合作，才有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的可能，才能引导工农上解放之路。否则，除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的敌人得到利益外，一切革命分子以至国民革命只有归于失败。”文末高呼“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仅时隔两天，周恩来又发表了《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又一次高呼：“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这一时期，他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组成后，首先提出了“五派”团结、联合革命的思想。他分析的“五派”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的工商业家、庞大的农民阶级”。他说：“若合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特别是在白区做统战工作时期，他扛着团结与民主的两面大旗，纵横捭阖，为党的统战事业做岀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他团结与民主的思想找到了实践的土壤。

1936年，抗日战争形势日趋紧张，周恩来为了团结联合各阶层力量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到处奔走，与各层人士广为交友。

5月15日，他在致原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的信中说：“华北局势紧张，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及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以促其成。”周恩来在强调团结与民主的同时，提岀了组成有各种成份参加的联合抗日国防政府，这可以说是后来联合政府主张的胚芽。

9月1日，周恩来不记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在上海制造“伍豪事件”的旧怨，为民族的解放，大义凛然地给二陈去信说：“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被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

9月12日，他又亲自致信蒋介石，提岀：“特此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

周恩来以团结与民主为大纛，为促成“壁垒一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出了不懈努力。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仍以团结民主为武器，和平解决了事端，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41年7月20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团结起来打敌人》一文，指岀：“必须加强政治民主化，这更须不分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而团结在民主旗帜之下，一致努力。有人说，中国之大，各党派外，还有最大多数无党派的人民，他们最能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公正意志，这是非常正确的。”他把团结与民主的理论与当时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并作了准确阐述。文中紧接着又说：“唯有最能尊重人民公意的人，才是最富于民主思想的人，才是最能团结的人。”这一理论是周恩来从事多年统战工作对做好团结与民主工作的理论升华，也是我们做好团结与民主工作应该永远铭记的座右铭。

1946年1月12日，周恩来在国民党政协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国共会谈的经验教训》的发言，进一步对团结与民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岀处理各党派之间关系的“四要四不要”原则。即“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周恩来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形成的团结与民主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又进一步得到发展。

1949年12月6日，在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周恩来指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体的力量大。一个人好比一块煤，即使是最好的煤，也只不过是一块，可是几干块煤的火力就会烧化了铁……”“要把团结放在第一位”，“要善于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

1954年12月4日，在《关于政协章程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问题》的报告中，针对政协为了扩大团结，增加了特邀代表，有人有不同意见，纷纷议论这一问题，他说：“有人批评政协名单里面什么人都有，我觉得好处就在这里，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方面的人，只要他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我们就欢迎。”又说：“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与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前进，才能有利于国家建设。”

类似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周恩来同志在多次的这类论述中，都把团结与民主生动地溶化进去，使团结与民主成为统战工作的宗旨与准绳。

二

周恩来运用马列主义辩证法的观点论述了团结与民主的关系。

早在1942年9月16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团结”副刊写的题为《团结旨趣》的发刊词中就说，“团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

1950年4月12日，周恩来在《处理好人民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四个关系》报告中说：“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着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样，如果都一样了，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正因为有所不同，才需要联合。如果各民主党派的思想作用都和共产党一样，又何必有这几个党派存在呢？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广泛联合就不讲原则，凡是要求我们承认的，我们就承认，那又会涣散统一战线。因此，既不应该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又要坚持原则。这样，各党派才能够紧密有力地团结，共同奋斗。”

次日，在全国统一统战工作会议第二次讲话中，他又说：“同资产阶级团结，还要有斗争，但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同年

6月14日，他在政协“党组活动方针”的讲话中说：“对党外人士的意见，哪怕只有一分对，是对的都应接受，然后再对不正确的部分加以分析批评，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显然，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斗争，只是在尊重民主的基础上，对不正确的意见加以分析批评，分析批评不正确的固然重要，而尊重民主更重要。

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作《建设与团结》的发言说：“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面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并引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话说：“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论述了既要统一矛盾，求得大前提下的团结，又要承认个性差异的存在。

正因为周恩来同志对团结与民主以辩证的观点来认识，站得高，看得透，理解得深，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广用自如，为我们留下了做好团结与民主工作的光辉典范。

三

周恩来从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出发，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切实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周恩来早在1949年9月7日的《关于人民政府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政协组织所包含的成份是非常广泛的。它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他又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负有伟大建国责任的，建设中国，必须经过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参加。我们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团结一切人民力量，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

这些论述明确提出了人民政协在新中国建设中，必须做好团结与民主工作的伟大使命。

1950年4月13日，他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天的团结，是为明天实现社会主义。”同年，4月19日，他在《长期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报告中说：“民主党派的组织也不能太严，要照顾大多数，团结大家一道前进。我们要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5月6日，他在“关于基督教问题的谈话”中，对宗教界人士说：“宗教界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就应该在民主与爱国的立场上，健全自己，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强调“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如果这个宗教团体，在政治上是拥护《共同纲领》的，是爱国与民主的，那么这个宗教团体便是对新中国有益的”。5月13日，还是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他又说：“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到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稳步前进。”

1951年1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说：“我国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同我们党合作是有贡献的。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

1953年3月1日，他在《民主党派的工作要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配合》报告中精辟地指出：“在国家建设中每个螺钉都有作用。特别在今天，我们正处在国家走上工业化，农业走上集体化，国防走上近代化，文教走上大众化的伟大时代，需要动员每个人都来积极参加这些巨大的工作，各党派要动员自己的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保证完成国家的建设任务，要他们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共产党领导下，一道前进。”

这些关于团结与民主的理论阐述，周恩来同志都是以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为岀发点，高屋建瓴地提岀来的，对我们今天做好团结与民主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仍有着深刻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周恩来还从人类发展历史必然要求的深度出发，谆谆告诫我们，团结与民主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有了人，人类就有了历史。”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团结斗争史。从茹毛饮血，到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没有团结，就不能战胜野兽；没有团结就不能推翻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没有团结，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也不会取得胜利。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我们仍然会遇到人类共同的困难与问题，仍然离不开团结。

1950年8月24日，他在《建设与团结》的报告中说：“说到团结，很容易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是划分为阶级的，有阶级的区分，就有阶级的团结。我们国家是多阶级国家，今天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团结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还需要与自然界作斗争，仍然需要团结。与自然界斗争是无限的，所以团结也是长久的。”

1957年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周恩来同志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针对党内部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把与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团结合作，放在国际共运史上进行了理论阐述。他说，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曾经想争取同社会革命党合作，同少数派孟什维克合作，甚至想争取资产阶级能够赞成国家资本主义。但是，由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时正遭受14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又进行着国内战争，俄国资产阶级和其它党派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因此，苏联就没有实现列宁提出的多党联合的设想。而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党联合，在国际共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且每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和各党派联合得很好。因此他说：“我们在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通的。”

接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可是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思想上不那么通，好象讲到社会主义，就只应该有一个党才对，这是教条主义。”“那么能不能说共产党多活几年，其他党派少活几年？如果这样想，就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了。因为这些民主党派还会有发展，还会有一部分人愿意参加。而这些党派的成员又很努力工作，大家团结在一起，只是思想上有不同意见，那么，就没有理由说谁先结束，谁后结束。”

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从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来的，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一个简单化的想法，这样做必然会使我们耳目闭塞起来。”“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只要还有党派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以共产党为核心为领导，各党派团体团结合作，有什么不好?”

1958年11月29日，周恩来在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又说：“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这种政治自由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自由。”“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共产党也不能说都认识到了，尽管大的原则方面掌握了，但是具体冋题还常常难于掌握，所以，大家遇事总是要多商量。”再次告诫我们给民主党派以政治自由，即民主，并要在团结的基础上与各民主党派商量共事。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能违背这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