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团结党外人士的理论和实践 / 张景良

周恩来团结党外人士的理论和实践 / 张景良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为我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统战方针、政策的制定，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在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进行北伐战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领导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和举行国共谈判等方面的贡献是永垂史册的。建国以后，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在日理万机的同时，分管统战和政协工作，组织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我们党“左”倾错误登峰造极、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动乱时期，党的统战理论、政策遭到严重破坏，而周恩来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党的统战方针，从而使党的统战工作所遭受的损失相对减少。本文仅就他有关团结党外人士的理论和实践作一些探讨。

一

周恩来有关团结党外人士的理论是很系统很全面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的很多篇幅，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把团结党外入士提高到团结广大群众一道前进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说，“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问题”，“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还指出，“团结带动非党群众同我们一道前进，是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简单化的想法”。这些，都是周恩来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后论述的。现在我们国家已发生很大变化，中共党员已有四千多万，我们的主要任务已由社会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前进的思想，不仅在今天，而且在遥远的将来，都仍然是我们的重要指导思想。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但是在任何时候，共产党员比起群众总是少数。任何事情，光有共产党员的积极性，没有广大党外群众的努力，是不会成功的。在过去，我们也不是光靠少数党员包打天下，在今天、明天以及今后，我们如果不同党外人士合作，也是搞不好四化建设的。

在团结党外人士问题上，周恩来尖锐地批判了只相信党员、团员，不相信党外人士的小圈子思想。他说：“党也好，团也好，过去都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一听说这人是党员，是青年团员，就放心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听说是非党员非团员，马上就另眼看待。这样来划一个鸿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党员团员总是少数，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叫画地为牢。”周恩来还批评，有些人讲起来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政权，可是做起来却是一个小圈圈人，不象个领导者，反倒象个孤立主义者。这些人空喊党的领导，实际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兵司令。周恩来认为，为了克服小圈子思想，一定要看到党外人士的长处。他说：党外团外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进党进团，当然有些事情不知道，比我们差一点，但并不是没有长处。有的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他们当中有些人觉悟得慢一点，我们应当帮助他们，启发他们，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党员、团员就另眼看待。周恩来主张：为了做好党外人士的团结工作，我们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就是把党外人士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看待。我们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包括做好党外工人、农民、学生、劳动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团结工作。作为统战工作，应当以党外各方面代表人物为对象，做好他们的工作，就能通过这些人士团结更多群众。周恩来说：“我们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作有大勇。”对于曾经与我们有宿怨或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周恩来主张要有勇气抛弃前嫌，善于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一切制造矛盾、扩大矛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他提岀：对党外人士不要纠缠历史老帐，只要有一技之长，确实有益于人民，并且愿意为今天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就应该热情欢迎。对左中右三方面的代表人物，在生活上的照顾要一眼看待，在工作安排上要各得其所。周恩来还主张，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岀来的人士，也要做好工作。他说：反动阶级里边有许多人还可以改造，比如地富分子，在土地改革以后，经过三五年的教育改造，他们是可以慢慢改变的，逐渐改造成新人。我们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把他们都改造过来，领导起来。解放前夕，国共和平谈判，有的同志说：“国民党代表团就那么几个人，费这样大功夫，多麻烦。”周恩来同志说：“虽然是几个人，但是他们后边有群众。在它们影响下的军队、政府、党部里边的人及公教人员，总有几百万，加上这些家庭里的妻子儿女，就是千把万。对于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比我们讲的影响更大一点。他们有代表性。争取几个头子就影响后边的一批，有利于我们渡江，就是渡江以后，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周恩来的上述观点，不仅反映他看问题的辩证性，而且体现他具有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我们按照周恩来同志讲的这些道理去想问题、看问题，就能胸怀宽阔，不会把自己划在一个小圈子里边，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走。

周恩来认为：为了加强党内外的团结，对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在政治待遇、物质生活方面，应当一视同仁，而不能歧视党外人士，特别是要注意让党外人士知情。“凡是要在广大群众中做的事情，就应该真诚坦白地向党外人士谈清楚。这是因为统战工作就是用道理说服别人，就要把许多事情告诉他们。如果不让他们知道，就会陷于被动。因为他们一旦晓得，就要来问，结果敷衍一番，这就做不好统战。”周恩来还讲了这样的事例：当年黄炎培与江南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关系很多，对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有意见。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执行土地改革政策的电报抄给他看，电报的内容是说明我们土改和镇反总的方向是对的，但个别地方也有偏差，干部幼稚，掌握政策不熟练等。黄炎培看了说，共产党这样相信我，而且共产党的领导都承认这些缺点，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他就回了一封信，说华东局的领导是正确的。有些领导顾虑重大事情让党外人士知道，会泄露了机密，周恩来同志说：“其实所谓机密，是指当时泄露出去就有利于反革命的东西。至于我们的政策，我们已经做了的事情，广大群众都知道的，为什么不能给民主人士知道呢?这样可以使他们听到各方面的意见，他们是会分析分析的。我们要采取坦白的态度，对于各方面的政策，都要真诚地讲给他们听。”周恩来还强调：“内部决定的方针，要贯彻到群众中去，不要使人感觉我们对外是一套，内部又是一套，内外不一致。”“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周恩来这些话，体现了我们党的光明磊落，我们相信党的事业、方针、政策代表人民利益，代表真理，会为人们接受，取得人民拥护，因而敢于向党外人士公开，而不怕让他们知道，不搞神秘化；也体现了我们党对党外人士充分信任，真正是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以诚待人。

周恩来认为：为了加强党内外的团结，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要有职有权。他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的工作，都是要各部部长对本职工作做报告，非党人士担任部长，要非党人士做报告，如轻工业部，就要黄炎培做报告，水利部要傅作义做报告。开始，他们情况不熟，报告后由副部长补充。久了，情况熟了，连补充也不需要。同时有任务也责成他们完成。比如河水决口，要水利部负责，傅作义自然会下去布置。有职、有权，自然会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周恩来还讲到：“非党人士也可能把事情做错，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就是我们党内同志也会作错事。对非党人士要从旁帮助，好好同他们商量，逐步提高他们的水平。”周恩来这些主张，要求我们要把国事看作是人民大众的公事，而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绝不能作为民主的摆设，而要真正实行党内外合作共事。

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提倡多与党外人士接触，交朋友。他在195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岀：“我们共产党员只占人口很小的比例，要做好工作，就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和党内同志在一起，听到的意见总是差不多，不同的意见就不容易听到。我们应该养成同党外人士经常接触的习惯。这对研究中国社会、吸取党外人士好的意见、改进工作，都是有益的。”他在1963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既然我们扩大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又在这里起领导作用，我们党员应该把许多党外的意见集中起来，集中到党的领导机关来。这就要和党外的朋友来往，就要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共产党员在一起也会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工作环境相同，政治生活相同，这些人的意见，总是比较容易接近，因此所反映的意见，总不会那么全面，一定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全面。同样，党外朋友如果听不到共产党的意见，也会想得不那么全面。所以党内外应该互相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交党外朋友。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岀意见。陈毅副总理谈到要有畏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我们共产党员要多听不同的意见，才能多知道各方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但是，你要听了才有比较。’‘我们按照周恩来讲的，多和党外人士接触、谈心，交流沟通思想，就能建立感情联系，增加互相了解、理解，消除某些误解，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党内外团结，而且能使党更地集思广益，集中各方面正确的意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周恩来认为在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扬民主。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就说：“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使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尊重”。他在《人民政协全国党组活动的方针》一文中指出：“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他们说的话不一定都对，但是只要有一点好的我们就应当重视。”要“敢于放手让人家讲话，我们的态度是对的意见加以接受，不对的也不要马上打回去，适当的时候加以批评。”“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对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朋友要实行言者无罪。”周恩来说：“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实践证明，按周恩来同志讲的去做，充分发扬民主，让党外人士真正享受民主权利，畅所欲言，遇事多和他们协商，他们就会心情舒畅，发挥政治积极性，更加靠拢党、拥护党，党内外关系就会融洽。反之，不让党外人士讲话，遇事简单化，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就不能达到党内外交流思想、沟通关系、增进理解、加强团结的目的。

周恩来十分强调共产党员要接受党外人士的监督。他说：“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这是因为，我们党是领导的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带来了一个危险，“就是一些人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了头，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共产党员除了接受党的监督外，还要接受其他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监督，“多一个监督，做起来就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周恩来尖锐地批评了某些党员不服气让党外人士监督的思想，指岀“不服气就是骄傲，就是自满，这是危险的根源。应该服气，应该谦虚”。他还指出：“我们只要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揭露错误、批判错误、改正错误的人，那就不怕监督，越是监督，我们越能进步。只有怕人揭露错误，自己又没有勇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人，才怕人家监督。”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如果深刻领会周恩来的指示，自觉接受党外人士监督，就能使党内外同志形成以诚相见、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关系，增强党与非党的团结，而且有利于自己纠正缺点，减少失误，端正党风，改进工作，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二

周恩来对团结党外人士，不仅有系统的理论观点，阐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亲自动手做好党外人士的团结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与党外人士相处，有以下几个鲜明的持点：

第一，围绕共同的奋斗目标，引导党外朋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他们从事的事业与工作，给以直接的帮助和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以中井代表身份，先后驻留武汉、重庆，处理国共关系，并领导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在这几年时间里，他对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所从事的活动予以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

爱国七君子之一邹韬奋，1938年在武汉主办抗战刊物。周恩来有一次紧握邹韬奋的手，情深意长地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宝贵的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共产党一定尽可能帮助解决。”后来韬奋写时评，遇到什么困难，总是先想到向周恩来请教，而周恩来又总是谦虚地和他一起讨论，还字斟句酌地为他修改文章，以商讨的口气建议他有些话应该讲得隐讳婉转一点，以进行更有理有利的斗争。正因为从周恩来那里更多地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得到了周恩来的关怀帮助，所以邹韬奋多次说“周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抗战期间在重庆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周恩来除了帮助陶办好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外，还经常同他一起分析形势，研究民主运动内部发生的问题，商讨对付办法。陶对许多问题，经周恩来一指点，茅塞顿开。陶深有感慨地说：“去时腹空虚，回时力无穷。”

1940年11月，马寅初先生痛斥国民党腐败，不久就被反动当局逮捕，周恩来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并要延安新中华报发表《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的杜论和《马寅初被捕经过》的文章。1941年3月30日，重庆大学为马寅初开没有寿公的祝寿会，周恩来派新华日报社潘梓年参加祝寿活动，并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名义送对联曰：“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1942年，马被释放软禁，不许教书，写了《再论征收战时财产税》、《中国工业化与民主》的文章，周恩来要新华日报全文登载，给予最高标准的稿费。

日本投降后的一年多时间，周恩来仍留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反对内战独裁的和平民主运动，继续给爱国民主人士的进步斗争以极大的支持。1946年1月31日，旧政协通过五项协议，蒋介石虚伪地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承认政党合法；普选；释放政治犯。2月10日，23个团体发起召开庆祝大会，特务捣乱，致发生了较场口事件。李公仆、郭沫若、马寅初、施伏亮受伤，周恩来赶到现场，制止特务暴行，派人把受伤者送往医院治疗，并和邓颖超到医院慰问，支持史良到法庭控诉特务行凶罪行。后又面见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提岀严惩事件主犯，追究幕后主使者等七项要求，并要吴铁城将这些要求转告蒋介石。

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并积极策划全面内战，而美国实行军事援华。1946年6月23曰，上海数十万群众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大示威，爱国民主人士马叙伦，胡厥文、胡子婴、雷洁琼、阎宝航、吴耀忠等代表上海人民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请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至南京下关车站，有14人被持务暴徒打伤，送医院治疗。24日，周恩夫妇偕董必武前往慰问。周恩来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马叙伦十分感动地说：“中国的期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25日晚，又宴请部分代表。30日，马叙伦等返沪，周夫妇又往车站送行。

1946年7月11日，李公仆、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杀害，消息传来，周恩来为之悲痛，及时地向国民党政府提岀抗议书，先后在南京、上海两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11月又在上海举行追悼闻一多、李公仆大会，周恩来亲自写悼词，由邓颖超宣读。

在战争年代里，周恩来和党外人士并肩战斗，真正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与党外人士的交往，十分注意启发他们的觉悟，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把聪明才智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地质学家李四光，全国解放前留在伦敦。1949年4月初，周恩来要郭沫若写信给李，劝他回国。李四光回国后，周恩来专访了他，鼓励他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不久就委以地质部长重任。后来，周恩来充分肯定了李四光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和否定中国贫油论的看法，支持他开展石油地质普査的主张，还支持李进行地震地质和开发地热资源的科学研究，称赞李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岀很大贡献的一面旗帜。

名作家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和周恩来建立了革命友谊。全国解放后，老舍写了《茶馆》《龙须沟》等11个剧本，大多是在周恩来亲自关怀支持下写成的。周恩来往往亲自审阅剧本，看排演，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春华秋实》是以当时的五反运动为背景，老舍因为对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不熟悉，这个戏政策性强，很感到棘手。周不断给以鼓励，看了彩排后，向老舍详尽解释了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不能因为强调对资本家斗争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经过斗争还能接受改造的一面，期望老舍不可把戏变成政治宣传品，应当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作，放手用自己擅长的幽默语言，把戏写成一部有血有肉的真正艺术品。

程砚秋是京剧程派艺术的创立者。抗日战争时期，他保持民族气节，拒绝为日演出。新中国成立之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周恩来不止一次到他家促膝谈心，鼓励他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的艺术成就。

在周恩来的启发鼓舞下，许多党外人士竭忠尽智，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第二，周恩来对党外朋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1946年4月，陶行知先生为育才迁校来到上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到学校、工厂讲了100多场，强烈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政策。由于连日过度紧张工作，7月25日陶先生因脑溢血逝世。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推迟了与马歇尔、司徒雷登的会谈，迅即去殡仪馆处理后事。周恩来俯在陶先生的身边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事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周恩来还及时给党中央发电报，指出“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提出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和健康，必须负责保护，并给以经济物质帮助，还要在在政治方面时时照顾。

周恩来鉴于国民党肆意迫害进步人士，为了党外朋友的安全，还于1946年6月电报指示四川省委：“倘时局恶化，要设法安排文化界朋友，疏散到外县或香港，除毫无社会关系不能移动外，尽量离渝。”

1949年6月，杨杰被特务杀害，香港笼罩着白色恐怖，陈诚、严家淦打电报给钱昌照，要钱去台湾。周恩来立即电示潘汉年，帮助安排钱北上。钱到了北京，周恩来告诉他，考虑他的夫人带孩子从台湾去香港，为了夫人小孩的安全，报纸、电台暂不透露他的名字。钱非常担心患病的夫人和仅有的一个儿子的安全与健康，没想到周恩来已为他考虑得如此周全，安排得如此妥贴。他激动地说：“你想得太周到了，我今后只有用全副精力去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周恩来逝世后，钱将悼词中要向总理学习的部分，全部工整地抄录在明代留下来的宣纸裱糊的折子上。

傅作义先生为北京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建国后任水利部长。1957年，傅参加黄河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后，突发心脏病。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专机送心脏病专家前往太原抢救，又让傅的家属前往照料。经过急救，傅脱离了危险。傅回北京继续治疗期间，周恩来又到医院探视慰问。1963年，周恩来出国访问，到昆明听说傅心脏病复发，就打电话给傅的家属慰问，并由邓大姐亲自去探视慰问，嘱咐安心养病。1974年1月，傅病情恶化，周恩来要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积极进行抢救，自己还曾在夜里把大夫找去询问病情，商讨医疗方案。在决定腹部开刀插管时，他又特别嘱咐医生，“手术一定要做好，不要引起感染”。春节初二晚上，周恩来又去傅家慰问。傅作义垂危时，周恩来又亲去医院探望，拉着傅的手，再次肯定他在和平解放北平中的功劳。傅不能说话，眼含着泪花，表示感谢总理。傅作义逝世后，周恩来亲自主持追悼会，当天又派邓大姐去傅家慰问家属。当时管理局决定每月发给傅的亲属48元生活费，周

恩来知道后，指示增加100元。

程潜为湖南解放立下了功劳，周恩来常去看望程潜。程有三个女孩，想生一个儿子。后来又生一个女孩。周恩来知道后，打电话安慰。文革开始，周恩来派人将程潜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1968年初，程潜骨折，住北京医院治疗，周要医院及时制定医疗方案，并亲自审查批准。程潜生前想死后用棺木安葬，家属劝他实行火葬。程潜死后，周恩来几次派人同家属商议是否实行火葬。他还亲自过问程潜家属生活费问题、住房问题以及女儿女婿工作分配问题。

工商界人士荣毅仁，1959年调到北京，周恩来担心他生活不习惯，要荣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并亲自安排荣夫人的工作。

北京大学名教授、九三学社主委许德衍在1968年2月突然便血、高烧，住进北京医院的一个大病房，周恩来得知后要人打电话：“在你们医院里，住进一位部长。要赶快查明，抓紧治疗，要把许转高干病房。”经查许系患直肠癌，及时动了手术。许说：“是总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73年5月，中央统战部组织爱国人士外岀参观，周恩来指示：“爱国人士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可以让他们带秘书和家属照顾，一个人住一间房，要组织服务人员拿行李、搀扶，饭要软，菜要适应老年人的口味，参观座谈，不要搞得太累。……”这充分体现周恩来对党外人士的关心。

周恩来对党外朋友，不仅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物质生活及治疗问题，而且关心他们在政治上进步。他常和党外人士语重心长地谈话，勉励他们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做到活到老，改造到老。但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凭藉明澈的思想，巧妙的阐释，耐心的疏导，使人为之折服。

第三，坚持爱国不分先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包括政治上曾经与我们有过宿怨以及历史上有很大污点的人。

周恩来对在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期间曾拒绝国共合作和谈

协议的李宗仁，也不念旧恶，予以关心。1956年5月12日，周恩来请程思远吃饭，饭后讲明爱国一家不分先后，表示希望李宗仁回大陆看看，保证来去自由。程第三次回来，周建议程去国外会晤李宗仁，转达政府对李宗仁的关注，期待李回国定居。1965年5月24日，程思远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香港赴瑞士，陪伴李宗仁夫妇回国。7月17日，周恩来在上海彻夜不眠，直到他收到电报确知李乘坐的飞机由边卡入云南境后，才休息一会。18日上午，他又亲自到上海机场迎接。

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中，有8人是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周恩来接见他们时，除了畅叙师生之谊，还教育他们应如何继续学习，努力工作，使他们倍感亲切和坦诚。后来这批人多数有了进步，不少人移居国外虽遇种种威胁利诱，仍义无反顾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中国。

清末代皇帝溥仪被特赦后，周恩来三次接见他，鼓励他读马列的书，改造思想，写好回忆录。还征求溥仪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告诫他不要因为自己读了不少医书，就替人治病，因为治不好，会有闲言闲语。还关心溥仪的婚姻问题。

杨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早年寻求救国道路，两度留学日本。他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参与立宪活动。辛亥革命后，秉承袁世凯旨意，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被史书列为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成为著名的洪宪余孽。但是，他后来走出旧营垒，加入革命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比如：促成孙中山和黄兴合作，帮助孙中山在讨伐陈炯明中渡过难关，营救被捕的李大钊等革命者。周恩来认为杨度曾经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他善于补过，晚节可风。周恩来在逝世前几个月，专门嘱咐有关同志在《辞海》上介绍杨度这一人物要强调他晚年立场转变，曾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待党外人士真正有大海般宽阔的胸怀，容纳一切可容纳的人。

第四，当友人身处困境的时候，伸出友谊之手，给人以援助，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保护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更显出周恩来的高尚品德。

多才多艺的女歌唱家张权从美国留学回来，周恩来接见，赞扬她的爱国主义精神，鼓励她为祖国和人民服务。但1957年，这位已取得相当成就的音乐家，被错划为右派，从北京下放到哈尔滨剧院，她的丈夫亦被戴上右派帽子，被送往东北边境的一个农场劳动，不久就辞别人世。周恩来听到张权的遭遇，要有关方面专门研究她的问题，后来摘掉她的帽子，安排她为全国政协委员。周恩来还鼓励张权振作精神，并采纳她的建议，经有关方面研究决定，在哈尔滨建立歌剧院。有一次，张权应邀到北京参加音乐会，当她唱完第二首歌时，周恩来端着一杯茶走向舞台，递给张权。周恩来用这个特殊表示，来医治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艺术家的心灵创伤。

1966年8月，林彪、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一切的妖风。周恩来写了一个文件，提出应予保护的党外人士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下令301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李宗仁等人入院，予以保护。亲自劝阻红卫兵不要去宋庆龄家贴大字报。为了保护张治中先生以及一些高级民主人士，派一个连队和营部住在他们的住地附近。红卫兵抄家，战士便出来与红卫兵周旋。周恩来亲自对红卫兵说：“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送毛主席，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后来红卫兵受林彪、江青唆使，还三番五次去揪张，周恩来就让周荣鑫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错、蒋光鼐、沙千里等人采用派解放军战士、公安人员劝阻红卫兵方式进行保护。台湾民主同盟苏子衡被列为清查对象，隔离审查，苏患肺结核，干的劳动重，生活苦，缺医药，苏的爱人给总理写信，周恩来马上批示在医疗生活方面给予照顾，只参加轻体力劳动。1969年，周恩来写信给国务院核心小组负责人指岀：不要批斗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他们的中央委员和省党部委员。文革中沈醉、杜聿明、宋希濂等特赦人员，被红卫兵勒令扣发工资30元，周恩来要人给政协打电话，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救人员的工资。

无数事实说明，周恩来不仅是维护党内团结的模范，也是团结党外人士的模范。周恩来团结党外人士的先进事迹，使党外人士看到党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不谋一党私利的伟大形象，体会到党的解放全人类的坦荡宽宏的胸怀，感受到党的温暖，从而进一步向党靠拢，增强对党的信赖。李四光曾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马寅初说：“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是最可信赖最值得尊敬的朋友。”也正是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使许多党外朋友经受种种严峻的考验，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奋勇前进。周恩来团结党外人士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进行统战工作教育的最好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