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 / 季家修

周恩来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 / 季家修

周恩来故居的留言簿上，好几位名教授的题词，都写着“周恩来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这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解放以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仿照英、美、德、日的，当然也保留了一点封建时代的国子监和书院的传统。建国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势必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1950年6月8日，周总理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针对这个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现在是人民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有利于人民的。”“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培养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并不是为排斥原有知识分子，而是在团结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

他又说：“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科学是实际中总结出来的系统知识，是客观真理。”“科学理论是将实践的经验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我们的大学是要学习理论的，但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目的是要用它进一步指导实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通才也好，专才也好，都需要理论与实践联系，通才和专才不是对立的，只是在学识的范围与程度上有一定差别，而不是在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原则上有什么不同。”他还说，“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

1958年，我在南京师专任教，为了制订课程设置方案，重温了这篇讲话，很受教益。

1952年，我在南京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石西民同志在学习动员报告中，传达了周总理于1951年9月29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总理说，“讲到改造问题，我还是先从自己讲起”。他讲了自己思想改造的过程和体会，就“关于立场问题”、“关于态度问题”等作了阐述。这篇讲话，使人心悦诚服，从而增进了思想改造的自觉性。

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周总理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说“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岀身，谈起来更亲切些・”接着，他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江苏省自然科学联合会及时作了传达。我作为数学学会的代表，有幸聆听，受到很大鼓舞。归途中，有位同志把这篇讲话喻为为知识分子脱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冕（劳动人民知识分子）。

周总理谈知识分子问题都是置身其中，语重心长，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每为知识分子师视之。

周总理善于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并且很重友情，对他们关怀备至。

当马寅初、梁漱溟受到委屈时，周总理在百忙中，特意约他们交谈，并给他们以劝慰，在当时很少有人愿意并敢于这样做的。

五十年代初，著名几何学家江泽涵在北大数学系讲授解析几何，用的是自编讲义，受到同学和同事的一致推崇，系里拟公开出版，被江老婉言谢却。这件事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又劝江老同意公开岀版。江老坦诚地说：“我只是编不是著，在理论上、体系上、方法上既无创见也无持色，若公开出版，国际上的几何学者将如何看待新中国的几何研究水平呢?”事后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当众表扬了江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以国誉为重的思想境界。

周总理与知识分子相处，能推心置腹、促膝倾谈；知识分子在周总理面前敢于并乐于敞开心扉，洵可谓“肝胆相照”。

1966年8月29日夜，某校红卫兵抄査章士钊先生的住宅。周总理闻讯，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住保护章宅。又命三〇一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先生入院，对他加以保护。

1970年3月，华罗庚的手稿被盗。周总理闻讯，当即作了四条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査请，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在当时，除周总理外，有谁愿意并敢于这样做呢？

周恩来百年诞辰在即，缅怀懿范，祟敬之情益增，感赋七绝一首：

纷繁国务赖操持，相业居冠公莫辞。
直谅多闻三益友，谆谆教导比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