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于伶 / 袁鹰

周恩来和于伶 / 袁鹰

万里外的关怀

于伶从上海移押北京秦城监狱，匆匆又是一年。

铁窗里，白昼和黑夜连在一起，白昼也是黑夜。狱中多梦。梦里常回到逝去的岁月，回到上海、苏州、香港、桂林、重庆……，回到亲人、同志、战友中间。

梦醒后，他每每陷入更强烈的感情波澜中。他苦苦地思念许多人。

今宵梦醒，他又一次想到周恩来总理。

昨夜梦中，依稀回到“孤岛”时期上海爱多亚路浦东大楼下的璇宫剧院。市声嘈杂，人影散乱，剧院门口贴着大字海报：《花溅泪》。

《花溅泪》1939年首次上演时，于伶写了一篇短文。文章最后有这么一段活：

要是这次演岀《花溅泪》能有成就的话，是一群一心地直接间接合作者的心血与精力累积的代价。我自己将以更大热情来回敬热情待我者，又更大努力来报答努力合作者。为了戏剧，为了爱定了的演剧艺术，我愿出生入死地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孤岛戏剧运动里面。

这是于伶在“孤岛”时期心情的真实写照。他曾将这些话写给当时在远方的好友夏衍，也写在《花溅泪》再版的题记中。

当时匆匆写就，他并没有也无暇去推敲这些话里有什么欠缺。时隔不久，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少文那里传来一句话：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看了于伶这篇文章，对最后一句话提岀了严肃的批评：

决心可嘉。但是，“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孤岛戏剧运动里面”这句话，提法不妥，是情绪不健康，政治思想锻炼不足的流露。

刘少文并没有对于伶详细转述周恩来讲这几句话时的背景和前言后语，只是郑重地转达周恩来的期望，希望于伶加强学习和思想锻炼。

于伶紧握住刘少文的手，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

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未作更多思索写下的普通几句话，竟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而且这位领导人远在万里以外的重庆，身负中央代表和长江局书记重任，日理万机，折冲尊俎，眼睛注视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胸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命运，案头堆积着千头万绪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将那睿智深邃的眼光，射到敌后“孤岛”一角，抚慰着“孤岛”文化战线上斗士的心田，而不放过一点点暗淡的翳影。

于伶当时还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景仰已久的领导人。他的心情他自己认为，只能用“感激涕零”四个字，才勉强可以形容。

那是1940年，已是三十一年前的事了。

看着透过铁窗射进来的日影，于伶心绪如潮，吟得一绝：

梦到璇宫意惘然，何时重写感怀篇？
曾书剪烛花溅泪，辜负隆恩三一年。

是啊，想到周恩来总理，他该有多少感怀的篇章可写啊！万里迢迢从巴山下的重庆传来关于《花溅泪》前记的谆谆教诲，只是其中一件事。三十多年来，风雨雷霆的革命生涯中，他正是在周恩来身上体现的党的春风吹拂下，感到温馨、受到鼓舞、得到激励。

一项未及完成的任务

在于伶六十多年的革命道路上，第一次同周恩来的事业开始建立联系，是在1937年春天。

其实，在此之前十年，他就听到过周恩来的名字，而且心仪已久。1933年1月从北平调到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总盟工作后，他从潘汉年、夏衍口中更多地知道了周恩来领导武装斗争、主持锄奸工作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位担任过中央军委书记的领袖，对于伶来说，似乎熟悉而又陌生，亲近而又遥远。他完全不曾料到，今后几十年，竟会多次地走进周恩来主管下的战斗序列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政治形势进入新的局面。潘汉年随同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达成的协议之一，是共产党同意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称号，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个部分，国民党政府则同意发给共产党军队几个旅的武器弹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服装问题。红军主力经过十年苦战，万里长征，军服不齐，衣衫褴褛，到冬春之际还穿破旧单衣。西安的张学良曾给陕北送去一大批棉军衣，让红军换装。红军战士和机关干部领到新军衣后，情绪热烈。在高兴的同时，却又都不愿换下红军军服，取下军帽上的红星。那种泪珠滚滚、难以割舍之情，使不少身经百战、炼就铁石心肠的领导干部也为之动容。

周恩来在戎马倥偬中仍保持高瞻远瞩的眼光。他对潘汉年说：这种感情是极宝贵的，它体现了红军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至死不渝的感情。应该将它们记录下来，作为珍贵的革命资料，教育后代。最好的办法，是请上海地下党从电影界选派一位同志带摄影师赶快去陕北，将这些感人场面摄入镜头，再拍些红军生活，甚至还可以补拍些长征的片断场面。

这项任务，落到于伶肩上，他既感到意外，又禁不住万分激动。周恩来指定要带一位好的摄影师。于伶想来想去，只有周达民合适。周达民是左翼剧联的盟员，政治上可靠，曾先后为蔡楚生拍过好几部电影，摄影技术是一流的。

于伶去找蔡楚生商量。蔡楚生一听，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达民一定能拍好的。”但是随即又皱了眉头：周达民正在拍《王老五》，脱不开身。最后商定，一等拍完，就立即让周达民随于伶启程。

不料，《王老五》尚末停机，抗战的炮声响了。大家都投身抗日高潮中，去陕北拍纪录片的事就搁下来。四、五年之后，才由延安摄影团完成一部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那部纪录片由袁牧之带到莫斯科去制拷贝，以便能送到边区和大后方放映。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拷贝不仅未能制成，连底片也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全部遗失，至今没有下落，看来是永远难以补偿了。

多少年来，每次想起这件事，于伶总会涌起一阵歉疚。那年如果催得紧些，请蔡楚生快点拍完《王老五》，周达民和他就可能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赶到陕北，及时拍下周恩来所希望拍摄的历史性镜头，完成那件光荣任务。那些场面，可能袁牧之他们几年后未必再遇到了。真是遗憾。

信任、挚爱、期望

从那时起的五六年间，他时常从别的同志的转达中听到周恩来的声音。仿佛这位领导人并不是远在延安，也不在武汉或重庆，而是同样在这个大都市某处石库门楼房里，关注着上海文化战线的斗争和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对他们充满信任和挚爱，对他们寄予期望。周恩来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密切联系，毕生如一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于伶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是最深切的。

“八·一三”抗日炮火纷飞中，周恩来要求上海文艺界尽快组织演剧宣传队，走向华北、西北各个战场和华中、西南大后方，播撒抗日救亡的种子，动员各阶层群众投身抗战洪流。这个决策是富有战略眼光的。周恩来估计到战端一起，上海必难久守，迅速从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向广阔的内地输送文艺人才，既免遭损失又让他们施展才能，对抗战大业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

艰巨繁重的组织重任，由于伶担任。他在连天炮火中夜以继日地奔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十三个演戏宣传队一一落实。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奉党中央之命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需要大批干部。上海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拟定了一个包括各方面干部的名单，上报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这份名单中就列有于伶的名字。周恩来看到刘晓报告的方案，对那一大批他熟悉的名字作了通盘考虑，认为凡是可以继续在外面公开活动的同志，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进根据地，去时容易出来难，到需要出来时，色彩红了，也就难于再公开活动了。他具体建议于伶和王任叔先不必去苏北，更适宜去南洋，到爱国华侨中去办报纸，办剧团，开展爱国进步文化工作。周恩来考虑到“皖南事变”后，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也有可能在抗战的同时又爆发内战，到那时，舆论工具都操纵在反动派手中，天天造谣污蔑，混淆视听，而海外华侨得不到真实消息，听不到共产党的声音，会失望以至伤心的。他电告香港工委，要他们立即派人去上海转达这个意见。于是，潘汉年奉命秘密赶到上海，同刘晓一起修改方案。于伶也奉命很快去香港，等办好护照即去新加坡。

护照没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很快沦陷。于伶随一大批爱国人士和文化人脱险来到东江游击区。根据形势变化，周恩来对他们的去向重新考虑。他指示于伶、柏李夫妇和章泯先到桂林暂住，以后待机取道上海进苏北根据地，参加鲁迅艺术学院分院工作。

香港沦陷以后，由大后方经香港到上海的交通断绝了，一时又去不了苏北。同时，周恩来看到作为战时后方中心的重庆，需要有一个大型话剧团经常演岀，以推动戏剧运动。办剧社，于伶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于是，夏衍一个电报，于伶立即赶到重庆报到。

最擅于知人善任的周恩来，从抗战前起的六七年间，正是从于伶的工作和创作中，逐渐认识他、了解他，及时为他安排最需要又最恰当的岗位，尽管一直到于伶来到重庆以后，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也才有更多的接触。

曾家岩彻夜长谈

1943年元旦，是于伶近几年来最兴奋的一天。不仅因为这是他离开“孤岛”，又辗转香港、桂林的几年离乱后，到战时首都度过的第一个新年，更因为这一天他见到了久巳景仰的周恩来。

他随徐冰、夏衍从城里去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那里的新年联欢晚会。那天人很多，大家在艰苦险峻的环境中忙了一年，到联欢会上就暂时摆脱了苦恼郁闷，都显得轻松愉悦。有的合唱，有的扭秧歌，有的跳舞，吃土糖块、花生和延安带来的大红枣，楼上楼下都热热闹闹。

周恩来和邓颖超坐在同志们中间，跟大家有说有笑，就象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成员。

周恩来象老友似地跟于伶握手，轻轻摇了两下，说：“我们晚上找个时间谈谈，好吗?”

联欢晚会结束后，周恩来要于伶同车回市区，到了曾家岩“周公馆”，已近深夜。

周恩来请于伶在会客室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于伶同志，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可是我读过你不少剧目。”

于伶脸红了，嗫嚅地说：“那都是不成熟的急就章，剧团等着排演……。”

周恩来微微摆摆手：“你们在‘孤岛’坚持演岀进步话剧，不容易。三年前我曾经托一位同志带口信，对你一篇文章提了些意见。”

“是的，”于伶急忙回答，“刘少文同志很快就转告我了，您批评得很对……”

“谈不上什么批评。”周恩来又摆摆手，“对自己的同志，我就要求得严格些，你不会介意吧?”

“哪里哪里，”于伶又感激又惶恐，“我一直在白区工作，政治修养方面很幼雅……”

周恩来换了个话题，解脱于伶的窘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讲会上的讲话》你读过了吗？《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了。”

“读过了，在桂林读过一遍。”

“读一遍是不够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

“是的，我一定再认真读读。”

于是周恩来详细阐述这个讲话对中国文艺工作者，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创作和学习方面的重大意义，也介绍了他自己的学习体会。尤其关于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转变立场那一段，周恩来结合自己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来讲述思想立场的转变过程，娓娓道来，如话家常。那些话，对于伶来说，都很新鲜，闻所未闻，而又讲得那么透彻，那么亲切，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点点滴滴全洒落在心田深处。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孤岛”几年来的戏剧运动和文艺运动状况，关注许多留在上海的作家、教授、戏剧家、电影演员的遭遇。他问得那么细致，那么具体。于伶一边回答，一边暗自惊叹：周公对上海文艺界竟如此熟悉，有不少人和事，连他这个在上海住了多少年，而且天天在文艺圈中打滚的人都差点忘记，交不出答案了。

夜正长，话题又回到于伶近几年写的剧作上。他没有想到，周恩来竟能如数家珍地一一评说那些作品的成功与缺陷。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又说得委婉得体，很能体会“孤岛”作者的甘辛。

周恩来说：“你在《女子公寓》里写到一位进步女性要离开上海，到一个‘老远老远，很苦很冷的地方’去，大约就是指陕北了。那样写法很好。”

“在‘孤岛’那样的环境里，只能那样含含糊糊地写……”

“我知道我知道。”周恩来打断他的话，“其实，观众一听就明白。”

“是的，每次演出的时候，一到这地方，观众就鼓掌。”

“观众是可爱的。”说着，周恩来望着窗外漆黑而阴冷的夜空，沉默半晌，似乎他的心已经飞越万里关山，飞到他熟悉的、战斗过的上海去了。

山城的冬夜是寒冷的，于伶却感到融融的暖意。一夜长谈，如沐春风。周恩来对于伶既有鼓励，也有批评；既有引导，又有期望。于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刚刚来到重庆的第二天，在生平第一次见到周公的时候，就获得如此殊恩。

“没有生活积累怎么写”

从此，于伶成为曾家岩“周公馆”的常客。他的公开身份，是同司徒慧敏、宋之的、金山、章泯一起领导新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党内职务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这双重身份，都使他有更多的机会直接聆听周恩来的声音。

“周公馆”是日夜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的。从正门进岀，逃不过鹰犬的眼睛。于伶去时，就从长江边的小路穿过小巷，由后门进入“周公馆”，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同司徒慧敏两个人去，处险不惊，习以为常。如果碰到文委的徐冰、夏衍、张颖在，同周公、邓大姐一起吃顿饭，那就更有回到家的气氛了。

1943年初夏的一天，于伶接到通知，周公要回延安参加中央的会议，行前约一些戏剧界朋友到天官府郭老处聚一聚。

每年一到初夏，重庆特有的雾季就快结束。雾季是戏剧界活跃的季节，它虽然给人们带来因潮湿郁闷造成的不适，却也带来安全感。雾季过去，敌人的轰炸就开始了。频繁不断的空袭，使话剧团正常的演岀受到影响。

周恩来正是约大家来商量下一个雾季各个剧团准备演出的剧目。

那天，人到得很齐全。可能是听说周公要回延安，虽然明知是短期的，也都怀着依依惜别的情绪。根据于伶后来回忆，除了主人郭沫若，到会的有夏衍、冯乃超、阳翰笙、徐冰、孙师毅、应卫云、史东山、陈白尘、陈鲤庭、司徒慧敏、宋之的、张骏祥、金山、张颖，以及他自己。

周公先回顾了“皖南事变”前，反动派封闭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进步书店在各地开设的上百家分店；“皖南事变”后，一两年来，又禁了270多种戏剧和小说。是郭老的扛鼎之作《屈原》，由冲破压力而崛起的中华剧艺社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山城和大后方，给重庆的戏剧界带来新的生机。

周公那炯炯的目光向大家扫视一眼，接着说：“下一个雾季中，大家准备演出那些剧目呢？我想知道以后，安心地去延安，让延安的同志也高兴高兴。”

到会的人就七嘴八舌地报告了已有的新剧目和正在创作中的题材、剧名和构想，周公仔细地边听边思考，也随时插话，提些问题，发表点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且一再声明说是“仅供参考”。

于伶讲了自己在桂林逗留期间就酝酿的一个新戏，是《夜上海》的续篇，剧名《杏花春雨江南》。他介绍了详细构思和分场结构，征求周公和在场朋友的意见，看值不值得写，可不可以这样写。

周公又向他问了几个具体的问题，就笑着说：“你若是仍旧处在孤岛上海，当然不可能这样写它；你若是在延安和根据地，你也不会这样写它。但是今天你是在重庆，据我看，你也只能如此着笔，只能这样来处理这个题材了。”

于伶静静地听着，仔细咀嚼周公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话，却听得周恩来的声调转为高亢激越：

“你剧本里引用的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是宋朝爱国诗人陆游的诗。今天的现实，是沦陷区人民盼望国军反攻，泪眼欲穿。可是，救民众于水火的呼声，是谁充耳不闻，一心在制造磨擦？！你应该写，要写好它!”

满座肃然。于伶也沉于无言的激愤中。周公的话，岂只是对一个剧本的意见，竟是领导者的战斗号令了！

史东山打破了沉默：“周公，这个戏，我已经向夏衍讨了差使，我来导演，金山主演，请您批准。”

周公笑着点头，连声说好。

这一下，空气转为轻松了。郭沫若说：“杏花春雨江南，这个剧名好，美，有诗意。”

于伶刚想解释这是一副现成的对句，孙师毅却抢先说了：“我向各位宣布一个情报：于伶还有个打算，再写一个戏，剧名是同《杏花春雨江南》对着的，叫《骏马秋风塞北》，是根据沙汀的《记贺龙》，写贺龙将军的。”

“老于雄心壮志不小。”有人高声称赞。

周公却严肃地摇摇头：

“光有雄心壮志还不成。”他转脸向于伶，“你没有战斗生活的积累，怎么写呢？沙汀的书，只是记下贺老总的几点印象。写书还可以，写剧本，不仅要能深刻理解和熟悉全面的贺老总，还必须深刻理解和熟悉他上下左右的人和事才行。这方面，在座的宋之的倒可以写报告文学，写写我们的几位老总，他到过我们的抗战前线。”

最后这句话，大家都明白。1939年，正是周公倡议，重庆一批作家组成一个访问团，到中条山、太行山一带八路军抗日前线访问。宋之的也参加了，写了《长子风景线》。这是最早一篇反映华北敌后农民抗战生活的报告文学。看来，宋之的的这篇报告文学和《记钟毅将军》、《记伤兵》那些散文，以及抗战前夕写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都记在周公心里了。

没有生活积累，没有深刻理解和熟悉要写的人和事，就不能动笔。于伶一直牢记住总理这个教诲，他毅然放弃了《骏马秋风塞北》的写作计划。几个月后，他就同夏衍、宋之的一起合作写《戏剧春秋》。

风云变幻中的垂注

20世纪40年代是非凡的十年，大动荡的十年。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人民力量和反人民力量的较量，大是和大非的抉择，都在这十年中见了分晓。

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肩负历史重任，仆仆风尘，呕心沥血。由延安到重庆，由重庆到南京、上海，又从南京回延安，没有安定的时候。他要率领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他要同民主党派上层人士频繁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他要关注战场形势，随时揭露蒋介石政府制造磨擦、制造分裂以至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他要通盘考虑大后方和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斗争……在形势瞬息万变、头绪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他还抽空过问进步的文艺运动、话剧运动。他始终没有忽略文艺工作者这一支有特殊战斗功能的队伍。

抗战后期在重庆，只要有新戏上演，只要他在重庆，总要抽空去观赏演岀，而且宜率地表示他的意见。于伶总是亲自为周恩来看戏作妥善的、安全的安排。

抗战刚胜利，国共和谈正在进行。周恩来要于伶尽快束装东下，到上海恢复上海剧艺社，占领话剧舞台，给沦陷区观众带去清新的空气。

国民党政府破坏了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局面。1946年秋，上海思南路的“周公馆”准备撤退了。周恩来亲自找留在上海的同志讨论应变措施，他特别关照于伶要花力气去做团结旧艺人的工作。他自己还去看了越剧《凄凉辽宫月》的演出，对这个为上海老百姓所喜爱、却很少同新文艺工作者接触的地方剧种，寄予无限希望，于伶按周恩来指示，安排了几位同志进入越剧界，帮助袁雪芬和她的伙伴们从事越剧的改革。

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于伶从香港北上。又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同夏衍、潘汉年等战友一道，从北京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跟随陈毅、粟裕率领的大军进入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再三关照他们进上海后，要亲自登门拜访梅兰芳、周信芳、巴金、沈尹默等一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千万不能只是发个通知叫人家开会。从这一件小事里，于伶体会到周恩来的壮阔襟怀和细致用心。

1952年10月，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于伶率领上海戏曲代表团到北京。周恩来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深入阐述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普及与提高，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团结与改造等一系列戏曲改革的重要问题。休息时，周恩来看到于伶，忽然想起一件事。

“于伶同志，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一下，听听你的意见。沈雁冰部长和周扬、翰笙他们早就向我建议，调夏衍和你来北京中央文化部工作。我也是同意的。但是考虑到上海是个文化中心，工作也很重要。我原来设想夏衍迟一两年来，你先来，到电影局，袁牧之身体不好，由你主持电影局日常工作。但是这些天我碰到不少上海戏曲界同志，都称赞你工作不错，能团结人。我看你就在上海再当一阵文化局长，过些时再说吧。你的意见怎样？”

于伶没有思想准备，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他只呐呐地说：

“听从总理安排，我没有什么意见。”

“是啊，上海的文化工作很重要。”周恩来又重复一句：“那就过些时再说吧!”

也许当时周恩来和于伶都曾设想过两三年后就可能实现调动，不料到1955年“潘汉年案件”一来，这个打算从此成为泡影。

最后一次相见

受“潘汉年案件”株连被暗中靠边几年之后，于伶在1960年7月到北京参加第三次文代大会。接到通知时，他感到最高兴的，是又可以聆听周恩来总理的精彩报告。时光如水，未亲承总理謦欬，忽忽又已五六年。这五六年里，他常常想念总理，多次想写信向总理反映上海文艺工作者的苦恼和要求，也想向总理诉说自己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但几次又搁下笔来。总理日理万机，事情那么多，他不能再去干扰。

然而，于伶并不知道，周总理却还是把他的遭遇放在心里。

三次文代会之前，周扬、夏衍到周总理那里汇报文代会筹备工作时，总理忽然问：“于伶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周、夏二人沉默了几秒钟，夏衍回答：“听说还没有。”

周恩来接着问：“这次文代会他能来吗？”

“按说他可以来。他是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就是不知道上海……”

周恩来打断夏衍的话，斩钉截铁地说：“通知上海，要于伶来参加。以后，请上海安排他的工作。”

第三次文代会于伶是参加了，并且继续被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但是，安排工作的事，仍然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即使周扬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也仍然被柯庆施、张春桥一伙阳奉阴违，顶住不办。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居然敢于违抗党中央副主席的指示，实是咄咄怪事。

下一年，1961年6月，于伶又一次来到北京，参加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中宣部起草的、为了调整文艺方针而制定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也就是大家简称为“文艺十条”的初稿。这个座谈会开了将近一个月。期间，他又岀席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制定电影工作的“三十二条”。

这两个会，针对前一时期特别是1957年以来，文艺由于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而路子越走越窄，文艺工作者由于到处“拔白旗”、受批判而常常处于心情不舒畅的状态，采取了当时党中央提倡的“神仙会”方式。所谓“神仙会”，就是让大家解除顾虑，打破框框，畅所欲言。会上可以自由争论，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抓你的“小辫子”。这本是正常的民主空气，但在那时已经很稀罕了。

6月19日，听了周恩来对两个会议所作的报告，于伶更是兴奋万分。回到新侨饭店，他同上海的几位老朋友热烈地议论，都觉得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精彩的论文艺工作的报告了。去年三次文代会上，周总理也作了报告，那是讲国内形势的。今天，从头到尾都是讲文艺问题，太解渴了。

于伶说自己最受到感动甚至震动的，是总理就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发表的意见。总理一开始就说：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想的、说的、做的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

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的呢？

我们的讲话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

在全场亲切的笑声中，周总理又接着说：

我今天的讲话，你们作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岀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于伶手不停地快速记录，心里一阵热泉奔涌，泪水在眼眶内转，几乎要模糊了眼镜片。总理，你真是文艺工作者的良师和知己！你这番话，一针见血，切中时弊，说到大家心坎里去了！

回到住处，人们不愿休息，仍在热烈地议论总理的讲话。

一位上海来的老导演却冷冷地说了一句：

“总理的话是一部好经，但让歪嘴和尚一念，就不晓得弄成啥样了。”

大家明白他的话是有所指的，一想到上海那位专横的“一言堂”主，心气就凉一大截。

于伶却保持乐观的态度：总理的话是中央的方针，中央方针他们总应该贯彻执行吧。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想得太天真了。

他更没有料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听总理的讲话，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铁窗无那又黄昏

铁窗漫漫长日，想到周恩来总理的音容笑貌，想起三十余年的往事，于伶顿时觉得幽暗的囚室里涌来一片明亮的阳光。

总理，你现在怎样了呢？

秦城监狱同外界完全隔绝。于伶自然不可能知道那个动乱艰危年代里周恩来的特殊处境，更不可能知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睁大眼睛，处心积虑地向周恩来施发毒箭。他从报上的照片看到周恩来日渐消瘦，却不知道凶恶的癌症正无情地向他侵袭。同样，于伶自然也不可能知道，即使在那样的惊涛恶浪中，周恩来依然尽一切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巧妙地然而也坚决地保护了许多忠贞正直、为革命建立过功勋的老帅老将、老干部、科学家、文艺家和民主爱国人士。

其中，包括于伶在内。

于伶在上海被用绑架的方式逮捕后，周恩来有一次在上海送来的一份材料中看到于伶的名字，下面注有一堆罪名：“苏修特务”、“日本特务”、“法国持务”、“潘汉年同伙”、“周扬文艺黑线代理人”、“三十年代黑干将”、“上海地下党假党员”……对着这些无一是实的罪名，周恩来紧锁浓眉，略一沉吟，就不动声色地明确指示：

于伶这个人我知道，想不到他的问题这么多，罪名这么大。要赶快送到北京来！他有严重肝病，不能让他死掉！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就搞不清楚了！

正是由于周恩来下了这一道命令，于伶才被匆忙地从上海押到北京，送进秦城监狱，也才有飞机头等舱押送犯人那罕见的场面。

这件事，羁押中的于伶当然一无所知。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才辗转听说的。

有一阵子，狱中对他的伙食和医药略有改善，囚室门外，从一开始就挂了“重病号”的小牌子，使他能享受一点优厚的待遇。谁会对他发善心?江青、张春桥、康生那帮人，都是唯恐不把他和一大批文艺界人士整死的。想来想去，于伶隐约地估计到，很可能是周过问了他的案件，而总理是完全了解他的。

啊，总理！您那么忙，身体又不好，还能有精力、有时间为我们这些人操心吗？于伶常常处于矛盾而焦急的心情中。渴求周总理能亲自过问他和许多文艺工作者的遭遇，能解脱一点他们的厄运；但是，想到文艺界的事千头万绪，盘根错节，还有个江青横在中间作梗，总理他能管得了吗？那又要耗费他多少宝贵的精力啊！不忍心，不忍心啊！作为一个受党多年培养，得到周恩来多年关怀的党员文艺工作者，只能默默祈祷周总理平安康健，度过难关。一切是非恩怨，留待将来再作计议吧!

日影西移，一抹阳光透进铁窗，囚室里稍稍明亮起来。

于伶长叹一声，泪涟涟地又哼了四句话：

困居感激沐殊恩，渝沪多年垂爱深。
欲报党恩明日事，铁窗无那又黄昏。

身陷囹圄，他不可能知道周总理当时正处于遭受江青一伙排挤、诬害的四面楚歌中。他更不知道周总理同时还在忍受着日益加剧旳病痛，正同癌症搏斗。那颗伟大的心灵之火，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燃烧了半个多世纪，正在走向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