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会见　深刻的教诲 / 刘秉衡

难忘的会见　深刻的教诲 / 刘秉衡

1960年初夏，我受中共淮安县委、县人委重托，代表淮安人民去北京看望周恩来总理，向总理汇报家乡的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情况，请求国家计委批准淮安建一个纱厂，请总理为革命烈士塔题词，并带去总理家中祖辈的影像。

随同我一起赴京的有王树荣、陈阜两同志。一路上，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一边希望早点见到敬爱的总理，一边想着，总理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事，我们去打搅，不太适宜……

到了北京，我们和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国家行政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姓王的女同志陪我们游览首都，等待总理接见。

4月24日晚，月光如泻，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说，总理今晚要接见我们。我们一听，立即匆忙收拾一下，乘上国务院派来的车子，直驶钓鱼台。我们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里想：马上就要见到朝夕想念的周恩来总理了，他老人家会问什么呢？想着想着，车子已经开进了钓鱼台，拐了几个弯，就到了总理的临时住地（总理原住房屋正在修缮，这里是国庆十周年接待过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地方）。王树荣、陈阜二同志被安排在楼下小会议室等候，总理的生活秘书何谦把我领进二楼接见大厅。大厅内迎面是一幅泼墨山水画，中间放着两张沙发，沙发中间的茶几上左边放着一支铅笔、一个本子，大厅两边还有十几张沙发。我正在环视厅内的陈设，只见总理身着淡蓝色彩条毛巾浴衣从西门进来，满面春风，神采奕奕，一边走一边说：

“你来啦，请坐！”

我紧紧握住总理的手，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

总理说：“请坐、请坐。”语气是那么平和，那么亲切。“今晚一定要把你们接来，明天我要去天津。吸烟吧!”

我说：“不会。”

总理说：“我也不吸烟，那么吃水果吧！”说着就拿刀子削苹果。我连忙拦住。“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又是老乡，随便些嘛！”接着总理介绍了在座的办公室的几位同志。

我坐下后，两眼凝视着总理，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两手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总理看出我拘谨的样子，就随口问道：

“你家是哪里人？”

“是淮安人。”

“城里还是农村？”

“在农村。”

“一直在淮安工作吗？”

“是的”。

“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是。”

“来了几天了？”

“四天了。”

“都玩了哪些地方?”

我把我们几天来在北京游览的地方告诉了总理，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总理又问：“在北京还准备看望哪些人?”

我说：“想去看叶林、许邦仪同志，已去过叶林同志办公室，未见到他本人。”

“叶林，我已经同他打招呼了，许邦仪在哪个单位?”

“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昂同志说。

总理说：“你们还可以去看看杨述同志。”接着总理询问了淮安城里的一些古建筑情况：“东岳庙还在不在？有没有修理过？还有人去进香吗？我小时候去过那里。”

我答道：“大跃进时办工业，东岳庙腾出来做了工厂的车间，东西厢房的菩萨都搬到紫霄宫去了，东岳大帝的塑像后来也搬到紫霄宫了。”

“鼓楼向南的石板路改没改变?”

“大跃进中，我们拓宽了南门大街、响铺街、东门大街，都铺了沙石路。”我说。

“三思桥还在吗？”

“在。”

“文渠还有没有船通河下？”总理又说，“小时候我曾坐船到河下玩过，船上有布篷，夏天很凉快，城内两岸有很多码头，让住户淘米洗菜，城外两岸柳树成行，鸟语花香……”说着说着，总理的思绪好象沉浸在儿时玩乐嬉戏的情景之中。

我回答道：“由于整修道路，改变了文渠上的拱形桥，桥面低了，有篷的船通不过了。”

“驸马巷、曲巷还是不是沿用老名称?”

“还是老名称。”我又说，“靠近曲巷的双副街也拓宽了，与西长街成了直线。”

“我家院内的榆树在不在？水井坏了没有?”

“都还在。”

“淮安城内地下水位高，吊桶只要系一庚长的绳子就可以打水了。”说着总理还用手比划了一下。

这时，在座的一位女同志插话：“听说总理的老家不是在浙江绍兴吗？”

总理说：“那是祖籍。从我祖父就迁居淮安，我生于淮安。我的母亲是清江浦（今淮阴市区）人，外祖父很有名气，还有个舅舅周围城乡群众称为‘万八太爷’，是个了不起的封建家庭……”停了一下，总理又说：“当时淮安城里的孩子难得下乡。有一次，我同乳母一起上外祖父家，从西门上船，到了板闸，我们下船看了看，又上船到了清江。”说到这里，总理请我们帮助了解一下乳母蒋氏还在不在，并说：“小时候同她的孩子一起玩，很要好。”说着说着，总理完全陷入对家乡的思念之中。

我乘机请总理来南方时到淮安看看，并说家乡人民十分想念他。

总理说：“南方常去，可是苏北交通不便。我十二岁离家，到今年整整五十年了。”一边说，一边伸出右手，竖起五个手指。“我也很想回家乡看看，但有好多事要做，只好等有时间再说吧！”

这时，我向总理汇报了淮安的农业生产情况，说这几年淮安取得了好收成，解决了本县一百多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每年还向国家上交一亿斤粮食。总理听了，强调说：“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当我汇报粮食产量时，总理神情严肃地说：“对我要说实话，实事求是，收多少，就说多少，不要浮夸，不要说假话。”并说，“搞好农业生产，一定要把水利搞好。”

我说：“苏北灌溉总渠搞好后，淮安用水方便多了，水患基本消除了，只是渠北的排涝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

“现在是长旱谷多，还是水稻多？”总理问。

“我们在渠北搞了旱改水，现在全县大部分一麦一稻。”

总理问我，农具厂办起来没有？还办了那些工业？

我向总理汇报了1958年他写给江苏省委的信（请江苏省委统一考虑安排淮安工业）的落实情况，淮安已和无锡结成了协作关系，解决了淮安办工业的很多问题，设备要啥给啥，没有资金先运回安装使用，把生产搞起来再付款。农具厂上马后，接着又先后办起了化肥厂、农机修造厂、缥丝厂、内衣厂、化工厂。

总理听了很高兴，说：“你们首先要把支农工业搞好”。

这时，我向总理汇报，我们淮安种植了10万亩棉花，年产可达10万担皮棉，想办一个35000锭的纱厂，请国家计委批准列项，并帮助解决成套设备。

总理听后随即问道：“这件事你们有没有向江苏省委报告，省委是什么意见?”

我说：“已向省里报告了，省里还没有意见下来。”

总理和蔼地说：“你们种了棉花，就要办纱厂，那大城市怎么办呢?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要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江苏还要考虑苏南和南通需要棉花，要服从省里的统一安排。”

接着，我又向总理汇报淮安准备筹建烈士纪念塔，想请总理题词，他说：

“我不题词了，你们要我写什么字我就给你们写。”

“革命烈士纪念塔。”我说。

“好，我就写这几个字。”说着，总理翻开本子，用铅笔竖写一行“革命烈士纪念塔”，写好后，又念了一遍。在座的一位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说，要不要加“淮安”两字。

总理说：“不要了，外地在淮安牺牲的同志也很多嘛。”略停了一下，总理语气较重地对我说：“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我给你们把字写好，你们也给我办一件事，替我处理好老家的房子和祖坟。这件事前次淮安来人我已说过，至今还未落实。”总理说：“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的故居不要留在那里让人参观，如果有人要参观，就请他们去韶山瞻仰毛主席的故居。房子可以公用，祖坟可以深埋，不要占地，不要影响机耕，上面还可以种树、种庄稼。”

谈着谈着，时间已经到了午夜，我怕总理劳累，几次请总理早点休息，他总是说，见到你们不容易，再谈谈，再谈谈。

总理要在座的一位办公室的同志把我们这次带来的总理家庭前辈的影像拿岀来看看，因为总理在淮亲属都认不出那幅是总理母亲的影像，所以我们这次就把总理老家现存的十多幅影像全部带去了。总理一幅一幅地过目，不时告诉我们这一幅是他家什么人，那一幅又是什么人，就是不见总理生母的影像。总理分析说，可能他父亲带在身边，一次在上海国民党抄家时失落了。并说这些影像画得很好，几十年了，都未退色。

接着又谈到替尔辉找对象的事。总理要求我们回淮后，在淮安帮助尔辉物色对象，并要我们帮助外交部总务司请两位既会做菜，又会做茶馓的厨师。

这时，总理对机要秘书孙岳同志说：“你要同他们保持联系。这次他们带来的淮安茶馓很好，只是多了些，少带一点就更好了。”并说：“我们也找点东西送给他们。”

听总理说要送东西给我们，我连忙说：“不要，不要。”

孙岳同志低声对我说：“我们跟总理多年了，知道他的脾气，他说的话要听，不要违背他。”

总理说：“明天请你们吃饭，邓大姐在家陪你们。”又说：“你们到我这里，不要公家花钱了，回去的车票我替你们买。”

我说：“车票已请建筑工程部的同志代买了。”

“那么饭店的食宿费由我们结算吧。”

这时已是深夜一时三十分，我再一次请总理休息，并起身向总理告辞。

总理问：“随同来的其他同志呢?”

我说：“同来的王树荣、陈阜二同志现在楼下。”于是总理下楼看望了他们，并同他们一一握手、问话。

回到住地，我久久未能入眠，三小时又五分钟的接见，总理的亲切教诲我永远不能忘怀，深深感到总理的伟大正寓于平凡之中。第二天下午，总理让邓大姐请我们到他家里作客。邓大姐和我们亲切交谈，她怕我们的思想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反复同我们讲道理说：“咱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听党中央的，恩来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啊，你们要按他的意见办，听他的。”并风趣地说：“在处理故居和祖坟问题上，我是新的夫倡妇随。最近我请童小鹏同志去广州处理了我父亲的坟墓，淮安现在有没有搞深埋，未搞也可以等一下，不要引起群众不安。”邓大姐还就妇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向我们了解情况。

邓大姐问：“淮安有没有妇女当领导干部的?”

我答到：“现在领导班子中还没有。抗战期间淮安的县委书记李凤同志是女的，还有女县长孙兰。”

邓大姐说：“要注意培养，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晚上，大姐为我们安排了便宴。席间，大姐指着茶馓对童小鹏等人说：“这是淮安的土特产，很好。”又问我：“这叫什么名字?”

我说：“淮安鼓楼岳家茶馓，制作技术精巧，据说过去只传媳妇不传闺女。”

邓大姐风趣地说：“那我可以学了，我是淮安的媳妇呀!”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饭后，邓大姐又招待我们看了电影。

回淮后，我把总理的指示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故居房屋的处理，确定西部由总理堂弟媳陶华做住宅，东部作为县委机关学习室，一幢房子里布置上学习时用的桌椅，一幢存放图书资料。由我代表县委向总理和邓大姐写信汇报了处理意见。不久总理办公室秘书组来信，说总理、邓大姐对我们的处理很满意。关于纪念塔题字，因后来纪念塔停建，也就没有再向总理要。1965年周尔萃同志专程来淮处理了祖坟，所有棺木都进行了深埋。总理后来还给生产队寄来了63元的青苗赔偿费。至此，总理在淮的家事和亲属的有关问题，按照总理的指示，都完满地得到解决。

现在，总理和邓大姐都离开了我们，但当年他老人家和邓大姐接见我们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们的亲切教诲不时在我的耳边回响，让我终身不能忘怀。

（毛鼎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