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伯父 / 周尔辉

怀念我的伯父 / 周尔辉

我是总理的嫡堂侄儿。我的祖父叫周焕臣，号贻奎，“大排行”老八。他同胞兄弟四个，四爷爷名曼青，号贻庚，无子女，早年在天津做事。总理在天津读书就是依靠他。七爷爷名劭纲，字懋臣，号贻能，就是总理的父亲。十一爷爷名簪臣，号贻淦，是总理的小叔叔，总理小时候就承嗣给他为子。总理有三个母亲，生母万氏，我们叫“七奶奶”；过继母陈氏我们叫“十一奶奶”；还有一个乳母。伯伯九岁上失了生母和过继母，乳母也回到乡间，从十岁到十二岁离开淮安前，我奶奶（他的八婶娘）成了他的实际抚养人。伯伯对他的八婶娘很有感情，解放后就把她老人家接到北京，可奶奶住不惯，硬要回淮安，伯伯也没有办法。

解放初，我们一家生活都靠政府救济，常来送米送柴的就是被伯伯称为“我的父母官”的王汝祥同志（当时是县民政科长，后来任副县长）。我上学的费用，政府包下来了。1951年夏天，我考入扬州中学，享受最高标准的助学金。从干部改工资制的那个月起，伯伯写信给苏北党委说，我的生活费、学杂费完全由他负担。1952年伯伯把我接到北京读书，当时北京既有干部子弟学校，又有条件好的重点中学。他没有送我进这类学校，而是把我送到二十六中。这所学校前身是私立汇文中学，我去的那年刚改为公办，条件较差。当时住校生的伙食有两种，一种每月9元，一种每月7元，伯伯让我吃每月7元的伙食。伯伯和伯母一再叮嘱，不论是谈话或是填表，都不许透露我和他们的关系。伯伯说：“你要说岀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我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迁就你，你就会产生优越感，这样你的进步就慢了。”1954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在中学根本没人知道我是“总理侄儿”，读大学时就有同学知道了，大概是考大学政审时被人了解的。

我在伯伯身边读书7个年头。星期六我乘公共汽车回家，每次都是从中南海西北门进入西花厅。伯伯总是忙，很少和我单独谈话，常常一连几个星期，也见不到他的面。有时在一起吃饭，伯伯只问问我的学习情况，勉励我好好读书。印象最深的是伯伯曾对我说：“我们供养你读书，不仅因为你是我侄儿，是家庭关系，而且是为了减轻社会负担，如果我们不给你生活、学习费用，国家、社会就要多一份负担。这，你懂吗？”

1959年我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留校在教学研究科工作，主要搞教学改革调查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调查，订计划写总结。我学的是冶金机械，做不了文字工作。一次，伯伯问我：“毕业了，分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我一一作了回答。伯伯说：“没有教过一天书，搞什么教学研究?是不是组织上照顾你留在北京？”停了片刻又说：“你可以做点社会调查。”回校后，我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1960年，饥饿威胁着全国数亿人民，国家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勒紧了裤带，教授、大学生有很多人得了“浮肿病”，组织上安排我到全国调查大学生浮肿的情况。1960年我从上海回淮安。离淮前，我向当时县委常委、淮城镇党委书记刘秉衡告别。那时我已29岁，刘书记很关心我的婚姻。在他的撮合下，我和勺湖小学教师孙桂云确立了关系。

回到学校，我向同事发表了“新闻公报”，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伯伯、伯母知道了，很满意。我向钢院打了报告，要求把孙桂云调来后结婚，当时钢院要办附小和幼儿园，很需要教师，组织上帮助我很快办好调动手续。1961年暑假，我接桂云来北京。伯伯见到桂云，微笑点头没说话。伯母拉着桂云的手，问这问那，桂云也不“怯场”，一一作了回答。我们准备7月1日举行婚礼，伯母说：“改在2日吧，2日上午你们伯伯有半天休息。”我们点头同意。

婚礼是伯母操办的。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买什么都要计划，更不用说棉布。当时，每人国家只发1尺6寸布票，领结婚证优待8尺。我把这些布票凑在一起给桂云买了一条连衣裙，当时淮安还没有这样“时髦”衣服。伯伯、伯母送给我们三件结婚礼物：一条半新的格子床单；一身伯伯穿过的衣服，短袖衫、长裤；一块“松鹤长寿”的织锦，不大，长2尺，宽约1尺，现在还挂在我的卧室里。噢，还有一对花瓶，可惜，后来不慎摔碎了。

伯母把北京的周家亲属都通知来了，不在北京的一个未通知，我母亲和尔萃也不通知。我穿着伯伯给的短袖衫、长裤子举行了婚礼。参加婚礼的有童小鹏、孙维世，长期担任伯伯警卫的龙飞虎的儿子，钢院代表，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卫士代表等，两桌未坐下，小孩挤在大人中间，热热闹闹。饭后，所有参加婚宴的人拍了张照片。我和桂云坐在中间，伯伯坐在我旁边，伯母坐在桂云旁边，伯母很高兴，忙这忙那，对我和桂云说：“我和你伯伯结婚时，可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热闹。”

我们的新房，靠卫士住处，房内一张木床，一张木桌，两把椅子，被里、被面是我们从淮安带去的。我们的婚宴是伯伯掏钱的。后来我听说伯伯在党小组会上作自我批评，说尔辉结婚我不应该搞那么“大”场面。

桂云当时是带着调令、组织关系介绍信、户口转移证一切手续到北京和我结婚的。婚礼那天，伯伯只顾和钢院代表谈话，还不清楚这件事。几天后，我们又见到伯伯、伯母，提到工作调动这件事。伯伯说：“噢！那么容易呀！要是人家不接收呢?”我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刚要说钢院同意接收，安排桂云在钢院附小。桂云却抢先说：“不接收我就再回去。”事后，伯伯就这件事找了有关单位，说照顾夫妻关系当然可以，但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偏偏要往北京挤呢？有关单位接受了批评，没有接收桂云的关系。伯母怕我们想不通，对我和桂云说：“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更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暑假结束后，桂云高高兴兴又回到淮安。

第二年，桂云怀孕了，需要人照顾。我想桂云调不来，我可以调回去。我生在淮安，长在淮安，对淮安很有感情。我把这想法和伯伯、伯母谈谈了，伯伯很赞成，但说：“现在不许办手续。”伯伯要秘书査一査，有没有“特殊照顾”情况，不几日，伯伯派人通知我，可以办手续。于是，1962年暑假，我调到淮安中学做教师。

我到淮安中学上班不久，伯母又写信给县委询问我的工作安排情况，问组织上是不是作了“特殊照顾”，县委回信说：“周尔辉是普通教师，没有什么照顾。”

1966年10月，我作为淮安师生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领袖们的车队开过来时，红卫兵沸腾了，毛主席微笑着向红卫兵招手。林彪阴沉着脸。江青手舞足蹈。伯伯紧锁双眉，紧闭双唇……。我几年没有见到伯伯，他苍老多了，消瘦多了。

在北京期间，我终于有机会和伯伯逬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伯伯脸色清瘦，炯炯的目光掩饰不了他的疲惫。望着伯伯，我一阵心疼。“伯伯，你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摆摆手：“还是谈谈你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吧!”

我把自己所经所历所见所闻都说了，把“想不通”的事情也讲了。我想从伯伯那里得到解答，可是伯伯一言不发。他凝神地听着，不时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着，半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我这才发现可能说得太多了。最后，伯伯说：“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二、共产党员要经风雨，见世面。”

这次谈话长达50分钟。我在伯伯身边生活了十年，与他单独谈话，这是最长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1974年，我的大孩子都10岁了。他们吵着要去看爷爷奶奶，我们决定放寒假带孩子上北京。

为了这次进京，桂云作了充分准备。孩子嚷着要买新衣服，那时我们经济不宽裕，再说伯伯一再要求要艰苦朴素，孩子衣服干净整洁就行。伯伯曾给我一条旧呢裤，我穿了好多年，破了补，补了破，实在不能再补了，我叫桂云打个“反”，改成一条小裤子，给小二子穿。伯伯、伯母见我们带孩子去看他们，非常高兴。伯母见小孩穿呢裤子非常惊讶，忙问：“小孩子怎穿呢裤子?”桂云忙作了解释。两位老人开心地笑了，说：“好！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啦！”这件事后来被传开，人们把这条裤子叫做“三代裤”。

早在解放初期，伯伯就要把他的旧居处理掉，后来亲自写信，还要秘书打电话给淮安县委。1958、1960、1962年在分别接见县委领导王汝祥、刘秉衡、颜太发时都一再提岀自己的要求。这次在京，伯伯又问了旧居的情况，桂云说：“你的三条意见，县委都执行了，我在大门上贴上‘私人住宅、谢绝参观’，可是来参观的人还是很多。”伯伯思索了一下，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桂云：“把房子拆了吧，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站在一旁的伯母表示支持：“拆迁吧!我们给钱。”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不能作主。”伯伯点点头，又嘱咐：“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请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

伯伯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们见到伯伯在医院接见外宾的照片，心中默默祝祷他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那时的政治气候也和伯伯的身体状况一样一天天变坏，我耳闻外地有人到淮安搜集伯伯的材料，故居里也常有些不明身份的人来问这问那。我们很是担心，写了一封信给伯伯，不久就收到总理办公室的回信：你们的信收到了，整总理、搞总理的材料，不是有人，而是有很多人。总理嘱你们不要管这些事，要好好工作……。

收音机里播放着揪心的哀乐，我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伯伯去世了。我们全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和桂云抱头痛哭。父母生我，伯伯培养我，教育我，使我成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中学教

师，伯伯对我的恩情说不完啊!望着伯伯的遗容，我泪如泉涌，我恨不能插翅飞到伯伯的身边。可是北京来电：“不要来京”。

就在1976年1月13日，一辆轿车突然停在家门口。来人吿诉我们，他是江苏省委办公厅的，要我们立即和他去南京，然后直飞北京。这样，我和桂云作为江苏省群众代表参加了伯伯的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仪式。离京前，伯母单独见了我们夫妇。她老人家噙着泪水一再叮嘱：“回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你们把工作做好，伯伯在天之灵会高兴的。”

伯伯是人民的公仆，全党的楷模，他从来都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一生清贫，真正做到了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郭寿龄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