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文史工作的回忆 / 邵寄声

参加文史工作的回忆 / 邵寄声

（一）

我是一名在中小学教育园地上耕耘了三十多年的老教师，同时也是淮安政协的一名老委员，多年来，我与政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退休后的一九八四年七月下旬的一天，市政协花恒和主席打电话到钦工中学，通知我第二天到政协开会，听取淮阴市政协召开的文史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并要我参加文史编辑工作。会后，花主席要我回家安排、料理一下，八月初到政协上班。我就这样投身到文史工作中来了。

当时政协文史办还没有成立，由秘书马士年和我两个人两张办公桌子面对面地先干起来。一个多月后，文史办编制批下来了，先后又调来三位同志，工作也开始一步步地走向正轨。

我是一名新兵，刚刚走上新的岗位，担负起新的任务，能不能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关键是在于学习。“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基于这个认识，我在一边工作的同时，先后学习了（1）周恩来总理1959年在全国政协召开的一次60岁以上的老人座谈会上倡导文史工作的讲话及其以后一系列的指示，（2）全国政协领导包括文史委负责同志的历次讲话和文史工作会议纪要等；⑶全国政协创办的《文史通讯》上的有关经验介绍；（4）各省市县政协出版交流的文史资料。通过这些文件和材料的阅读与工作实践，我逐步了解政协文史工作的方向、性质、基本原则和特有作用，它的特色是当代人通过回忆撰述亲历、亲见、亲闻反映近百年来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活动。具体地说，就是从鸦片战争主要是戊戌、辛亥以来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卫、民族、宗教、风俗、民情等正反两方面的史实都可以写。这是其他史书不可能也无法代替的珍贵史料。它可以起到补史之缺、正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用这些生动具体的教材，对各阶层的社会人士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可以收到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社会效益，也是一项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础工程。

（二）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况我不是“巧妇”，而是一名新兵。所以工作一开始就抓材料。在这前一年，也就是1983年6月，政协编印岀一本《淮安文史资料》第一辑（征求意见本）。这本书出来以后各方面反映不一，有的认为其中个别篇目思想政治有倾向问题，有的史实有岀入；也有的认为有些篇目内容不属于文史范畴，总之众口铄金，莫衷一是。省委统战部也为此打来了电话，引起了县委、政协主席的高度重视。最后决定暂缓付印，经过核实、鉴别、修改后再出版发行。我们接收了这个“征求意见本”以后，一篇篇过堂，发现其中确有少数篇目和某些细节存在不妥之处，于是实事求是地加以核实、修改并补充、调整了篇目。然后通过讨论研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共识，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增加部分篇目，重新编辑出版。由于存稿不多，“急火饭”又没法烧，我想起文革前原驻会副主席马继宗曾经征集了一部分地方文史资料。当时仅油印了若干本。我的一本早没有了，听说赵彭鑫委员仍保存着，我立即跑去找他说明原委，他一听很高兴地献出来。有了“米”就不愁“煮”不成“饭”了。1984年9月下旬，政协文史委开会通过了第一辑稿件，并向县委张凯书记作了汇报。对于“征求意见本”的处理和这一辑编排出版的情况在“前言”里分别作了简要说明。出版以后，反映还比较好，这就大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我们继续搞好淮安文史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更清楚地认识到今后要编辑出版一本本较有质量的书，必须把征稿工作放在首要位置。那种“坐在大树底下等枣子掉下来”的想法和做法，无异于“守株待兔”。为了开展征集工作，文史办也先后提出并落实一些积极措施，如分别到城区各居委会召开所在地老年人知情者的座谈会，要求各乡镇推1-2人担任文史撰稿员并集中培训了两天；印发征稿启事分寄本地和外市县的各方面知情人士。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收效都不很显著，我们把它名之曰“撒大网”。拿撤大网当然可以捕到些鱼，所谓“十网九网空”，毕竟把握不大，即使搞到一篇两篇，内容是否符合政协文史要求、史料的真实性如何，都还值得考虑。政协文史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三亲”，因此必须有目的有对象有特定内容的征稿、约稿，经常排査线索，由此及彼，开拓渠道，深入挖掘，不能抱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希望。抗战期间（1940－1943）曾在国民党淮安县政府担任科长、秘书近三年的王健夫老先生，我们本来和他既无联系又不认识，他也不是淮安人。由于他写了一篇回忆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1943年春在日伪进攻下狼狈撤离淮安的经过，这是一篇道道地地的“三亲”史料。王老把它投到江苏省政协文史办去，省政协认为此稿放在淮安文史上发表最适宜，于是就转寄给我们。我一看到此稿，知道作者对当时省、县各方面动态比较熟悉，可能有很多东西可写，于是立即向省政协函询王老住址，原来他就住在南京，随即去信联系。请他把在淮安工作期间所了解的情况，不定题材，不限篇幅、不拘观点，在存真求实的前提下，秉笔直书，陆续寄给我们。王老虽已年届耄耋，但精力充沛，文思敏捷，记忆力尤其好，不到半年的时间，先后寄来近20篇稿件，共约8－9万字，后来我们分期分批发表在5、6、7、8、10、12各辑《淮安文史》共十三、四篇。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丰富了淮安沦陷期间在顽韩统治下的抗战史料。

对于外地的知情人，一般只能以通信函约为主，但是有目的有准备的出访也很有必要。所谓“准备”就是对出访的地点、对象、希望征集的史料内容或提供的线索，均要做到心中有数。而出访者本身事先多少也要知道一些，这样才好有的放矢。1987年5月和1988年10月，我和朱慧君同志两次出访；一次是南下沪宁包括沿线苏、锡、常、镇等城市；一次是北上京津。这两次外出共访问了30余人，其中大多没见过面，有的甚至是别人临时提起而增加的对象。如罗振玉的孙女罗琨，就是因为她和冒怀辛同志都在北京社科院工作，由冒提岀并为我们先容而去访问的。后来罗琨又介绍我们和她的堂兄即罗振玉的长孙、原吉林大学教授离休后定居大连的罗继祖联系上了。总的说这两次出访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不仅广交了朋友，而且征集到和落实了许多我们期待的稿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上海访问了旅外多年的淮安籍社会知名人士、年已92高龄的沈京似老人，交谈中解开了李公朴出生淮安的一个谜底；罗氏兄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罗振玉兄弟、叔侄、父子及其姻亲之间关于人物生平、学术成就及其他有关活动的史料；在上海征集到孙殿振的口述笔录，澄清了“陈湾事件”的事实真相，落实了淮安近代三大银行家周作民、谈荔荪、朱虞生生平活动及其事业成就的文稿等等。这两次出访接触到的都是各方面知名人士。但一般年龄都比较大，如上海沈京似、苏州刘德馨、周晓春、镇江丁志安、北京田少渔都是70－80岁以上的老人，最大的已92岁。目前上述诸老除田少渔仍健在，其他均已先后作古了。这个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征集文史资料必须立足于抢救，如不及时意识到这点，就有“人亡史失”的可能，那就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失。当然自然规律总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必须随时排査线索、了解现状，能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目前文史内容的时限已经延伸到建国以后包括十年“文革”，就以这个时限来说，也都距离我们30-50年了。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人，也都已60-70岁以上，我们思想上如不树立应有的使命感、紧迫感，那就会有坐失机遇、后悔莫及的一天。

（三）

搞好征集工作是基础，而把好政治、史实、文字三关则是保证文史质量的关键，也是我们编辑人员不容旁贷的职责。“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也就是政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存真求实，则是文史的生命，离开真实就不成其为历史，也就不可能发挥它的政治作用，甚至还有可能走向反面。《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简则》明确指出：“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这是关系到文史资料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还是谬种流传、贻谋后人的大问题。”文字是工具，历史要靠文字表达记载，所谓“以文载史”、“以史染文”。如果文字不能通畅而满纸出现拉杂、拼凑、辞不达义或者空洞无物的词句，使人产生不堪卒读之感，那还能产生什么教育作用。“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也同样不可能收到应有的社会效益。作为一个编辑工作者，决不仅仅是把征集来的文史稿件安排一下顺序、调整一下篇目、统计一下字数，就算完成任务。这方面我们的体会是深刻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车桥党委办秘书、特约撰稿员黄家顺同志在“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走访了定居淮安车桥镇，当年曾在东北军司令部卫队营担任警卫排长又是张学良的姨表兄弟的王国生老人，要求他口述当时接待和保卫周副主席的情景，再由黄家顺同志记录整理成一篇文史稿件。初稿写成后送到文史办公室，其中谈到周恩来同志到达西安的时间，王说是在事变发生前的一、两天。我们觉得这样说，究竟符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关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文章和史料太多了，都是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应张学良、杨虎城电邀，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由延安去西安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谈判。现在王国生竟把周恩来去西安的时间提到事变发生的前夕。这一前一后，事关重大。它不仅是史实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更是一个原则问题。通稿前，我们专程去车桥约同黄家顺同志登门拜访王国生老人，见面寒喧以后，我们没有说明来意，只是请他再认真回忆一下周恩来到西安的时间和当时接待的情景。他不假思索地仍然和上次一样说是西安事变前一两天，其他细节也都没有多大差异。当时我们也不便就这个问题和他多交换意见，但始终认为他这样说，没有任何其他佐证，不能仅凭一个人的回忆而轻率定稿。况且王老已是年逾古稀，听力、视力都已衰退，记忆力也许有模糊失实之处。于是把这句话写成：“记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一天”。语意虽属笼统，毕竟留有余地。后来我们看到张魁堂著《张学良传》（1991年5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里提到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率领红军代表团飞抵西安”。这已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从而证明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严肃、谨慎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而另一篇《追随时代进步的尹柏寒》的作者根据尹老的侄儿尹楚升、侄女尹定提供的资料，在撰写时指出：尹寄寓上海“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单线和组织联系”。我们定稿前，对这个问题认为有必要核实一下。为此我们函询、走访了解放前后（其时尹已回淮定居）曾在淮安县委和江苏省委担任过党务、统战领导职务的周晓春、黎民、王纯高、王汝祥等老同志，他们均未能加以证实。但是尹楚升、尹定虽与尹均系伯侄关系，又都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老党员，他们的高度党性原则都会对这个问题负责，未便轻率地加以否定。《全国政协第三次文史工作会议纪要》指出：“许多说法可以并存，要兼容并收，不搞一言堂。”于是以“编者附言”形式对这个问题作了交代说明。另在《曾祖裴光禄公生平事略》这篇文章里，关于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究竟是率领各战舰降倭还是众寡不敌、弹尽粮缺被迫自杀殉国，这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大节问题。我们也同样既不否定任何一说也不轻率改动，作为“多说并存”留待史家考证。

解放前夕随同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的我国早期体育专家郝更生，原籍淮安，在国内国际均享有较高的声誉。我们从郝氏家族手中得到一本台湾出版的《郝更生回忆录》，其中记述了郝更生一生从大陆到台湾、从留美学习到回国以后近五十年从事体育工作和活动的事迹，由于是本人回忆的第一手资料更觉珍贵。我们很想转载其中部分章节，由于这本书来自海峡彼岸又明确拥有版权。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就乘郝氏近房堂侄郝恂如先生由台返淮探亲之便，把我们的想法请他带到台湾征询郝更生先生夫人年已九十髙龄的高梓女士，后来得到回信（有复印件）提到“转载《回忆录》一事”，高女士认为“这是好事，同意转载”。于是我们就选用了其中两个章节：《辛酸话留美》、《我和高梓》在12辑上发表，并向高梓女士和郝兄弟赠送了这本书，扩大了文史的统战工作的影响。

对于历史人物必须一分为二，既不溢美，也不贬低；既不全面肯定，也不片面否定。我们决不能用今天的观点去要求若干年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里的人物；如果那样，就不是唯物主义者。近代考古学家、甲骨文早期研究者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成果辉煌，但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最后竟走上“勾结日寇复辟帝制”的汉奸道路。我们对他的一生作出的评价是“功在于学、过在于政”，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对于征集到有关罗氏及其家族的生平、学术成就、遗闻轶事等资料比较多，我们分别先后有选择有重点地在《淮安文史》上发表，让各方面社会人士较全面地了解这位原籍浙江上虞、奇寓淮安已历三世并在淮安结下许多姻亲关系的中国近代史上知名人物的“功”与“过”。罗氏嫡系后裔对我们积极地向其征稿时，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与配合。这样就使《淮安文史》成为我们广交朋友、联系各方面人士的纽带，发挥了越来越广泛的统战作用。

征集无禁区，发表要慎重。对于距离现在时间较远的人和事是如此，对于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初期那样一种特殊形势下发生的事件和人物活动，更要慎之又慎。为了保持稳定、巩固团结的大局，暂时不宜发表的就作为史料保存，到一定时候，再作出如何处理的决定。

（四）

淮安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来自方方面面，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而距今的时间一般又都遥远，作者、编者的知识、阅历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把核实工作统统解决于定稿之前。我们本着文史资料允许“多说并存”的提法，从1986年第四辑开始开辟了《读者·作者•编者》这个栏目，把出版以后收集到的有关反映包括更正、补缺、质疑、商榷等对某些细节或字句提出的看法和意见，予以综合刊布；或者将“读者来函”全文发表，以示我们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提供史家进一步研究参考。

一本书不仅在审稿、定稿包括适当地增删、修改、润色的全过程中，需要付岀大量的脑力代价，即使像校对这项付印前最后一道工序，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决不仅仅是一项纯技术性的工作，它也同样要求校对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文化素质和一般历史常识，尤其要具有严肃、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否则一字之差、一词之讹即便是手民误植，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和误会。虽说事后可以补救，毕竟不如发现并解决在成书之前，这也是保证全书质量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倡导编写政协文史，这是史学领域里一个新的开拓。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变化，统一战线的范围、对象和作用，也会不断扩大、更新和加强，特别是目前中央提出以经济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决策转变，这就要求我们文史工作者要紧跟形势、努力学习、按照全国政协对地方政协文史的要求，吸取各兄弟省市县的成功经验，突出如何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把周恩来同志倡导的这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世意义深远的工作，持续地搞下去；那种认为文史工作“可有可无”、“文史的旗帜能打多久”、“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了”的想法、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不全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我是淮安市（县）政协一名老委员，从1984年－1995年不足11年时间，参加编辑《淮安文史》共12辑。为了纪念淮安市（县）政协成立四十周年，回顾一下这段历程的切身体会还是很有意义的。现在人虽已离开了政协文史办，可是我的心没有离开，感情没有离开，也永远不会离开。我愿以衰朽残年期待着《淮安文史》继续一辑又一辑地出版发行，收到越来越大的社会效益，为促进祖国统一、为迎接港澳回归、为增强民族团结，为加速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6年9月杪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