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沧桑忆往事 / 朱洪寿

岁月沧桑忆往事 / 朱洪寿

1956年，我是淮安县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政协成立时，我作为工商业者的代表，成为淮安县政协第一届委员，后来又成为政协驻会的副主席。四十年来，我与政协是息息相通的。我为政协努力工作，政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今我已是耄耋老人了，抚今忆昔，感慨良多，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我1918年岀生于扬州湾头一个小商人家庭，少年时因家庭生活拮据而辍学，去一家“五金铜锡”店学生意。在饱尝了学徒生活的艰辛以后，自己积攒了一点钱，和别人合伙在镇江、扬州等地做生意。那时日本鬼子已经入侵中国，社会动荡，兵匪横行，黑势力猖獗，小本生意人虽奔波劳碌，吃尽千辛万苦，也难得温饱。“八·一三”事变以后，镇江、南京相继沦陷，江南生意无法下去了，我流落到淮安并成了家。后来和人合股在南门大街开了一爿“正泰五金铜锡店”。在旧社会，做生意是有“帮派”的。成家后，我原本想回扬州老家开店，“镇扬帮”的人对我说：“如果你回来办店，我们同行是冤家；如果你在淮安开店，我们可以扶助你。”所以“正泰”开张后，没有本钱，我到镇江、杨州大的“五金字号”里也可以拿到货。生意人以“信”为本，货卖了，我立即把款子送去，再拿第二批货。那时虽然道路不靖，常遭敲権勒索，我是无本小本盈利，勉强还能混得下去。

解放后，社会安定，党和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正泰”的生意“红火”起来了，而且越做越大。解放初的短短两三年内，我看到在旧时代的兵匪没有了，“毒、娼、赌”被荡涤了，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旧社会的痼疾得到了彻底根治，这是国民党政权、汪伪时期根本办不到的。亲眼所见的事实使我感到共产党有办法，共产党好。从此我确立了“爱国守法，跟共产党走”的信念。这个信念后来历经了各种“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我从未动摇过。

解放后，“正泰”发展了，我知道这是党的政策好，我在做好生意的同时，积极投身了工商界的各种活动。1950年“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积极认购公债，支持国家恢复经济。1953年，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我那时是工商联“民评五分会”的副主任委员，在工商联委员会议上，我主动认购，与会人员十分赞赏。我的行动在工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仅几天时间分配给“五分会”的认购任务就超额完成了。那时候工商户纳税采取“自报互评”的方式，我守法经营，实事求是自报应纳税额，从不少报、瞒报，得到税务部门同志的信任。

1954年以后，国家实行了“对私改造”，我积极参加学习，带头参加公私合营。1956年1月起，公私合营的热潮席卷淮城，各行各业递决心书，写大幅标语，向政府申请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时全城锣鼓喧天，鞭炮阵阵，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激动不已。

1956年以后，我担任了淮安县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兼到机关办公。我曾先后去淮阴地委政治学校、省委政治学校学习，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更坚定了我跟共产党走的决心。1960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市场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前淮安的工商业户百分之八九十，是小本经营“夫妻店”。公私合营后，每家一般安排一个从业人员，那时又未推行计划生育，仅靠一个人工资难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生活困难的工商业者，情绪不定，不安心工作，产生了自动离店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讲学习，提高思想认识是不行的。我们驻会人员经常议论怎样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我想，在国家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为国家分忧。我提出，针对目前情况，我们能不能办一个工商业者家属工厂，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如果厂办不起来，先搞一个生产小组也行。我的提议得到了当时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汝祥的支持。王汝祥同志还就此事向县委作了汇报请示。县委表示同意，但办厂的原料、资金、经销都要自行解决。在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三无项目的情况下，要办厂谈何容易？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我了解到当时国家对铜实行管制，市场上毛笔套简直买不到，可不可以用废旧铁皮代替铜生产笔套。我把自己的想法一讲，大家十分赞同。于是从有关单位借三、四百元做资本，几条大板凳，几根木棒，办起了“淮城毛笔套生产组”，安排了十多个工商户家属参加生产。产品出来后，很快销售一空，前来订货要货的人络绎不绝。这使我们增强了信心。我这个“厂长”，身兼多职，管生产，管进原料，管销售，什么都干。工人们也是团结拼搏，不计工时、劳动报酬，上下一条心，共同创业。生产要发展，资金问题必须解决。我们打报告给省工商联，请求帮助。我亲自跑到南京找省工商联负责同志汇报，说明我们办厂目的“是使工商界家属原来依靠丈夫过‘寄生’生活，现在走出家门，为社会创造财富，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十分赞许地说：“你们的想法和做法，在全省还是第一家，很好，我们支持你们。”这样我们借到了3000元无息资金，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我们买了小型的冲床，从土到洋，扩大了生产规模，生产组成了“淮城日用品合作社”。我们的产品很快销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时的工人虽然是工商界家属，通过学习，他们的思想觉悟是比较高的。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61年春节前，我们巳赚了一万多元，根据手工业局文件精神和国家政策，可以拿盈利的70－80%分配给职工。职工大会上我把这件事提交大家讨论如何办？工人们纷纷表示坚决不要这个钱，创业不容易，一致要求将这笔钱留在厂里发展再生产。工人们的言语、行动令我十分感动，根据工人们的意愿，我将这笔钱用于生产上，从而扩大了生产规模，获得了更多的盈利。

生产笔套的原料是淮阴罐头厂铁皮下脚料，生产规模扩大了，原料供不应求。那时计划经济，国家对锌铁皮控制很严，省里均没法解决。我们把报吿打到中央轻工部，申述了我们办厂的目的、艰苦创业的过程以及目前的困难，轻工部领导批给我们一批镀锌铁皮。这批铁皮质量好，每吨价格比从淮阴进的“下脚料”还便宜，使我们欣喜若狂。这批原料可供我们生产二、三年时间，因此获利非浅。工厂办得红红火火，我们受到了省工商联和县委、县政府的赞扬。1962年，我建议把会经营懂管理的张玉焕同志从县化工厂调来主持工作。1963年，“淮城日用品合作社”交给手工业局。移交时，清仓核资，我们不仅还清借款，还积累了大约三、四万元的流动资金。

“淮安日用品社”经过张玉焕辛苦经营，后来发展成淮安市无线电元件厂，成为现今国家生产彩电、黑白电视、收录机用的中周的最大厂家之一。1987年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査时被国务院工业普査小组评为电子工业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休，荣获国家二级企业称号。值得一提的是办厂的过程中，还培养锻炼了一批素质较好的干部、工人、企业管理人材。现任洪泽县县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经济师的王广德同志，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1963年我任淮安工商联主委，县政协副主席，我努力为党工作，对于政协的事情更是尽心尽职。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开拓工作新局面时，“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而来。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说，“政协无好人”，“政协是牛鬼蛇神的大本营”。我被说成“有问题”，“挂”了起来，可我心里明白，我以前是奉公守法的工商业者，后来勤勤恳恳的为党工作，我的心是实的。造反派对我作了很长时间的内査外调，实在找不到一点真凭实据，甚至连一个他们认为“象样的批斗会”也开不起来，非常恼火。“文革”中，我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种过田，到商店去当过营业员，还到浴室里做过跑堂。不管从事何种劳动我从无怨言，坚信这种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不会长久，恶梦终将过去。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1979年政协恢复活动，我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当时面广量大的工作是落实政策，解决“文革”中遗留的问题。1980年中央下发了关于“三小”（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方面的文件，由于多年极左路线的干扰，淮安众多的“三小”工商业户，均被划为“资产阶级”。这些工商业者子女的“家庭成份”均被定为“小业主”、“资本家”，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升学、参军、入党、提干。我积极向组织建议，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协助淮安统战部，逐户进行调査，做好“三小”区别工作。事实上，淮安的工商户没有几户可以称得上是资本家的，绝大部分自有资本很少，妻子、子女、亲属就是从业人员，不存在什么剥削问题，全县在“合营”单位的工商业四百多户中，仅二十户左右可以称为资本家。调査的结论是显然的。为此县政府发给他们证件，称他们是“劳动者”。政策的落实，使原工商业户心情舒畅，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及其子女在各种岗位上的工作积极性。那时我虽是年逾花甲，摆脱了极左路线的束缚，遇事敢说、敢干，我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干工作好象浑身是劲，简直焕发了青春。

然而，时光流逝，随着年龄增高，身体大不如以前了。1988年，我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政协主席们要求市医院全力抢救，不必考虑医药费多少，并就我的病情向市委回报。市委领导在主席的陪同下，来到我的病床前看望，并交待医院领导全力以赴治好我的病。政协几位副主席、秘书长一天几次看望，处理医疗中的具体问题。在病重紧张的日子里，政协的全体工作人员轮流去医院陪床看护，医生、护士尽职尽力，使我和我的家属子女都十分感动。我想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商业者，为党工作贡献太渺小了，受到如此殊荣，实在心中有愧，死也瞑目了。在政协的关怀和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终于把我从死神那里抢了回来。1992年除夕，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政协主席、几位副主席、统战部长、秘书长等，顾不上与家人团聚，赶到医院。医院大部分医生、护士、工作人员等都回家过年了，他们及时找来最好的医生、护士，用最好的药来抢救。当时我已不能说话，可心里仍然很清楚，经过两昼夜持续抢救，我脱离了危险。当年6月，我的病又一次复发，领导上为了“留住”我，他们把我转院到淮阴，请专家来会诊，确诊为“心跳过缓”，组织上从南京请来专家为我开刀，在胸腔安装了“心脏起搏器”。自从植入“心脏起搏器”以后，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值此淮安市政协成立四十年大庆时，政协同志要我写一点回忆文字，历历往事一下子涌上了心头，激动、兴奋使我夜不能寐。我为党做的工作微不足道，而党和政府、政协给了我太多太多。我说“政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三次把我从死神的掌心里拽了回来。1994年，我向政协党组织倾吐了埋藏在心中数十年的夙愿，递交了入党申请，党组织根据我的一贯表现，同意吸收我入党，我以77岁高龄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协又给了我政治生命。

岁月沧桑，我已年近八旬了，现在生活十分幸福，有两上两下宽敞的住房，子女有的已经退休，孙辈也学业有成。我所以罗罗嗦嗦写了这么多经历的往事，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们，告诉青年一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才能繁荣、富强，家庭才能有幸福，个人才能有所作为，这是我八十老人的肺腑之言啊！（郭寿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