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与罗振玉在思想性格上的异同 / 罗继祖

刘鹗与罗振玉在思想性格上的异同 / 罗继祖

《淮安文史资料》第六辑武禧同志撰写的《刘鹗与罗振玉》一文，文中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刘罗两人交谊莫逆，何以晚年几至避面；

二是刘发配新疆时，罗正在学部，何以不闻罗设法营救。笔者认为刘罗两人关系有点微妙，局外人当然不明真相，产生此等疑问是很自然的。现在我作为了解内情的人来解释一下。

解释之先，应从两人思想和性格谈起。

刘铁云先生思想，大体说来，他和一般读书人不一样，他很看不起“规行矩步”的人，而是放诞不羁，不拘小节。他不愿由科第进身，应试不终场就弃去，先想行医而门可罗雀，又营菸草店，也未赚钱，后来投效河工，著了一本《治河七说》，立了功名，但时命不济，未能破格采用。他信奉周太谷的“泰州教”。这是社会上的一种秘密宗教，有自己的信仰和主张，但当时被目为“邪教”。同治初年其教徒张积中结岩山东黄崖山，为阎敬铭所夷灭，世甚惜之。

先袓雪堂公早受儒书，养亲授徒以外，身体力行，三十岁以后才出游有所经营，其思想和性格与刘先生完全不同。后来所以相见恨晚，设帐其家以及结为亲家，大抵两人能求同存异，而更重要的是“好古”有同癖。刘先生对于碑帖、金石、书画无不笃好，在上海时期与雪堂公相与摩挲玩赏至于穷日，累夕不倦，而更为后人所乐道的是刘先生接受了王懿荣的遗藏辑了《铁云藏龟》，为甲骨文字传世之始。不过刘先生鉴古虽有特识，可是他并没能坐下来作系统的研究。现在有人认为刘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有点不大符合事实。其实开始研究的是孙诒让，雪堂公尚居第二，只是后来居上，成绩超越过孙氏而已。

刘先生髙掌远蹠，遵太谷遗教发誓要养天下人。他创修山西铁路之议正是他弘愿实施之一，以外还要搞多种商业。关于山西铁路，雪堂公在《五十日梦痕录》里有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去重复。应该说这是刘先生受祸之始，并且事败垂成，而其它商业的营谋可惜也无一成功。雪堂公在上海多年所营办的农报馆、东文学社、《教育世界》杂志社、江苏师范学堂，因独立支柱也历尽艰辛，但大都是稳打稳扎，曾博得刘先生的称赞。入学部也有刘先生和乔树浦两人推荐之力。而刘先生“养人”事业，雪堂公却认为有冒险性，不仅不支持，反而苦谏，刘先生当然不会听从。这充分说明两人思想和性格的分歧。“而翁不听人言，今何世乎？奈何甘蹈危机”，“汝师为我甚至，我岂不自知。”及“晚年几至避面而交谊无他。”这几句话是刘季英（刘鹗之子）姑丈亲口对我讲的，意见分歧而能“交谊无他”，也正说明两人在思想认识上有不同，一个苦口进谏，一个坚决不听，当然无法统一起来了，而于平日交谊并无损伤。这是我要解释之一。

刘先生之被发配，出自清廷军机处密旨，当然无法挽回。季英姑丈《关于〈老残游记〉》一文，对此事经过叙述甚详，并且既有前因，兼有后果，当权者袁世凯、世续都和刘先生有夙怨，正好借此泄个人私愤。端方和刘先生并无嫌怨，但不敢抗旨，王瓘和丁宝铨虽然尽力说项，毫无用处。雪堂公早就逆知官场险恶，刘先生的一意孤行，不恤人言，必难免祸，而自己以亲戚关系更无从置喙，只好在七年之后写《五十日梦痕录》时记上一段，引《庄子》“窃钩窃国”之言为喻以寄慨了。这是我要解释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