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济良与《医药研究月刊》 / 王健夫

汪济良与《医药研究月刊》 / 王健夫

淮安城内老西门大街39号，住着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中医，他的名字叫做汪济良。

我认识汪济良先生，是在1940年淮安县城沦陷期间。那时他到淮安东乡车桥、陈河、泾口、宥城一带行医，我在淮安县政府担任第二科科长，经淮安县县立医院院长郑三熙的介绍，和他认识。我幼年时，曾学习过中医学，后又在天津问教于尉稼谦中医师（他是天津国医专修学院院长），对中医学颇感兴趣，故常趋汪先生的医寓，促膝长谈，因此成为莫逆之交。

1943年2月，淮安东乡遭到日寇扫荡后，汪先生迁居上海，住闸北川公路，适与我姐姐家是邻居，于是又得以早夕相晤。1945年8月，日寇投降，原淮安县长黄相忱又奉派为江宁县县长，汪先生和我与黄是旧识，遂同赴江宁，冀在县政府内谋一立足之地。

汪先生系淮安的名中医，抗战期间黄相忱在淮安东乡金吾庄，担任流亡县长三年（1940年3月－1943年2月），结识淮安籍人士颇多，一时江宁县府所在地东山镇，聚居了很多苏北来的同乡，汪先生便在东山镇裕康国药店悬壶应诊。

我被黄相忱委为县政府的助理秘书，公务之余，常到汪先生的诊所，研究中医理论并讨论如何发展中国医药事业的方法。其时，适有汪先生的同乡张德培（在南京二板桥设立诊所行医）和在江宁县桥头镇行医的龙步云、在湖熟镇行医的冯某某等，亦颇热心发展中医中药事业，另外裕康国药店主人端木正禄先生，也是一个有意振兴中药事业的人，于是便在1946年3月，我们五个人发起准备办一个刊物并积极筹备成立《医药研究月》社刊，由端木正禄先生做我们的经济支持人。

筹备组推汪济良先生为社长兼月刊主编，张德培和冯某某为编辑。发函向全国各地中医师公会征求稿件并要求介绍订户订阅。为了壮大月刊社的阵容，聘请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为名誉董事长，名医施今墨为董事长，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会长郑曼清和秘书长覃勤为副董事长。上海名医陈存仁、丁济万、南京名医张简斋、四川名医任应秋、广东名医赖少魂等二十余人为董事。

信函发出后，各地中医师公会纷纷寄来稿件并介绍会员订阅。《医药研究月刊》创刊号于1946年7月1日问世了。

这个月刊，由于各地中医师公会的热心协助，稿件来源丰富，编辑并不感到困难，每月能够按期出版。销售方面，除了承印刊物的独立出版社，每期分派各地分社代为销售外，各地中医师公会介绍订阅的长期读者已有二千余人，每期印刷三千份，销售不成问题。

《医药研究月刊》出版年余，在国内已稍有声誉，销数也逐步增加到四千余份，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才，从1947年3月份起，开办了《中华国医专修学院》函授部，向全国各地招收学员，在极短期间，报名参加者有两百余人。由汪济良、张德培、王健夫等分头编写函授讲义，由东山镇誊印社负责油印后交付邮局寄发各地。

《医药研究月刊》社的业务正在欣欣向荣的时侯，国民党当局突然于1947年7月宣布币制改革，废除法币改用金元券，这一来，《医药研究月刊》社收入的刊物预定金和学员缴的学费，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经济陷入了困境，勉强维持到1948年3月，不得已停办。

在这期间，汪济良先生为了方便各地中医进修和学习有关中医业务的知识，曾编印《中医师手册》一种。原订于1948年1月出版，后来因为承印的独立出版社，为了赶印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各种文件，耽误了出版日期，汪济良先生并不因为独立出版社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附属机构，而听任延误出版日期，毅然出资在国民党中宣部主持的《中央日报》第一版上，刊登广告，要求独立出版社负担赔偿延误出版的损失。这事曾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争论。后来，经陈立夫派《大刚报》社社长向汪济良先生疏通，独立出版社于1948年3月，将《中医师手册》三千册印齐交付，始了却这一件纠纷。

回忆这些五十年前旧事，深感汪济良先生为了宣传中医、中药事业和培养中医人才，而付出的心血，是不可湮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