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曹甸战役 / 王健夫
1989年1月21日《团结报》第二版刊登了周祖义撰写的《48年前皖南事变的内情》一文,有这样一段叙述:“……为了自卫,刘少奇和陈毅经毛泽东批准,于11月29日发起曹甸之战,……”等语,使我想起了当年曹甸战役的情况。
1940年10月4日至6日,新四军在苏北泰兴黄桥打败了韩德勤所属的陆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后,韩德勤弄得兵败将亡。(在这次战役中,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在黄桥北边的八尺沟中溺毙,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在仓猝应战中,自戕身亡),几乎在苏北站不住脚。为了维持苏北这个残破的局面,他本人率领省政府的警卫部队和第一一七师的第三五一旅(辖七〇—和七〇二两个团)分驻在高邮北乡和兴化县城内,命令原任第一一七师师长顾锡九升任代埋军长职务。把未参加黄桥战役的第三十三师九十九旅的两个团(即一九七团和一九八团)集中驻在曹甸附近,调任原该旅旅长姜云清为第三十三师师长(原师长孙启人在黄挢战役中被俘)。
顾锡九奉命后,即在淮安县东乡曹甸镇内,设立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部。并将他自己所率领的第一一七师第三四九旅的两个团调到曹甸、塔儿头、张桥等地集中训练。同时,为了扩充实力,把已沦陷的灌云、沭阳、赣榆等县的地方武装力量,归并到第三十三师,重新组成第九十七旅(辖一九三团和一九四团),委原一九八团团长朱祥符(灌云县人)为该旅旅长,部队分驻在车桥和涧河线上的芦家滩、周庄、石塘等地。
韩德勤又派盐城人滕云鹏(曾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和陆军第八十九军司令部副官处长)到淮阴、涟水、宿迁等县,收编以上各县边缘地区活动的土匪吴漱泉的部属,改称陆军第一一七师第三五〇旅,把部队集中在盐城县属的安丰镇,委吴漱泉为旅长,滕云鹏为副旅长兼第一团团长,另一个名叫左飞的为第二团团长。
韩德勤和顾锡九两人,正在分头招兵买马,企图恢复实力,以便在苏北再苦撑下去。但在黄桥战役中取得全胜的新四军,在陈毅率领下,已从黄桥北的姜埝镇,沿着范公堤,势如破竹接连占领东台、盐城、阜宁等县,把军事重心放在盐城和阜宁的交界地区。
那时,陕北延安,因为受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包围,形势很是危急。毛主席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保卫党中央,特派刘少奇同志到江南来开辟党的活动地区。刘少奇同志从太行山地区秘密穿越敌伪军的封锁线,由驻在津浦路东的新四军第二纵队张云逸司令员派人护送他到盐城去。途中,经过运河线两岸,他看到韩德勤的部队正在宝应和淮安两县的交界地区,砺兵秣马,企图对新四军来个报复。
刘少奇、陈毅为了使新四军在苏北能够站稳脚跟,便打电报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并建议趁韩德勤的军队正在整编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训练的时候,对他进行一次袭击。毛主席复电批准了这个建议。
陈毅接到复电后,即派粟裕率一个支队,配合在绿草荡西岸的地方部队——淮(安)宝(应)支队,向陶家林方向秘密推进;同时通知驻在运河西岸的张云逸司令员,从三河闸出发,经高良涧、范集、向运河线的黄浦、八迁方向推进,迫使在泾河线上的国民党部队东撤,向曹甸圩内集中,以便在该地围歼韩德勤的主力。
11月20日左右,顾锡九派出的情报人员,已侦察到绿草荡里有新四军的船只,从楼王庄(盐城县属)不断地来往在陶家林(宝应县属)附近,似有偷渡来犯西岸的模样。顾锡九即命令第一九七团团长李祖虞率一个营,驻在曹甸东南角的徐甸、小南沟一带,对陶家林方向采取警戒和监视的态势。11月25日左右,顾锡九派出的情报人员,又获知运河西岸岔河、范集、花集等地,最近到有一批行动诡秘的人物,白天和农民一起流动在田间地头,夜晚在各村庄放哨、巡逻。顾锡九得报后,推测新四军对运河东岸,似有企图。于是打电报给在兴化的韩德勤,汇报运河东西两岸的情况。
韩德勤鉴于黄桥战役由于李守维轻敌遭到了新四军的夜袭,弄得一败涂地,如果曹甸再蹈覆辙,他在苏北就难立足了。于是立即急电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他呼吁求援。
粟裕带领的部队陆续到达陶家林后,便在夜间化整为零,分头向曹甸附近的大施河、小施河、花尖子等地农民家里潜伏。到11月28日,分布在外围的淮宝支队也已布置就绪。29日傍晚,小施河上空,突然升起了信号弹,顷刻之间,大施河、徐甸、花尖子等地响起了枪声。一群群的便衣民兵,向曹甸涌去。
这时,曹甸圩内有守军第八十九军军部的直属部队和第三十三师师长姜云淸率领的第九十九旅的一个团,另外一个团分驻曹甸东南方向徐甸和小南沟等地。代军长顾锡九也驻在圩内。
曹甸,原来是淮安东南乡一个较为富饶的大镇。附近住着许多大地主,他们收贮粮食的仓房,都散布在附近各村庄。所以人们把曹甸看做是淮安东南乡的粮仓。
顾锡九等进驻曹甸后,鉴于该镇地处运河线东,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在圩里挖了一条很深的沟渠,渠里灌满了水,在圩外建筑了几座掩体,在掩体四周布满了铁丝网,掩体里放置几挺轻重机枪,对准方向,构成火力交叉点。
新四军向曹甸发动进攻时,运河西的新四军高(邮)宝(应)支队和淮(阴)淮(安)支队也越过运河线,向驻在泾河堤下张桥、塔儿头的国民党部队进攻。新四军因为要避开日寇的警戒线,所以大部队白天不能偷越运河线,只能利用黄昏以后日寇龟缩在淮安、宝应县城里的时机。此时,从淮安的二堡,直到宝应的八迁,这一地段成了真空地带。国民党部队的第三四九旅(旅长余世梅)则率部分驻在运河线东的张桥、塔儿头等地的村庄里。运河西岸的高宝支队和两淮支队在夜间向运河东岸活动时,被国民党部队的巡査哨发现,发生了冲突。这时,潜伏在小施河一带的民兵,得到报告后,诚恐潜伏的部队也被发现,于是发出了信号弹,向在陶家林方向的指挥所联系。
顾锡九接到余世梅的报告后,命令他在原驻地要坚决抵抗,把来犯之敌肃淸后,全旅人马,向曹甸方向采取包围形势,向敌人反攻。陶家林方面的指挥所,瞥见小施河上空的信号弹后,立即发动向小南沟、徐甸的国民党部队进攻。驻在徐甸的李祖虞团长,是一个胆小鬼,听到枪声后,自己便设法躲藏起来。在小南沟的营长,因为找不到团长,便擅自撤离了阵地,在慌乱中,徐甸也就被新四军占领。
顾锡九在曹甸圩内,得知小南沟和徐甸相继失守,便和姜云清坚决在曹甸圩内死守,以待韩德勤从兴化派兵来增援。
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运河线东岸张桥、塔儿头等地发生了战斗,枪声惊动了宝应和淮安城的日本鬼子。他们分头从宝应和淮安派出一部分日军率领伪军沿着运河堤向附近各村庄搜索。正在作战中的高宝支队和两淮支队担心日军截断交通线,便趁天色未明,全部向运河西岸撤退。余世梅得知新四军已撤向运河西岸,便将部队集中,向曹甸方向靠拢。
陶家林来的新四军占领小南沟、徐甸后,进而击退了驻在崔堡圩内的国民党部队,集中力量,趁天黑时,向曹甸猛烈进攻。但新四军从楼王庄出发,来到绿草荡西岸的都是轻装部队,携带的武器仅有步枪、手榴弹、掷弹筒等简便作战工具,虽有少数轻机枪,但不能夺取曹甸圩四周的坚固防御工亊。经过一整夜的猛攻,曾经两次有少数战士,越过铁丝网,冲进了第一道防御工事。在深挖的沟渠前,又被阻止。等到天色微明时,发现曹甸西边塔儿头方向,已有国民党部队前来增援,新四军顾忌陷入里外夹击之中,故于黎明时,全部向陶家林方向撤退。等韩德勤抽调一部分警卫部队,乘坐汽轮,到曹甸来增援时,新四军已安全地全部返回楼王庄了。
这一次战役,虽然仅仅打了一整夜,但国民党军队,遭受的损失很重。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陈毅奉命在盐阜地区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韩德勤只好眼睁着对它叹气,自己感到没有力量再和新四军较量了。
作者附记:
本人当时在淮安县政府担任警佐。县政府设在曹甸镇北五里的金吾庄。曹甸是准安县属东南乡的一个大镇,解放后划归宝应。
1986年11月上旬南京市政协文史工作处卢秉刚同志随同国防科工委的两位同志向我采访有关苏北抗战的情况,谈及曹甸战役前后经过(參见1989年1月21日《团结报》第二版《48年前“皖南事变”内情》),再结合我当时所见所闻,因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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