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祖国的这条路我是走对了 / 裴锡恒

回归祖国的这条路我是走对了 / 裴锡恒
——追忆二十二年的侨美生活

（一）

民国十八年（1929），我毕业于江苏省立淮安中学（校址即今淮安师范所在地），因成绩优异，按当时规定被保送到国立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后改为上海商学院即今上海财经大学前身）学习，我弟锡颐也于是年考入。民国三十一年（1932）冬毕业后，我兄弟二人经先父好友顾竹侯（震福）四公子季高（翊群）介绍到上海中孚银行任助员。当时顾在该行任副经理，负责国际外汇业务，他就派我搞有关外汇和黄金买卖的计算和记帐工作，由顾直接领导。我六十年的银行外汇生涯从此开始。这项工作保密性特强，由于我家和顾是多年世交，他非常信任我。中孚银行只有二、三百万银元资本，属于小银行，而该行每天对美金、英镑的买卖总额居然高达数十万美金之巨。在一段时期内，该行曾赚了不少钱。那时美金、英镑的买卖生意投机性大，危险性也很大，稍有失误，将会遭到破产倒闭的危险。1933年国际外汇市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现象。顾季高先生由于前段时期买进卖出很顺利，情绪很高，赚钱心切，但对大起大落的特殊形势，估计不足，因而连连失利，竟亏损一百多万银元。后经董事会决定，不再让顾做外汇买卖。顾无事可做，经常往来南京与上海之间，想由银行界转入政界，不久便在行政院物价管理委员会搞到一个职务，有时来银行，有时去南京。我因外汇业务清淡被调到储蓄部工作。有一天我从中孚银行发薪水的簿子上，看到第一名是董事长聂管臣每月薪水七百银元，而我这个当助员的大学毕业生，每月仅拿二十五银元，相差二十八倍之多，因此我想久留此地，必将误了我前途。我的前途是什么？当时也还是一个说不太清楚的问题。由于生活在大城市又在银行工作，接触面广，知道的事就多了些，例如外国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富裕的程度，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和根源等等，因而产生一种不服气的想法：难道中国就富强不起来吗？出国留学的思想和决心就这样形成和坚定了。在得到我父亲的赞许和支持后，我辞去中孚银行职务，决定去美国深造。行前，父亲再三嘱咐我，学成后早日回来为国效力！谁知一去二十二年，和我父亲的一别竟成永诀，我感到这是终身憾事。

（二）

民国二十五（1936）年夏秋之际，我从淮安回到上海，出国一切手续皆由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办理，就等开船日期了。离沪前几天，环球中国学生会在南京路新亚酒店举行茶话会，到会的赴美留学生六十余人，由朱少屏主席报告出国人员应注意事项，略谓：“美国目前正在排斥华工，对于华人入境限制甚严，诸位初次远游彼邦，行旅上稍一不慎，即可能感到意外之痛苦。第一要注意个人健康，如患眼病应即医治，否则一经验出即送去海岛或送回本国；第二，行李书籍不宜多带，彼邦对于书籍检査甚严，稍有涉及政治之书籍，即遭拘捕之祸”云云。

这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我们登上美国格兰脱号邮船开往美国。这是一艘大型环游全球的豪华邮轮，吃水量约两万五千吨。内部设备和服务质量不亚于今日的北京饭店，上面有餐厅、舞厅、休息室、图书馆、游泳池、浴室、酒巴等。头等客舱有两间，一是休息室，一是卧室；二等三人一间也有四人一间的。我买的是二等下铺，从上海到美国西雅图只需美金二百元。一日三餐皆是西餐，晚间有时有广东菜中餐，侍者都是广东人。餐厅内可容纳十几桌人，一半是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的，一半是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是从印度、马尼拉、香港、厦门和上海等地上船的，大半是商人、牧师、工程师、教师等。那时中国有租界，他们进出很自由，很方便。

船经日本神户、横滨、长崎进入太平洋，直开新大陆。站在甲板上远眺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使人感到胸怀无比的开阔。我的身体较好，虽然遇到十二级大风，波涛汹涌，浪花四溅，但从不晕船，而食量反而增加。这在数百名乘客中是少有的。在十四五天的航海生活中，我确实享受了一番乐趣。

邮船下一站停泊地点是大不列颠哥伦比亚。这座小岛靠近加拿大，停泊前，美国医生和移民局工作人员上船对乘客进行体格检査，如发现有沙眼、肺结核或其他传染病就不许上岸，送回本国或送医院治疗。移民局对乘客逐一检査入境证件是否符合规定，若无问题，便在签证上签字盖章。到西雅图上岸时，只需向移民局出示已经签字盖章的签证，便可入境登上美国国土了。

我去深造的这所大学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孚银行副经理顾季高和上海商学院院长徐佩琨都是从这所学校取得硕士学位的。据他们说，这所学校在美国中西部哥伦布城，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仅三十多万，对中国人印象好，生活费用不高；课程也不错，在美国州立大学中很有名望。于是我决定进这所大学研究生院再求深造。

从西雅图到哥伦布城须在芝加哥换车，跨过世界闻名的洛基山脉，经过两天一夜到达芝加哥，住芝加哥国际学生公寓，离芝加哥大学很近，住有很多各国留学生，设备齐全，房租也不贵，各国留学生可以时常见面交谈，增进友谊。在芝加哥还抽空去参观世界博览会、博物馆、屠宰场等地方。

乘火车从芝加哥到哥伦布城需十几个小时。到达后我叫一辆出租汽车并把写有英文地址的信封给司机看了一下，他就把我送到第八条街一位复姓欧阳的中国同学住处，那儿还住有一位清华公费留学生仲崇信。他们听说我是刚从中国来的，非常欢迎，好象家里人见了面一样，问长问短。他们留我在那里暂住一夜并欢迎我同他们住在一起。我考虑如果这样，大家日常都讲中国话，讲英语的机会就少了。于是决定还是另找住处，恰好在同一条街上有一间房子出租，我请仲崇信同学带我去看房子。房东一家五口，三个孩子都还小。他们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楼上有一间空房出租，每月房租八元美金。我觉得很合适就把这间房租了下来。

（三）

九月初，开学日期渐渐接近了，办完入学手续，确定选读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有些课程我在国内已读过，又改为银行专业。银行系有两位教授：一位姓大爱斯，一位姓威廉斯。前者是正教授，银行系主任，辅导博士生；后者是副教授，辅导硕士生。我便请后者做我的辅导教授。上课第一天，全班有二、三十位同学，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教授讲《货币与银行原理》，他不照书本讲解，而是从书本上第一、二课里提出几个问题，由同学讨论。我从小学到中学、大学，英语成绩大都名列前茅，多次得到老师表扬，可这次在课堂上能听懂老师讲解的内容不到十分之一，更不用说记笔记了。我心里很焦急，回到寓所，把这情况告诉房东先生。他大学毕业，也在读硕士学位。当时在一所中学教英文。他对我说，这要经过一个过程，因我从出世到青少年，耳里听到的都是中国话，一旦听到美国人说英语，好象他们说得太快，当然不会听懂。凡是外国学生到美国学习都有这种困难，首先要克服这一关。他建议我买一台收音机并订一份报纸，听不懂反复再听，看不懂就査字典。我经过这样三、四个月的苦练，收效果然很大。

俄亥俄州立大学实行一年四个学期制，每三个月一学期，中国学生不太习惯这种学制，经常有大考小考，还要做练习题，时间确实很紧，经过四个学期的苦学，提高了英语的听力，读完硕士生所需要的学分，就准备写论文，经三个月的努力，终于把硕士论文写好、打印好，交给辅导教授。他看了很满意，约好我某日到他的办公室进行答辩。我的硕士专业是“银行与货币”，另外还有两个副业：“保险”和“会计”。我深信我可以用英语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到了辅导教授办公室，由他主持答辨。他还请来一位保险学教授和一位会计学教授。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并非硕士论文中所要答辩的问题，而是有关银行、货币、保险、会计等学科内的问题。这位教授提出两三个问题，我一一回答后，辅导教授请我稍坐一会，他们三人到另一间办公室商量一下，大约十几分钟，辅导教授面带笑容走出来同我握手，表示答辩通过；我也向他们亲切握手表示感谢。就这样我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商学院硕士班读了一年零三个月，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美国纽约是当时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仅次于英国伦敦。学银行、会计、保险等专业如没到过纽约，将是终身憾事。我去纽约准备进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按照该校规定，凡持有硕士学位证明的，只需两年读完博士学位所需的学分，经过第二外国语考试，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即可得到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于是我请我的俄亥俄州立大学辅导教授出一介绍信，带着我的硕士成绩单到纽约大学申请读博士研究生。

到纽约后，暂住纽约国际学生公寓，遇到许多中国留学生，有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的是在纽约大学读书。据他们说，到纽约大学读博士学位，最好请巴斯罗教授做辅导教授。他是一位德国移民，对中国学生特别有好感，在国际金融方面有深切研究，常在《纽约时报》金融栏发表文章。我去该校见到这位教授，面请他做我的博士生导师。他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对他的信任，也是给他的荣誉。我选读了三门功课，他教的确实很好，我很满意，期终考试成绩都得到优等。

纽约国际学生公寓住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社交活动频繁，不利于专心学习，我便搬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一家出租的公寓里，在这里一直住到我回国。

（四）

1936年春，纽约大学放了两个星期春假，我便趁此机会去美国首都华盛顿看樱花并参观游览。这时正巧碰上由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郭秉文博士和财政部物价管理委员会顾季高组成的一个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同美国财政部洽谈借款事宜。与此同时，中国银行董事会也派一个代表团，由华侨银行总经理、驻美大使王正廷弟弟王正序率领到纽约筹备开设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我抓住这个机会，到华盛顿五月花饭店找顾季高，请他把我介绍给王正序，帮助他们筹备开设中国银行经理处。见面后我向顾说明来意，他满口答应，在介绍信里特别提到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已取得硕士学位，现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还提到我来美国前，曾在他的中孚银行专搞国际汇兑一年多。我带了顾的介绍信回纽约，就到华尔街40号中国银行去见王正序，见面后略谈几句，他叫我等他电话。没几天，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完成任务后，到钮约准备乘船经欧洲回国。前一天晚上，我到船上送行，恰巧王正序也在，我又请顾季高向王正序提一下我托他的事情，没等几天，中国银行来电话叫我去见王正序经理。王把我介绍给会计哈骏文，哈叫我明天到银行报到。这时正是1935年6月底，经理处筹备在7月1日对外营业。我从这天起便成为中国银行工作人员之一了。我是学商业的，银行是商业的命脉，而中国银行又是中国名气最大、资格最老的一家银行，尽管我当时只是一名临时雇员，每月工资八十美元又无其他福利，远不如美国一个清洁工，但我很高兴，因为我所学的知识终于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实现了我的愿望。

王正序经理虽然是留美的，但刚从国内来，他对美国银行法规和纽约金融市场都不熟悉，不得不另请一位美国经理名叫白杰士的协助他。此人三十多岁，身材魁梧，说话温文尔雅，是从纽约储备银行雇来的。在两位经理下面，还设有文书、会计、营业等部门，负责人都是从国内总管理处派来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在当地雇用的临时雇员。我的专业是“银行和会计”，他们就指定我在会计科工作。

每天下午五时下班后，我到附近的自动饭店或自助饭店吃晚饭，到距华尔街不远的纽约大学夜校上两个小时课，第二天早晨又去银行上班。那时每周仍是六天工作制，感到身体很累。到了1938年冬，我在纽约大学读了两年，几乎把攻读博士学位所需的学分全部读完，成绩平均在中等以上。

1937年7月初，我正着手写博士论文和专攻第二外国语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制造了“芦沟桥事变”，从此中国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热情无比高涨。我们在国外天天看到报纸上许多报道，持别是身居国外的大批华侨爱国情殷，为抗日踊跃捐款。我同其他侨美爱国华人一样义愤填膺，但我是一个穷留学生，哪来美金可捐？我身边值钱的东西只有一颗宝石戒指，这是赴美前母亲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几乎视为传家宝，在美国除了出席一些重要集会，我是很少戴在手上的。但是，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我毫不犹豫地将这只宝石戒指捐献出去，表示我也为抗日尽了我仅有的一份财力。

由于大批华侨捐款抗日，银行侨汇业务大量增加。南京政府又发行救国公债，动员美州华侨购买。同时纽约股票市场自1929年出于世界经济恐慌出现暴跌情况，现在也渐渐复苏。纽约中国银行想趁此机会赚点钱，因而业务量大增，几乎每天晚间要加班到九、十点钟。我是会计组的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没有时间写博士论文和攻读笫二外国语。纽约大学通知我参加第二外国语考试，我没法去，从此就结束了在美国的学生生活，一心从事银行工作。时至今日，我心里总觉得有点遗憾！

1938年春，德国希特勒呑并奥地利，世界金融股票市场受到极大冲击，纽约股票行情屡次暴跌，纽约中国银行购买的股票在帐面上亏损一百多万美金。1939年5、6月间，经理王正序三年任期届满，中国银行总处把他调往筹备开设仰光经理处。正当王离美在经欧洲回国途中，不料洋经理白杰士突然因病去世，原因是由于纽约股市连日暴跌，大有一泻千里之势，他心中一急得了脑溢血，抢救无效，年仅三十多岁。白杰士病逝后，纽约中国银行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总处不得已暂请欧文信托公司派一位美国经理来维持现状。不久即派国外部副经理夏屏芳来做纽约中国银行经理。

按照美国银行法律，凡是新旧银行经理交接，必须请独立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査帐，检杳财务上有无问题。当时我虽然是一个临时雇员，无正式名义，但会汁方面的具体事情皆由我负责。搞会计工作最麻烦的是由外面人来查帐，但这也是一件好事。好象一个健康的人，不论有无疾病，经过一次彻底体检，若发现有病，可以及时治疗；若无疾病，被体检者就不必担忧。所以我不论是纽约州银行部派员到银行査帐，还是独立会计师事务所来人査帐，我都是抱欢迎态度，尽力同他们合作，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他们满意。同时我也可借此机会向这些会计师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有关査帐经验，以增加我的知识，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此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对日抗战的艰苦阶段，国内经常派著名人士如陶行知、胡适、老舍等学者专家到美国考察讲演，我因住在纽约国际学生公寓附近,每次在那里开演讲会，我总是设法去听。有一次，陶行知讲国内解放区情況，因他曾到过解放区，有人问：“共产党对日本战俘如何处理？”他说：“共产党对待战俘的办法是教育改造，然后释放。”这使我十分感动，也是我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另有看法。因此，很想多知道些中共领导下解放区的情况。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反共的国家，对共产书籍不许出售。有一天，我在纽约四十二街旧书店买到一本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英文本，原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我仔细地读完这本书后，深深感到解放区所实行的政策，如能在全中国推行，中国前途就大有希望了。

（五）

1941年12月7日是星期天，下午我到纽约百老汇大道41条街时报广场看电影，看完电影约五时左右，一出电影院，就听到报童在热闹繁华的大街上大声叫卖晚报：“号外！号外！日本飞机轰炸珍珠港!”我随即买了一份，原来是12月6日夜间偷袭的，由于国际时差，在美国为7日，损失惨重，全国愤怒。当日本偷袭的时候，日本驻美大使正在同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谈判，说什么日本怎样酷爱和平，在太平洋绝不会挑起战争等等一派谎言。赫尔听到日本轰炸珍珠港的消息，气得浑身发抖。第二天早晨九点钟罗斯福总统到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向全国广播，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同日本帝国自即日起处于战争状态。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向我国华南地区推进，一方面又侵占上海租界以及缅甸、菲列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当时日本来势凶猛，美国不及还击，节节败退，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美洲华侨认为美国已对日宣战，中国成为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盟国，不久打败日本，中国将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于是都纷纷向中国政府捐款和购买救国公债。纽约中国银行业务大增，仅此两项每年达五、六千万美金。

1945年上半年，法西斯德国已被击败，希特勒自杀身亡，盟军占据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三个轴心国已有两个被击败，剩下的只有日本，大家也都这样估计：看来寿命也不会太长了。旅美华人更是感到心情振奋。

1945年，中国银行总处忽然电调夏屏芳回国任职。此时总处已迁到重庆，调回原因是宋子文已不再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由孔祥熙接替。那时重庆经常遭日机轰炸，生活艰苦，夏屏芳不愿回去仍呆在纽约，总处每月给他有限的生活费。夏屏芳离开纽约中国银行后，总处任命一位常务董事席德懋接管，名义是专管纽行的常务董事。此人派头大，小事不管，只抓大事。中国政府派他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代表，常去华盛顿开会。席上任不久即提升一批人，我也被提升为会计副主任，从此我开始享受正式行员的一切待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胜败局势已定，只是时间问题。我常常这样想：我侨居美国已达十年之久，大大超过我原订的三年计划。战争一旦结束，该我回国同家人团聚的时候了，当时我仅三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可以为袓国做点事业，也不辜负当年负笈远游父母双亲对我的期望。

（六）

可是形势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a1945年8月15日，我正在银行上班，忽然听到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华尔街银行区和附近百老汇大道上的银行、公司办公室职员把五彩缤纷的纸带从楼上往下拋，欢呼声不绝于耳，许多人好像发了狂似的，男女老少在街上互相握手、拥抱、跳舞，有的人大声喊叫：“日本无条件投降了！”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一片欢乐景象，旅美华人更是奔走相告，喜形于色。

二次大战结束后，中美贸易恢复正常，业务大量增加，加之国民政府发行建国公债和大额美金储蓄存款单以及利用美国援助和贷款进口大批军火，积极为内战作准备。纽约中国银行已成为国民政府在美国的金融中心，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又提升了部分人员的职务，我被提升为会计主任，下设两个副主任。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已在华盛顿开展业务，纽约中国银行主管人员不足以应付这种新形势，纽约中国银行经理处又升格为分行，席德懋不再专管纽约中行，便把伦敦中行经理李德燏调到纽约分行做经理，命夏屏芳去做伦敦中行经理。董事长孔祥熙看到中国内战已经扩大，辞去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来美国同已在美国的夫人和子女作久留之计，尽管蒋介石一再电催他回国共赴国难，他仍置之不理，但他却抓住中国银行不放，仍做他的董事长。

1949年4月，共产党的部队已打过长江，国民党在大陆的政府垮台，蒋介石带领一群人马经浙江沿海在美国海军保护下逃到台湾，仍然做他的总统。中国银行总处眼看大势已去，跟着迁往台湾；国外机构纷纷起义，剩下的仅有纽约和古巴两个分行。这时纽约分行看到北平即将成立人民政府，海外业务大减，人浮于事，首先裁去临时雇员五、六十人，到1950年初，纽约高级职员连日开会讨论如何再行紧缩并研究在中国银行工作多年的中上级职员如何处置问题。按照美国银行惯例，如在工作上没有犯过错误，遣散时必须给予一笔遣散费。中国银行总处高级职员不愿去台湾，遭到遣散的也是如此，如原国外部经理陈长桐、原总帐室主任姚松龄等逃到美国，总经理宋汉章、总秘书戴志迁等逃往香港及南洋等地，都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美金遣散费。纽约中国银行也按照工龄长短、级别高低，对不愿去台湾者一律给遣散费解雇。纽行于1950年11月宣布调往台湾的十二名人员名单，其中有我。我知道后，神情平静，处之泰然。这已是我预想得到的。本来我早就打算战事一经结束立即回国。我离开祖国已有十六年之久，我的父母虽早已离开人间，也应回去见见我的亲人和子女。我当即向行方表示：绝不去台湾。他们请陈长桐找我谈话，动员我去台。我很客气地对他说，如果总处仍在重庆或上海，称随时调我回去，我会欣然服从；可是现在总处在台北，人地生疏，没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将来共产党到了台湾，你们都乘飞机逃往美国，把我留下来办移交，这事可不好办。之后他们又请姚松龄来动员我，我还是用同样理由拒绝。有一次，在每星期一的汇报会上，经理李德燏又劝我，并说若去台北中国银行国外部，除担任该部会计主任，还可提升为襄理，也被我婉言拒绝。名单公布后，领到遣散费的都不来上班了，我抱着凡事有始有终的态度，十四年前纽约中国银行开门营业，第一笔帐是我记的，我当了九年临时雇员，五年会计副主任、主任，现在即将辞职，也应把会计档案、文件、办公程序等交代清楚，并把1950年底决算工作做好，然后再离去。

离开中国银行以后，当时摆在我面前有几种选择，一是永久留在美国，同他人合资做生意，也许能成为一个富翁。但我是一个受过多年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且有十多年外汇银行经验的壮年知识分子，我深感对不起袓国对我的培养，对不起国内家属对我所寄予的希望。第二种选择，我可去香港找个职业谋生或同在香港的大陆中国人合资做生意。可是在我出国之前，我在上海读书、工作的时候，亲眼看到英租界巡捕欺侮、压迫我国劳动人民的情况。我若去香港忍气吞声地做一名大英帝国的臣民，精神上必定会感到无比的痛苦。第三种选择是可以到华盛顿去找我的老上司顾季高，当时他在华盛顿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南京政府的代表，我想到这个组织找个工作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如果我见到顾，他必定劝我留在美国，不要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以免受到迫害。

经过一段时间仔细地思考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我想共产党在大陆已建立起中央政府。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由于清政府、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是贪污、腐败、堕落、无能，因而遭到西方列强和东邻日本的欺负、侮辱和侵略。现在这种情况已根本不复存在，国内和平已成现实，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接着必定是大搞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需要人才，像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回国后还可能用得上。想到这里，其他什么选择也没有，心甘情愿暂时留在美国等待回国的机会。

（七）

从1951年1月2日起，我不再到纽约中国银行上班，成为一名侨居美国失业的外国人。当时也就随之失去了中国政府官员身分，因而不得不向美国移民局申请永久居留。按照美国移民法新规定，凡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来美国的外国侨民，都可申请永久居留。这年我也根据美国社会保险法领取一年的失业保险金。

没有几天，经理李德燏来电话找我。我到了银行经理室，他问我：现在有什么打算？我说先休息几个星期再说。他说，他可以介绍我到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名叫海顿施通公司去工作。当时我想一口拒绝不太好，我说，好吧！他拿起电话同这家公司负责人说了几句，然后抽出一张名片写上几句话，介绍我去见这家公司老板。我去的那天，先打电话给他的秘书，他叫我上楼去见他。我估计他可能是一位副经理专管人事的。他首先问我在中国银行每月拿多少薪金，我如实告诉他。他说我虽在中国银行工作十多年，但到他们公司还是一个新成员。如果给我薪金太多，同事们会有意见。我问他每月能给我多少，他说只能给我在中国银行的一半。这明明是欺侮人，我很生气，但不好流露出来，还是平静地说，这有点太少了吧！他说年终还有红分，我问能有多少，他说这说不定，要看公司营利多少。我说我回去再考虑。尽管我在

美国多年，现在遭到失业，但我绝不愿为了几个钱去寄人篱下，为美国资本家效劳，让美国人来指挥我。再说，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进入朝鲜，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这时再去为美国资本家工作，不但精神上会感到痛苦，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有些同事领到一笔遣散费去买汽车或小洋房，准备做美国公民，一辈子留在美国，让子子孙孙都变为美国人的后代。我认为这样是对不起我们伟大祖国的培养和教育。记得抗战前夕，当时国内形势日渐紧张，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难。我的父亲曾提出把我的两个年幼的子女和他们的母亲送到美国。我回信表示不同意。我说我不准备在美国过一辈子，一有机会我就回国。这也可以说是我的一贯思想。

现实是很严峻的。一旦失业，收入毫无，不仅我本人生活费用没有着落，而且每年还须汇款到国内支持子女读书，国内兄弟亲戚要我接济的也不少，因此我不得不大力节省一切费用。我在中国银行十几年，一直本着我家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从不乱花一文钱。在银行工作时，一日三餐皆上饭馆。失业后时间多了，我就自已动手做饭，剩余时间就看书报、听广播、外面散步；至于戏院、舞厅很少光顾，这样多方面节省，即使如此，每月生活费用包括房租还需一百多点美金。

这时，国内抗美援朝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我实行封锁，严禁人、财、物进入红色中国。没有人能估计这场战争何时结束。因而我也不能不作长期准备，尤其是在美国十多年，一旦成为无业游民确实不好受。第一年每星期一至星期五，到靠近“中国城”的一家证券交易所同一些美国人其中大半是犹太人坐在一起看股票行情和道琼斯电传世界新闻，有时我也买进三、四百股股票，如价格上涨五、六元美金，我就立刻拋出。这样我在这一年除领到失业保险金，还可以在股票上赚到好几千美金。我很少失败，这是因为我在华尔街中国银行工作十多年，每天都注意股票市场行情的动向并加以分析、研究，所以对在股票生意上的判断，我自然就能先于许许多多的人了。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志愿军出兵神速，几乎把美军赶到海里去。这年冬天，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命令美军在仁川登陆，从后面包抄，迫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退到三八线以北。美国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样两军在三八线南北对峙，谁也吃不掉谁。当美军反攻遭到失败后，麦克阿瑟被撤去统帅职务调回美国，双方开始停战谈判，谈谈打打，到了1953年，终于在板门店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但战后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于是又把谈判地点搬到波兰华沙。

朝鲜实现全面停战以后，我想中美交通也就快要恢复。这时我意识到做股票生意风险太大，万一股票市场突然暴跌，可能把我这点本钱亏完，连回国旅费都没有了，岂不更慘！从1953年开始，我看准有利时机，便把手中的所有股票全部卖掉，不再去证券交易所了，一面等待回国的机会，一面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书。

1953－1955这两年间，差不多每天上午我总是到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图书馆读中国报纸，其中有台北的《中央日报》、香港的《虎报》、大陆的《人民日报》，特别是纽约华侨发行的《华侨日报》，阅读的人最多，其中新闻和社论，大半是从《人民日报》转载的。《人民日报》不公开放在报架上，须在签名簿上签名，然后由图书管理员从地下室书库中取来。我几乎每天都要看看，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内经济建设的情况。下午我常去纽约市图书馆分馆阅读美国各种书报杂志，有时还借出来带回家看。在这三年中，我确实阅读了很多书，其中有历史、地理、文学、名人传记、著名小说等等，增加了我多年来未能得到的知识，补充了我多年来在国内外工作的经验，生活起居，虽然不免孤独感，但精神却无比充实。

中美华沙谈判终于在1955年秋告一段落，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有一条明确规定：凡侨居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和侨居在中国的美国公民，自愿要求回到他们各自的祖国，中美两国政府皆不得加以阻挠。我得知后真是喜出望外，从这时起，我便不动声色地积极做回国准备工作。这在当时还必须保密，以免遭到意外的麻烦。

我虽然决心回归祖国，但对共产党的政策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一无所知。对美国和国民党报纸及电台的宣传，也是将信将疑。我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因而常到该校东方图书馆去找答案。当我读到《矛盾论》、《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伟大著作后，深深感到毛泽东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我认识到美国和国民党报纸、电台所宣传的有关中国的新闻和言论，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派胡言，只能对他们自己起到一个宣传作用而已。有一次在纽约唐人街中国餐馆，我遇到一位曾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工作过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谈起有人想回大陆的事。他说，知识分子回到大陆，共产党对他们要“洗脑”的。我不便对他流露出我要回大陆的意思，更不能同他辩论，我心里在想：国民党五百多万军队，武器装备又好，同共产党一百多万军队打仗，结果国民党的军队越打越少，共产党的军队越打越多，不到三年时间，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岛上，而共产党统治了全国。这说明共产党是受到人民拥护的，得民心者昌。现在中国大搞建设，需要人才。我如果回去，共产党对我“洗脑”，我不怕，共产党是讲道理的，只要我能为祖国建设尽一分力量，总是会受到欢迎的。

1956年初，为了做好回国的准备工作，先请美国医生给我检査身体；如果有病，那就在美国把病治好再动身。同时还得取一张无传染病如虎列拉（即霍乱）之类的证明，然后到纽约税务局把过去五年个人所得税报告留底，给他们检査有无未缴税款；再到英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申请经香港进入中国国境的签证。我到英领事馆去的那天，恰巧遇到一位医生名叫高有焕也来办理签证手续，无意中碰到一位同路人，使我喜出望外。签证办得很顺利，英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很同情我们回国的行动。有了这三项证件，就可到轮船公司订购船栗，三等舱需三百美金。回想二十二年前我来美国时，买的是二等船舱只需二百美金。由此可知二次大战后的美国物价也在激烈上涨。

（八）

1956年3月31日下午，我离开居住二十二年之久的纽约，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往火车站。我的好友著名画家汪亚尘教授特来送行。他因下午有课，中途下车。我到了火车站，同高有焕医生一起办完托运手续，就登上开往芝加哥的火车。次日上午到达，还有时间参观芝加哥博物馆并游览了市容。下午换乘开往旧金山的火车，第二天下午到了旧金山，住青年会。因为距离开船日期还有三、四天，我们就游览了公园、博物馆、海滩，还去洛杉基游览了好莱坞、长滩等名胜地。开船时间在下午，当我到了邮船入口处，移民局人员核对签证后，在上面盖了一个准许离境的图章就上船了，在船上又遇到三位中国同学，他们也都是在美国多年才回中国的。这样在二十多天的航海生活中，更不感到寂寞，三等舱较二等舱差得太远，在船尾甲板下，每个船舱都有上下铺，住八位乘客都是中国人。这三位同学也是由于这次中美双方签订了协议才准许他们回国的。我们谈起来都感谢我国政府，几年来她不畏强权、敢于同二次大战后唯一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针锋相对地据理力争，终于能够使我们这些侨美一、二十年的海外赤子，安然乘上这艘开往我们伟大祖国的邮轮。

从旧金山开船后，经过二、三十个小时的航行，到了檀香山。这里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地方。船在这里装货、卸货、上客停约一天。我们要上岸参观，船长不允许，我们与之力争，说明我们不是被美国移民局赶走，都是自愿回国的。我们都有美国的永久居留证。还有英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签证。他无言以对，只好让我们上岸。上岸后，我们乘檀香山旅游车游览了全岛名胜，还参观了珍珠港事变中被日本炸沉的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回船后，有两名美国记者来采访，四位同学推我作发言人。见面后，她们首先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回中国大陆？我回答说：“我们都是中国公民，我们都自愿要求回到自己的祖国。”接着她们又问：“你们都是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固定职业，为什么不留在美国过美国的美好生活?”我们说：“拿我个人来说，我在你们国家已经失业五年。五年前，我到你们的职业介绍所找工作，他们说我已过了四十岁，很难找到工作，但我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回国的。我们来美国是为了接受美国的髙等教育，现在早已完成了我们的学业，人各有志，我们的祖国现在正需要我们回去建设我们的国家。至于生活方面，我们承认我们曾在你们美丽的国家确实一度享受过你们美国式的舒适生活，但精神上非常痛苦。另外，我们在国内都有我们的亲人，我们要同亲人团聚。现在大陆上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眼务的政府6这就是我们要求回到袓国的思想动机和理由。”最后她们说：“如果现在你们想回美国，还是可以的。”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谢谢你们的好意。”她们看到我态度坚决，言之有理，便不再往下问，就这样结束了对我们的采访。不料第二天下午，《纽约晚报》即登出五位中国留学生乘威尔逊号邮轮回到“红色中国”去了的消息。在我抵达北京后不久，我的纽约同事来信告知，我存在纽约化学银行的一点存款已被他们冻结了。

从檀香山开船直向西行，约二十天到达日本横滨，加油加水，装卸货物，补充食品，我们就乘停船的机会上岸参观游览，海关人员对我们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同二十二年前相比，态度特别客气。这也说明他们已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战败国。从

横滨到东京已有直达快车，乘它去东京只须一小时。东京在战争激烈期间，遭到美国上千架飞机日夜狂轰滥炸。现在已找不到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马路上汽车不多，行人也不甚拥挤，旁边路牌都用英日两国文字，所有汽车大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我们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去皇宫游览，虽然东京多次被炸，美国为了不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禁止空军轰炸皇宫，因而得以保存完好。司机告知我们，皇宫不能进去，只能在外面看看。这座皇宫四周城墙很象北京紫禁城，传说是仿照我国西安城建造的。城墙四周都是草坪，树木成荫，给人一种壮严雄伟的印象。午后又逛了银座，这好像是北京王府井最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不长，马路不宽，汽车也不多，行人熙熙攘攘，没有美国那样紧张。因时间有限，急急忙忙回到横滨上船。在东京时，我们给广东教育厅写了一封航空信，通知他们有五位留美学生乘威尔逊号邮轮，将于四月三十日到达香港，请派人到深圳去接。

船从横滨开出，经过我国东海，驶经台湾东部海域，开往菲列宾的马尼拉。站在甲板上可以见到三、五架军用侦察机不时从上空飞过，肉眼可看到飞机上的飞行员，估计是美国或台湾的巡逻侦察机。船到马尼拉，然后到香港，停泊在香港海面上，远远看到香港中国银行大楼。船公司用小火轮把我们回大陆的中国人，从威尔逊邮轮接到九龙码头。上岸后，有四、五名香港警察看守我们，怕我们进入香港。九龙和香港仅有一线之隔，我们提出要进香港看看，警察不准。我用英语对洋警察小头目说：“我们都是从美国回大陆的，香港原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你英国人不让中国人进去，仅仅是看看而已。”他仍然不答应，我们也就只好算了。下午上了开往深圳的火车，除了那个小洋头目，四个香港警察也登上火车跟随我们，因为同坐在一个车厢，互相就聊起天来，知道他们是从山东来的。我们问：既然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替英国人当警察看守我们？他们说：“没办法，要吃饭嘛！”我们听了，也不禁深有感触。

（九）

两小时后到了中国与香港交界处的罗湖，这边五星红旗高髙飘扬，站着一位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手持冲锋枪，英姿飒爽，庄严雄伟，令人肃然起敬。我们走到他面前，他很有礼貌地看了一下我们的证件，就让我们入境了。啊，祖国！您是生育我的母亲，我离开您已二十二年，作为一个异国游子，我是多么思念您！经过各种曲折，今天终于回到您的怀抱，想到这里，我的双眼情不自禁地湿润了。走没几步，看到一位约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向我们走来，说是广东省教育厅派来接我们的。他领我们到深圳海关检査行李，知道我们是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对我们非常客气。这位年轻人又领我们办理入境手续、买去广州的火车票，上车不到四小时就到达广州，省教厅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所内的一切设施，当然比不上美国宾馆，但我们都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想得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已经踏上了自己祖国的领土了。

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恰巧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省教厅邀请我们到广州体育场观礼。我们坐在观礼台上看到步伐整齐、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从台前走过，大家都热烈鼓掌，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和快乐。第二天省教厅派人带领我们游览越秀山公园、凭吊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公墓，还去荔枝湾吃荔枝。晚间由省教厅副厅长饶璜湘同志设宴招待并出席文艺晚会。第三天参观中山大学、中科院广东分院、广东医院等。

我因急于到北京与家人见面。第三天即请招待所代买一张去北京的软卧票，一厢四个床位，两上两下，我只买到下铺。其他三位乘客给我的印象是有点土气，他们知道我是从国外回来的，问长问短，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出差的高级干部。到了北京车站，许多亲人都来接我，第一个同我见面的也是第一次同我见面的是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女儿和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的大儿子。接着他们带我去见阔别二十二年的他们的母亲。见面时，彼此都热泪盈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从这一天起，也就结束了我二十二年的海外游子生活，开始了我在人民中国首都——北京的新的生活。

《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广州8日电，以《回到祖国，时刻都感到幸福》为题，详细报道了留美学生鲍成志发表的谈话，突出他们在争取回到祖国怀抱所经历的曲折和困难；最后指出和鲍成志一道回国的还有裴锡恒、高有焕、廖山涛、斯重遥等。同时《北京日报》也报道了“我国五名留美学生回国”的消息。

高教部在北京西河沿泰安旅馆设有回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回国的学生住宿、学习、休息、活动、申请工作等场所。当时住在这家旅馆里的有从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余名。上午学习，下午参观，星期天自由活动。

九月初，由国务院全国侨联办公室组织归国华侨和港澳等地同胞数百人去外地游览参观，一批赴华南，一批去东北，我参加了东北组。先后到沈阳、长春、鞍山、大连、天津等地。所到之外，当地政府皆设宴招待，热烈欢迎。我们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和电缆厂、鞍山钢铁厂和炼油厂、天津玻璃厂等。建国不到七年，我国工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做出如此辉煌成绩，不禁使参观者赞叹不已。

参观结束后回京，不久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周年，国务院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招待华侨回国观光团和港澳同胞回国观光团。我也被邀请出席。此外全国政协、全国华侨联合会、公私合营银行等单位也在各大饭店设宴招待，我还收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国庆节筹备委员会的请帖，邀请我在天安门观看焰火。国庆节后，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四位党和囿家最高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院接见观光团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

光阴荏苒，转瞬已三十五年。我回国后，一直在北京中国银行总行任职，历任营业部会计科副科长、财会部副处级英语顾问和国际清算部高级会计师等职。1988年，财政部发给我从事财会工作满三十年，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荣誉证书。1990年，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发给我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荣誉证书。1992年，为庆祝中国银行建行八十周年发给我为中国银行服务四十年荣誉证书。面对这许多荣誉，我深感受之有愧。

1989年11月，中国银行总行率先在全国银行系统中，遵照中央规定办理职工退休。我在欢送全体退休干部茶话会上发言，我说:“我一生从事银行外汇工作，在国内外中国银行共达四十七年。今已年过八十，这在中国银行历史上是少有的。现在看到中国银行中青年干部茁壮成长，后继有人，我虽然退下来，但心情感到无比愉快。”

今天，我已八十四岁，不能为党为国贡献什么力量了。回忆我的生活历程，始终认为五十年代中期，毅然决然抛弃侨居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走上回归伟大袓国这条路是正确的，是走对了。

1992年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