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酸话留美 / 郝更生

辛酸话留美 / 郝更生
——我学体育的经过

距今四十八年以前，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我只身一人，到美国去留学，从上海坐大轮船，直驶美国西岸的旧金山。现在乘喷气机渡过太平洋只要三十一小时不到，可是在当时却走了三十一天。整整一个月里，出舱所见，除了云霭苍苍，便是水天一色，偶或见几只海鸥，绕着船上的桅杆翱翔，倏忽遇几尾飞鱼，乘风破浪，海天无涯，船更渺小，好动如我，局蹐在这么一个小天地里，寂寞无聊，自可想像。

抵达旧金山，旋即横越美国大陆，再及纽约。少年时期，性情多变，兴趣转换得也快，志愿总是一改再改。我在民立中学时，就不大想去陆军或海军了。“五四”的浪潮，更增进了我新的认识，国家积弱，人民贫苦，症结在于我们科学落后，建设工业赶不上二十世纪初期那个突飞猛晋的大时代；因此我立志工业报国，民立之后便入了南洋路矿学校，.我学土木工程。到了美国，我乃本着这一个愿望，进哥伦比亚大学念土木工程。

当时在哥伦比亚念书的中国同学不多，学友中后来成为举国知名入物的有前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和大诗人徐志摩。徐志摩和我一见如故，两个人蛮要好的，他在中国同学中算是比较活跃的一位，主持不少中国同学课外联谊活动；我的活动能力远不及他，只能充当小脚色，每每被他拉差，拉到他的宿舍里，帮他抄写开会记录和通知，有时候还要受他的指挥，做其他的跑腿工作。

到底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大孩子，虽说在上海也住了几年，但是四十八年前的上海和同期的纽约比较，那上海便是一个肮脏湫隘、尤其杂乱无章的小城。所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了几个月书，觉得很不习惯，一则纽约太大，动辄便是几十层的摩天大搂，在地层下蜿蜒数十里的电车，那种漪欤盛哉，五光十色的庞大壮丽,对于吸惯清新空气的中国农村青年，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使我感到无法忍受。

其次，便是纽约人的繁忙和紧张，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好像都成了巨大的机器和它所属的链条与齿轮，没有一处不是绷得紧紧的，在那儿飞快地转动。这种情形又像纽约的地下电车，人在车站无须迈步，自然而然地会被人潮涌上车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层之下，除了灯火辉煌的车厢，不论王公将相，販夫走卒，任何人都一样，别无选择。而且，必须要到别人指定的停车地点——站，你才可以被人推推挤挤地涌下去，

将及五十年前，我所遭遇的，和今日台湾存在着的同一问题，由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人们所必将产生的内心阻力，这当然是由于惯性作用所使然。不过，在四十八年前的我，毕竟还可以有所选择，我在纽约住不惯，何妨到其他较小的城市去念呢？

这时候凑巧结识一位庄泽宣先生，他是指导学生选择科系和辅导就业的专家，他观察了我很久，和我几次谈话，他便直率而诚恳地指出：我不宜学土木工程，我必须另作抉择。

不学土木工程学什么呢？这个问题成天在脑海中萦绕。将近半世纪前，中国留学生的基本观念，也许和今天的留学生不尽相同。当时，古老的祖国正在苦难之中，强邻环伺，内争不已，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华儿女，谁能忍让祖国沦亡，四五亿同胞永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那时候留学生所想的，几乎一致的是如何学些对于国家民族有用、有益，对于解救国家民族有效、有速效，最好能有立竿见影、根本解决之效的学问，然后早日回国，将所学能贡献于祖国。

我们在祖国所见到的，是男孩子一成年，许多的便抽鸦片烟，女孩子才六、七岁便得缠足。老祖宗们全无理由的，在贫穷困苦、灾祸频仍、粮食不足，而无数富源亟待开发的国度里，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自我戕害健康与生命。鸦片烟与缠足，使全国国民的劳动力大打折扣，使民族健康一代不如一代，人们斫伤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大量的富源和可耕地被弃置，囯民生产量迅告萎缩，灾歉更多，饿莩激增，沦于饥饿的人铤而走险，盗贼遍地，小股变成了大股，大股形成了军阀，于是同胞兄弟，自相残杀，外国野心者乘虚而入；战争和疫疠，像洪水猛兽般席卷了整个中国。

当我到了美国，我首先惊讶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跑到户外来了？同样是圆颅方趾，顶天立地的人类，为什么他们无分男女老幼，一个个都是那样高大强壮、活泼愉悦？暮气沉沉与生机勃勃，形成极尖锐极显著的对照，使我对于自己祖国的落后与孱弱，感到极为痛心。

我出身于一个中国富庶省份里的小康之家，我的父母和家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讲究席丰履厚，食不厌肥的地主享受阶级。我的营养不比其他人差，户外活动也不比别的孩子少，我念的是新学校，还能完成“出洋留学”的宏愿，尤其我的父亲和我自己都不抽鸦片烟，但是，二十岁时的我依然身材矮小，还嫌瘦弱，在体力方面，比美国同学差得太多了。

为了个子比人家矮，我曾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刺激，却是我并不沮丧，——我到美国时带的钱不多，旅费学费之余，坐吃山空，后来花光了，我只好自食其力，想凭劳力来换取生活所需。这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是很失面子的，可是我不管，我一定要做工。许多工厂规定，每星期四作“求业者”的登记，以便在星期六、星期日分配临时工作，在登记处的门外每星期四都要大排长龙，其中不乏富家子弟，他们都认为赚来的钱花用起来别具骄傲和喜悦，这一点和我们的旧观念恰正相反。

每星期四我都去参加排队，于是又发生了别人看来更为“丢脸”的事，因为每一次，我都被工头们从行列中拉了出来，他们的身材魁梧，像巨人般的俯视着我说：

“你，太矮、太瘦、体力不够，我们用不着你们这种小矮个子!”

头一次，美国同学中爆起哄笑，我默然无言的低头走开；第二个星期四，我再接再厉，再去排队，还是再被美国工头拉出来，美国同学的笑声比较少了，他们之中有人露出讶异的表情；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不屈不挠，屡次被拉出来屡次再排进去，同时我仍然默默的不作任何抗议和解释。渐渐的，我发现美国工头不再那么倨傲，竣然拒绝变成了婉言相劝，美国同学对我的神情反应，更是由哄笑、讪笑、冷讽热嘲，化为了讶异、惊诧、同情与——尊敬。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同学觉得我郝更生太差劲了，一次次被人撵出来。

我依然处之以缄默。其实，他们那里知道，当我排队再排队，拉开又拉开的时候，我的眼眶里何尝不滚动着眼泪？胸腔中何尝不泛滥着辛酸？但是我要证明：坚忍不拔的意志力量，可以和壮健体魄同样的引起人们的重视与尊敬。如果我排了一次队被人拖出来，便羞于再往，那才是自承失败，而自承失败正是最大的耻辱。

这一次艰苦的马拉松赛程总算被我跑完了，也不知道被拉出队伍多少次了，于是，有那么一回，招募临时工的职员给了我一份最好的差使，我欣然接受，同学们纷纷向我道贺，因为我们彼此都知道，这是我坚毅不拔所获得的结果。暑假以后在本校图书馆担任学生管理员，照规定必须学业成绩优良的高年级生始可担任。

在那一个暑期里，日积月累，我一共赚了六百元，除了应付自己的用度，还帮助一位同学完成了婚礼。

在美国曾经听到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九〇〇年左右，在中国广东，曾有一位知县，跟当地一位外国人很有来往。一天，中国知县拜会他的外国朋友，正好碰见那个外国人在打网球，于是，外国朋友请知县老爷，略等一等。移时，外国人满头大汗地打完了球进来，知县看了，当时便十分关怀体贴地说：

“你的事务已经够忙的了，你不必如此事必躬亲，像这种打打网球的小事，你就该叫你的佣人去打，何苦把自己累成这个样?”中国人之不懂体育，由这个故事所显示的，实已到了可悲的程度。一九一九年我在美国听到它时，我曾回想从我读书时起，学校的体育教育情形，——当时一项基本观念的改变，便是教育当局受了欧西潮流的冲激，终于记起两千余年前，我国“养国子以道”，是“乃教之以六艺”的，而“六艺”是谓“礼、乐、射、御、书、数”。其中至少有两项（射、御）是体育的训练，因此，他们乃将体育列入新式学校的课程中，教育和体育从此发生了关联。可是初期学校体育几乎将这门课程跟军操合而为一了，学校请的体育教师，大多是日本的军操教官，请不了这么许多日本人，又找些中国军官或士官来充数,也有请些国术高手来教学生打拳的，影响所及，体育教育之不能健全，自在意料之中，于是时至今日，仍还有人把体育与军训混为一谈呢！

然而在国际方面，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经常都在盛大热烈的举行，这在我们中国同胞是闻所未闻的。一九〇〇年左右，德国人已经取得国际运动的领导地位，德国的杨氏和瑞典的林氏，创始将体操作为体育活动的一种，亦即今日器械操和柔软运动的嚆矢；比刻板机械的集体军操，很显然的又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机械操仍嫌呆板，少变化，而且缺少竞赛的意味，引不起广泛的兴趣，所以，英美两国乃开始以竞赛为主的田径活动，作为体育运动的主流。这一大进步，使体育停滞于兵操阶段的观念丕然改变，体育教育也进入活泼愉悦，充满新奇与刺激的自由活动阶段，在一九一九年前后，体育是新颖的、有趣的、令人向往的，极获重视的学科之一，其吸引莘莘学子的程度，不亚于今日之太空科系的理化专科。

我由同胞体质普遍孱弱的中国，来到运动精神蓬勃发展的美国，“体育救国”乃在我心目中形成一个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我认为若不早日“体育救国”，在行程见及的若干年后，中国人不但要亡国，而且更有“灭种”之虞。因此有那么一天，我特意请教哥大同学徐志摩，我问他说：

“我想改系去学体育，你看如何?”

“好极了，”志摩的反应令我感到兴奋，因为他接着又说：“提倡体育，是复兴国家民族的根本大计，我很高兴你选择了这条途径。”

我再去跟庄泽宣先生商议，同样的得到他的鼓励；我矢志体育事业，便这样做了决定。由于哥伦比亚大学未设教育学院，当然也就没有体育系；另一方面，我自己本来就觉得纽约居，大不惯，于是我干脆转学春田大学，到那充满人情味的小城去研究体育。

到美国后，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我吃不来牛奶牛油，在生活上当然很不方便。但是更不便的，还是在国内就学的时候，英文的底子没有打好，上了大学，听讲吃力得很，所以我在进入春田之前，特地先到克拉克大学住了些时，专门补习英文。

春田三年，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兴奋快乐的时光，我和师长、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同时也不断从事多采多姿的课外活动，我曾担任大学网球、足球及游泳队的跳水选手。三年后，到了民国十二年（1923），我终于获得春田大学体育学士的学位，完成我一生最后的学业阶段。戴着方帽子照了相，领到了毕业文凭，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买船票回国，回到我苦难的祖国。我知道：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康庄大道，但是因为多年荒废，——我认为它经过科举制度下“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毒素，提倡体育事业这一条康庄大道，一直荒废到了今天，——目前正是遍布荆棘，崎岖不平，但是我有勇气，我有决心，相信我也有毅力，能够追随在许多先进和朋友的后面，一步一步的从事清扫路面的工作。

转眼之间，到了公元一九六一年，母校春田大学鉴于我个人站在体育事业的岗位上，奋斗不懈，努力了近四十年，因而授给我名誉博士的学位。——我获得此一荣誉，早已是两鬓已斑，白发苍苍，六十二岁的“老”体育工作者；回顾过去的四十年，我的成就在哪里？中国体育推动到了什么阶段？当年的壮志雄心而今安在？我国同胞的体能体力是否已有所进步？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感到迷惘、惆怅，甚至于忧郁悲伤。抚今追昔，情可以堪？这便是我们这四十多年来，不断地努力，其实仍然未能获致成果的最大证明。

编者附注：
本文及同册《我与高梓》（原题为《四十年婚姻生活之回忆》）两文，均选自《郝更生回忆录》,原著由郝更生先生夫人高梓女士提供，经其侄恂如转来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