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伯文同志 / 邱孔望

深切怀念伯文同志 / 邱孔望

伯文离开我们巳经整整十周年了。十年前，那令人悲痛欲绝的一幕幕情景还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廉洁自律的作风，永远感化着我们。

伯文于1984年11月13日16时停止了呼吸。第三天上午九时许，在原教师进修学校三楼举行座谈会，缅怀王伯文同志的生平业绩、思想品德、生活和工作作风……参加座谈的同志有他的师长、同学、挚友、同事，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好像在与逝者作通达肺腑的恳谈；那充满真挚情谊的心脏，好象仍然在一起跳动。我和他虽然共同生活在一起二十多年，有不少事例还是第一次听到，因而也就更增加我对他的怀念。

伯文在生病期间和逝世以后，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对他非常关心，文教界和其他各方面的友好对他都非常怀念。在病危阶段，前来看望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伯文在病中怎么会获得各方面的如此关心？在身后为什么能得到如此哀荣？熟悉王伯文同志的人皆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的生前的言行所贏得的，是他为人民、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换来的。可以用古人的一句名言概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伯文是江苏省建湖县荡东乔舍人，1934年4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他父亲王万仁是个农民，曾担任过民主政府的义务财粮员，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不贪污一分钱，不浪费一粒粮，连工作用的纸张笔墨都是自己花钱买的。老共产党员的正直无私的思想品格，通过耳濡目染，在伯文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奠定了思想基础。

伯文在建湖中学读初中时，就担任学生会主席。他为人忠厚诚挚，且有一定组织才能，得到校领导的信任和同学的尊敬，由于品学兼优，曾于1952年出席省首届学生代表大会。

1954年，淮安师范分三个点招生，伯文是在阜宁考点报考录取的。入学后，学校领导发现他考试成绩和初中毕业评语都很好，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考验，先后被推选担任学生会副主席、主席。他从政治思想、校风校纪、文化学习、劳动和文体活动等多方面积极协助校领导和配合有关老师开展各项工作。他不仅工作踏实勤恳、任劳任怨，而且对其他学生会干部要求也很严格，团结和带领大家一道把当时淮安师范的学生会工作，搞得生动活泼,发挥了这个组织的应有作用。

伯文的家境本就十分贫寒，后来父亲又因病去世，留下年老的寡母和三个未成年的妹妹，经济更为困难。但是，他贫不失志，在淮师学习更加刻苦，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记得有一次期终考试时，他病倒了，学校领导建议他不要参加考试，但他还是坚持参加，把考卷放在病床上写，后来实在支持不往了，他就口述由张长兴同志记录，结果顺利地通过了这次考试。当时淮师校刊上登过一篇题为《白衣战士》的文章，内容曾赞及伯文同志。他在我们淮安师范57届毕业生中，可以说是个出类拔萃的高材生。毕业前一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伯文被留在淮师附小任教，担任六年级班主任兼教语文，虽然仅仅半年，但经他教过的学生，三十多年来，还常常

谈起王老师的教学如何认真负责，除了批阅规定的作业，还指导学生写日记，并较大面积的批改，有时还面批面改，学校领导对他教育和教学的才能颇为赏识和器重.

1958年3月，他从附小调到县文教局工作，前后二十多年，从干事、科员、秘书、副局长直至提升为局长，其中虽两度离开文教局，时间都很短暂。他对人民教育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振兴淮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出谋献策。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重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使遇到比较复杂的政治背景，也能注意全面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保护了许多新老知识分子。他不尚空谈，多办实亊，不愧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名实干家。正如有的同志在座谈会上指出：“他办教育是个人才，也是个将才，他对全县教育事业总是从宏观上着想，从微观上着手，对整体布局的远景规划和逐步实施的年度计划，都是成竹在胸。为了抓好全县（市）的教育工作，伯文经常深入基层调査研究，对各乡镇中小学的布局、班级数、教职工配备、生源状况乃至校产、教具都有一个轮廓的了解，有些数据随口可报出，因此在研究人事变动和经费安排上就取得了发言权，讲话有针对性，被同志们誉为文教战线上的“活字典”。

伯文先后在文教局工作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是具体负责或分管人事工作。文教摊子又比较大，就以中小学来说，全县（市〉中小学教师当时就达八、九千人之多，每届寒暑假特别是学年开始，学校领导和教职工的调动面都比较大，其中有的属于工作需要，也有不少是提出这样那样理由要求照顾，尤其是近一、二十年大家都向往城市，这就更形成了城乡教师人数畸形反差，负责人事工作的同志当然就大权在握。吴兆景同志曾经在座谈会上这样说：“记得我刚调到文教局搞人事工作时，伯文同志就找我谈心，他说，‘老吴啊！组织上叫我们站好这班岗，我们就要站好。搞人事工作要坚持原则，人事调动要根据工作需要，不能搞歪门邪道。’他对我这样说，他也带头这样做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深有体会的。他对那些因要求调动工作或已调动了工作而送礼的人说：“你和我既不是亲戚，平时也没有这个交往，我不能受你的礼物。你和我是工作关系，能不能调动工作那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如果我收下、吃掉，心里是有愧的。”1970年左右，他负责招生工作，那时实行层层推荐方法，许多插队知青的家长为了早日把子女从农村拔上来，不遗余力地找人情、托关系。这时伯文同志每天都要接到许多电话、收到许多便条，有的还亲自登门。有位干部为了感谢孩子有了升学的机会，特地带了些礼物登门表示心意。他当即予以谢绝，并说：“你的小孩上学，是根据政策办的，并不是我王伯文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临走时这位干部还一再想把礼物留下，但他坚决不肯收。类似这样的事例，不止是一次两次，所赠送的礼物也有较高档次的，他总是一概谢绝。由于多年生活在一起，我深知他的性格，当他不在家时，偶然也有人这样做，我就举出上面的例子，婉言转告，来的人也就坦然走了。

伯文同志时时处处廉洁自律，对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无视党性原则的事，更是坚决不干。他的父亲病逝后，丢下身体衰弱的老母和三个年幼的妹妹，一家生活相当困难，他在淮师读书三年的生活学习费用，全由他四姑母负担。四姑没有生育，抱了一个儿子名叫朱富成，身体很瘦弱，高中毕业后呆在家里。六十年代初，四姑带着富成专程来淮，满以为内侄一定会给她儿子安排个工作。出乎意料地被伯文拒绝了，四姑很生气。他耐心劝解，说明富成很年轻，前途广阔，由我利用职权为他安排工作不妥当。四姑只好悻悻而返。伯文有三个妹妹，大妹锦兰嫁在宝应随其夫务农；生活上有困难，他经常接济。两个小妹妹：王瑛、王俊高中毕业后都未考取高校，亟待就业，以伯文当时在文教局分管人事的职权，在文化教育部门为两个妹妹安排一个普通工作，只要向某中学校长或某乡镇文教助理打声招呼，即使需要去劳动局办个手续，都完全可以办到。但是，他始终没有这么做。直至1964年新疆来淮招聘教师，王瑛被招去支边。1970年沭阳来淮招工，王俊被招去麻袋厂当工人。直到今天，一个仍在新疆，一个仍在沭阳，均已安家落户。伯文在对待亲属工作安排问题上一贯坚持原则，在处理中小学具体问题上，事无巨细，也一定按政策办事。1979年中小教调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当时有一所中学领导班子中有两人均符合条件，但限于名额只有一个。评来比去，对照条件,其中一个是校长，但在以权谋私上受人指责，如果调他，群众反映较大；另一个是总务负责人，与伯文又系同乡，但在评比过程中，态度比较恶劣，出口污言秽语，最后学校把矛盾上交，他毅然决然做出决定：两人一个不调。事后这所中学的全体教职工一致称颂：王局长处理问题果断，决不因私废公，放弃原则。

伯文同志时时事事注意以身作则，从我做起。1980年春节，上级领导根据当时的财力，决定每个教师发十五元奖金，比行政干部低。伯文首先在局内做好同志的思想工作，要大家体谅国家的困难，不论机关干部拿多少，我们都不能比教师多拿一分钱。结果局里的几位副局长都拥护他的意见。

伯文关心别人一贯比关心自己为重。领导干部他关心，一般教职工他也关心。淮中职工陈晓昌身患肝硬化形成门静脉曲张引起大出血，伯文帮他多方联系进行医治，当开刀抢救时，伯文尽管自己身体也不好，却一直坚持守候到凌晨五点钟。城东中学常云秀老师病逝了，留下了年逾古稀无人贍养的父亲。伯文经常对有关同志讲：“对这样的同志，组织上要记住，要关心。”后来常云秀的父亲死了，他主动解决了100元。

相比之下，他对自己的病不十分注意。他是具有一定的医药知识的，知道自己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当同志们前来探视时，他只字不提自己的病，谈的最多的还是工作。就在他逝世前几天，还同周察同志一起商谈淮中的发展规划与教学上的问题，这使在场的人两眼都湿润了。

伯文的身体先天素质较差，加之他律己很严，因此进入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更是每况愈下。82年在南京军区总院进行脾切除手术。这是一次很大的手术，临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他好好休息，并说：“你已经是一匹弱马、病马，不能再拖车了。”可是他没有等完全康复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为了实现全县（市）小学“一无两有”的要求，他以带病之身奔走在各乡镇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乡镇党委、政府的密切配合下，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淮安实现“一无二有”工作成绩斐然，受到了省政府的表彰。可以说，在那张光荣的奖状上浸透了伯文的心血和汗水。

到了病情危急的那几天，他打嗝不止。医生背后讲，那是因为内脏肿大顶了嗝肌形成的。一天上午他很兴奋地对我说孔望，我反复想了，我是对得起淮安的教育事业的，我对学校，对师生是负责任的；我对自己是不负责任的，对你是不负责任的，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接着又慢吞吞地重复了一句：“我是对得起淮安的教育事业的……。”我低着头默默地倾听着他用那简单朴素的语言概括自己的一生。我还想等他再说些什么，可惜他不再吭声了。从表情上看得出：此时此刻，他内心很难过，他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说不下去了。

1983年3月，组织上调伯文到县委党校任副校长（主持工作），当时党校正接受一项新的培训任务和新建教学大楼的基建任务，头绪多工作忙，别的不说，就谈每天上下班，从淮师到党校约有四华里路程，一天四次，每次步行约需四十分钟，中途往往顺道在文化馆休息一下；他眼睛高度近视，视力仅0.01,几步之外就不辨人和物，加之手术后体质虚弱，有时骑自行车即使赶在上下班人流高峰前后，也还摔倒过好几次。有一次两腿跌得皮开肉裂，但他一直坚持，从来没有向组织上和同志们流露过一句怨言。

从当时现实情况来说，在调动工作时，他完全可以向组织提出重新考虑的要求，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尽量克服困难，服从工作需要，一如既往地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我考虑到对他工作方便，几次向他提出把家搬到党校去住。伯文总是说：“搬家，要总务上安排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太麻烦了，算了吧！”

伯文从病重到病危仅几个月时间。1984年8—9月间在南京鼓楼医院住院时，他曾经哭过三次。每次我只好违心地劝他；“伯文，不要难过。这次病好了回家休养，以后你一定要听别人的劝告，一定要多休息，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但他每次回答我都说：“我想到三子心里就难过……”他很清楚，我也明白他的意思，只是不往那方面说。因为伏虎已大学毕业了，晓冬正读大学三年级，只有平山刚读高三，正是能否升学的关键时刻。现在他一个人远在淮安，生活上虽有人照顾，但对于他的学习，我们是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

我们从南京回到淮安，他又住进县医院，不久，到了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中秋，为了安慰伯文，姨娘为我们做好了饭菜，我告诉平山到病房里陪爸爸吃一顿团圆饭。这天伯文也很高兴，他不谈自己的病，也无心吃菜，只是举着筷子看着平山吃，平山主动地说：“爸爸，我们课程已全部结束了，下面开始复习。”伯文说：“各门功课一定要围绕课本复习，这是最最重要的一条，绝对不能依赖复习资料……”接着伯文又和往日一样滔滔不绝讲起他多年积累的复习迎考的经验来了。这次也就是我们这个五口之家仅三个人参加的一次团圆晚宴。我坐在旁边面对着他们父子俩，真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口饭吃到嘴里怎么也咽不下……

平山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爸爸的遗愿。1985年统考以优异的成绩被浙江大学录取，毕业后又被保送去当研究生。这聊以告慰他爸爸的在天之灵。

伯文同志在生前最喜欢明代于谦的一首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寄情于这首诗，这首诗也可以说正是他性格、品质、风格的写照。

伯文同志曾任淮安市五届政协委员；市九届人大代表并被任命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遗憾的是任命书还没有送到他手里，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悲夫，痛哉！

作者附注：
本文在起草、整理过程中，承王斯沛、周察、刘文林、姜逸超、丁乃武、吴兆景等同志提供伯文生前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处理问题的部分事例，僅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