偻翁七十自述 / 罗福颐遗作

偻翁七十自述 / 罗福颐遗作

我姓罗名福颐，字子期，七十后号偻翁，我的笔名有梓溪或紫溪。籍贯是浙江上虞，我的第二个家乡是江苏淮安，这两个家乡我都未到过。我是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乙巳在上海出生，汉族人,满月就来北京。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冬方七岁，即随先人（指其父振玉，下同——编者〉到日本，住京都田中村。住了八个年头，十四岁随先人回国，经过上海到天津定居。因幼年在国外，所以平生没有大、中、小学的学历，在国外时，先人开头从《三字经》教起，以至《四书》、《五经》，先人在日本时患胃病，则先仲兄君楚课读。至返国时，我《五经》还未读完。在天津我一直受家庭教育，每日由先人上生书（记得当时是读《左传》与《礼记》之外，就是写写字，看看家藏古印谱，拓拓青铜器铭文，学学刻石章等）到了二十岁左右，开始有了阅读旧书的能力。先人不为上生书了，完全令我自习，就读《尔雅》。因之每天自课习篆字和大楷（学颜字）、篆书，有时学《魏正始石经》，开始学习青铜器文字，临《秦公殷》。当时读了《殷墟书契考释》，感觉到自己学历之不足，还是从汉印和古金文入手，于是开始摹古玺文字和汉魏印章上的文字。积年的自习，认识到前人的《缪篆分韵》摹工不精，

《汉印分韵》字又太少，此二书对刻印章都不足用。乃从家藏古印谱中摹其文字并及古玺，想补前人之所不及。于是得先人指导说,其类次务以《说文解字》为纲，前人用韵编只取便检，对文字学上是有缺点的，而且这样做，对学习古文字学，对编书的人均有好处。这时，我开始读了《说文解字》，在我编《汉印文字征》稿上首页，写上说文部首，每日摹的汉印文字便于插入。更读了《说文解字·序》，然这时还未全了解为学的道理。在这几年时间，先人在津办有铅印石印“博爱工厂”，印了些金石书和自己著作。当时我方感觉到先人是个学者，是个书家，我即生在这样家庭有这样好的环境，自己开始有做个学者的梦想。由此对线装书发生了感情。当一九二二年广东容希伯初次来津，用他《金文篇》稿子为贽，来见我之先人，得先人的大加赞赏，劝其影印出版。这时又有亡妻从兄商锡永，在津来拜我之先人，为门弟子，因之先人将容、商二人介绍与王观堂及北大马叔平等。于是容、商二人先后入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每遇假日，容、商二人来津必谒先人。当时容著《金文编》，商编《殷墟书契类编》，我正编《古玺汉印文字征》，三人不谋而合，时常在一起。这是我有学友的开始。后来容的《金文编》第一版在天津石印出版，商的《殷墟书契类编》也自用木板印行。越若干年，《我的古玺汉印文字征》也在上海付印。当日我们三人初结识时，容、商不过二十开外，我只十八岁。光阴一瞬，今容、商均为名教授，皆八十许人，我亦七十多，学业无成惭负学友了。当1925年，全家移居旅顺，我开始将家藏宋、元版及善本和普通用书以及家藏金石拓本等，装了三百多号大木箱，运去旅顺新宅，时先伯兄经营“贻安堂书店”，先季兄收拾“博爱工厂”，皆无暇及此，故装书事我一人任之。初到旅顺，住宅不足用，书籍暂不能开，寄存旅顺大庙中。于1926年，先人又在旅顺新宅后面，加盖了一四方形书库，库房是三层楼，六间大屋，楼梯在中间，亦名为“大云书库”。落成的次年春，我又费了无限的气力将从天津运来的书全部开箱上架。书库每间均罗列有玻璃门的书架，每书架下均有抽斗二个，我乃将各架排号，从楼下起用千字文为号目，下注经、史、子、集、丛书，直至二楼才排完。三楼则置宋元善本及金石拓本装裱成册者，更储先人在日本、天津所印的新书。经营了数月，到次年夏方完成。是时，先人正奔走长春，有时归来并布置书库傍[旁]小屋，拟为休息之所。我既完成了书籍的上架，又回头作金文的学习，开始从目录入手，将家藏诸金文拓本取校王观堂的《国朝金文著录表》。因知王丈昔日作表时，全是本诸家藏所有拓本也。在工作中，感觉到金文中同铭异器的太多，易于混淆不清，必需加行款及藏家二栏，庶易分析。这工作经过二年，于是先成《国朝金文著录表校记》一卷，继之著《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八卷补遗一卷。《内府藏器著录表》二卷，附录一卷，这是我对金文研究的开始。这时，先人又教手摹金文拓本，选前人金石书未著录的金文摹录出，仿《捃古录》的体例，编为《贞松堂集古遗文》十六卷。又逾年，成补遗及续编各三卷。正续补遗内共计二千二百十七器。这书由我手摹并编纂，其中解说等全出侄子继祖手写。这个叔侄合作的成品，后来由先叔父印行于申江。这是我对青铜器文字有点根底的来由。这中间，我又据家藏古印谱及所知见的，作为《印谱考》四卷。当1933年，我因在大连“墨缘堂书店”事情不多，乃将先仲兄注的《夏国传集注》未完成的大部分补注完成。这年又协助旅顺库籍整理处，整理明清旧档案，著了《大库档案目录》四卷。1936年日本商人来东北，影印《淸实录》，先人因便请其照像师至旅顺，命我将家藏金文拓本，去其重出，无论前人已著录与未著录者，督照像师拍照。时因我过去有著《金文著录表》的经验，得不费大力，逾月顺利完成。而后商人从日本寄来晒片，我又貼册分卷的编纂，经营半年方完。此是先人一生积聚的拓本。事后的统计：由商周的礼器，至战国戈矛杂兵，凡得四千八百三十六件，编成《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回想这书成后越四年，先人弃世，再三年，“大云书库”遭焚，所有金石拓本亦同湮没，此是后话。当《三代吉金文存》印行后，先人作序，指出编《金文通释》的想法，我于是想照序中所说作《金文通释》。工作盈月，以器名烦难，于是先请作《三代吉金文存释文》，每器之上加以号目，庶乎《通释》易于进行，先人许之。及稿成尚未誊清，我至奉天博物馆工作。至1940年夏，先人弃世后，我虽将释文请人誊清，而印行无日，《通释》之事转成泡影。至1945年，日寇崩溃，我流离辗转于关外者三年，中间濒于危亡者再。而儿子绪祖，因遇炮弹头爆炸，重伤肠胃，入小河沿医院，不旬日而卒。当时道路不通，战火频仍，我以百无聊赖中，写成《奉天博物馆藏石记》一卷，幸至1946年，关内人始来接收博物馆,我与李文信二人方如释重负。于1947年，我遣家属先返京，逾月我亦来归，得唐立庵之介绍，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名义是讲师，整理明清档案。在所二年，北京解放时我被北大解聘，乃由文化部介绍，入人民大学政治研究所。不半年又改入革大政治研究院。逾年，经文化部文物处调处试用。至1950年，下放湖南常德时利乡，实习土改。时我年四十六岁。逾年返京后，任文物处业务秘书，给副研究员五级。文物处事务就是助理收购文物，审定真伪。时有天津王氏以所藏古铜印五千多方求售文物处，当时我为选择，去其伪品约五之一，其余由处收购。在这同时，文物处又收购得吴氏《双虞壶斋》、陈氏《澄秋馆》、陈氏《伏庐》、桐乡徐氏几大批古铜印，全经我鉴定收购。至1956年，大批铜印拨归故宫博物院保管。在次年我亦转故宫陈列部，由唐立庵属创“铜器馆”陈列工作。在1961年，我曾同王人聪合作《印章概述》，由四联书店出版。到1966年，十年灾难来了，我与全国老知识分子一样，先检査后抄家，最后下放湖北农村干校。直到1972年五月下旬，我同顾铁符同志得文物局调令返京。至六月一日，局令我和顾二人去红楼，整理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简。当日

见到汉简均是残断细木片，在污泥浊水中，字是模糊半灭，当由山东博物馆来人洗濯。—面即刻编号，送故宫博物院照像。像片洗出即释文，和摹写手续。先是只见断牍残简，莫知内容，经过近三个月间的整理方得端叙。我在红楼工作两年，发现残简中有古书二十余种，其中最重要的有齐《孙膑兵法》，残简有四百多号。并有《孙子十三篇》、残简有二百六十多号。此外还有《六韬》、《管子》、《尉缭子》、《晏子》、《墨子》等等，另外还有些不知名的佚书。齐《孙子》是部久已失传的兵书，题目只见于《汉书。艺文志》。简中孙子《十三篇》以下诸书，校以今本多种不同。在清代有些人斥《孙子》、《六韬》、《管子》、《尉缭子》、《晏子》等为伪书，今天从汉代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汉简，可以证前人的怀疑佥出诬妄。临沂第二号墓中，出《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全年完备。这是传世汉人手书历谱最全的一部。过去在新疆虽有发见过，然月份都不能全，不要说全年了。我整理了二年，到1974年6月以事中辍又回故宫。后来文物局组成银雀山汉简编委会，我即将整理出稿件全部上交了。我在1977年著《临沂汉简整理纪要》，作为我两年工作的总结。我回故宫后，即为故宫集体编《古玺汇编》及《古玺文编》二书，于1977年完成。我于1978年转故宫研究室，这中间经过“四人帮”的崩溃，我终于看到光明的到来。时党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认为旧知识分子是能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这种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春风化雨，更叫我惭愧。自问要拿出什么来报答党的关怀呢？我决计响应号召，到各省市去调査古玺印。1978年至1980年，经过几次旅行，走遍大江南北，在十五个省市中访问了二十七个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采集到古玺印资料近万件，得补充了我为故宫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汇存》。这样我更认识到响应号召的好处，如不然，我还是坐井观天，犹疑不前。我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宽的，如青铜器文字研究和其真伪判别，更至古尺度，古量器，古镜鉴，以至石刻，墓志，汉魏石经，战国至汉竹木简，古代医书，明清档案；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文字，也曾少有研究。如战国的竹简，我在1955年春著《长沙仰天湖与杨家湾古墓出土竹简摹本并附录》，这是解放后我第一次试作，当时还没有人作这竹简的研究。近年来，研究金文的，研究竹木简的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的都多起来了，处处要为同辈和后代设想。例如我著《西夏官印汇考》，释文之事全请李范文去释，这一方面要叫他有实习的功夫，培养后代是第一要意。我近年来因研究古玺印的人不多，所以总向古玺印方向发展，如古玺印资料之收集和它的断代，以至总结《近百年来古玺印研究的发展》。近来更试作十六国南北朝官印的断代，因过去如翟氐《集古官印考》多将十六国南北朝官印目为晋后隋前，含混的殊不恰当。现在应详据史书所记官职，某官在某朝代就有了，可能某印为当时之物，主要还是要以它文字为权衡，以纽制为佐证。例如“部曲将”，“副部曲将”，一般都是鼻纽，有少数驼纽、马纽的，即认为是十六国的遗物，因马纽是始于石赵的时代，我在研究中的新发现，只是在临沂汉简中发见《孙膑兵法》和《元光元年历谱》，其它如《孙子十三篇》以至《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诸书，前人多斥为伪书，今得证明其妄，这也是大的发现，至于在古玺印方面，新的发现有几条列下：

1.发见战国朱文小玺中有官玺，如“国宫将行”、“平匋宗正”。前人只知白文大玺中有官玺也。

2.发见秦汉魏晋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物，并非当时官吏所佩用。如近出“轪侯之印”、“长沙丞相”二印可证。

3.传世印中有上具官职，下附姓名的印，前人皆入之官印中，不明其用，现以朝鲜出“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证之，知这一类印，全是当时中下级官吏的殉葬专用印。瞿氏《集古官印考》中未明其用，乃做种种推测是不对的。

4.发现战国就有烙马印，依它的纽制与印文上均足证明的。

5.见故宫藏“中书省之印”与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隋“观阳县印”，比较出隋、唐官印纽制上的判别。

6.发见汉及新莽有铸印的母范。

7.发见传世印中，如明人所谓“秦九字小玺”者，全是汉人殉葬用印，今以范氏印谱中有“绥统承祖、子孙慈仁、永保二亲、福禄未央、万寿无疆”印均可证，其文辞有类祝词，前人谓之吉语，误矣。

8.传世有瓦印无纽，前人多未明其用，今知是隋唐的殉葬专用印。

以上都是有根据、有比例而后发见出来的，并不敢向壁虚造，自以为是。我当前的研究题目主要就是为故宫编《秦汉南北朝官印汇集》。搜集资料与编稿已有两年了，近来统计已有三千二百多方官印，现在就是要断代。这是前人未做过的工作。因为这全面谱录，要在各方面找分清时代的标准。因此，又在故宫的藏印中照了些古官私印的纽制，编为《古玺印纽制图录》。这是副产品。因为要为古玺印断代是复杂的事，在纽制上考察也是一个侧面研究的方法，主要思想就是要让第二代掌握古玺印时代判断的方法。第一在文字上、官制上，第二在纽制上。现在我方把传世的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几个朝代的官纽纽制弄清楚了，照出图谱，教后进一见图谱，校核实物，就可以判别出这是宋印，或唐印，以至是元明的印，而对于秦汉至南北朝官印纽制，还未能有这样明确的标本。现在想编制纽制图录，就是期望将来能有更明确的认识。总之，人生不过百年，无论是哪一门的学问，能有七、八十年的经验积累和认识，自是胜于经验少的人，后进也正好遇有问题就可问他。奈光阴是快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不将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写在纸面上，就怕将来他积累的经验，要付诸东流。近来我读王观堂的手札，见他有一段谈论沈培老，王说：“此老于学无所不留意，亦无不研究，但从未动笔，致可心得者，将来不免与生俱尽”。（见《历史文献丛刊》第一集）其言是极其沉痛的。现在果然，沈是早死了，他的遗存，只有诗稿数卷，其它一生的经历与认识，则黄土埋幽，与生俱尽了，今之视昔当有同慨。固然了，老年人自有不合时宜的语句，却后进要知道，精华、糟粕自己要有选择的能力，因噎废食就不对了，再进一步说，方今文物归国有，自是好事，例如故宫藏铜印，有二万余方，现在或是在故宫工作，自还可以见到不少，试问后进学者，能有几人能见到原物，如不照出它的纽制以示后人，则古玺印就终生幽闭深宫，与研究者见不了面。偶然的机会，可能有少数的陈列在柜内，观众隔着玻璃看，研究者只有望洋兴叹。我现在作古玺印纽制图录，是个草创，图片是不够的，希望将来的发展。要多摄纽制印出图片，这是对学术研究的普及，对仿古雕纽艺术方面也是有益的。我继续研究，还想作《隋唐以来官印汇录》。唐宋官印的研究始于清，过去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在当时是集大成的。近世以来出土的又不少，能作续编或兼前书作汇录均可，这对于唐宋以来历史研究，是有裨益的。古代银锭传世不多，过去出土后，多为私人化银；近年陝西出唐银锭三、四起，过去最先出唐崔慎由银锭，当时有人以为伪造、昔先人曾有跋尾，记得当时，先人曾笑说：“此银锭如是伪作.则作伪之人的历史知识，胜于我多多了”。今日唐银锭出土渐多，可证先人之说不讹，而说伪者可证其妄。可惜是崔慎由银锭早出国归日本某氏了。此外，宋、金、元银锭，近年亦出不少，此对于历代的经济史关系极大，方今学者注意到的还不多。我近年积累了些拓本，做了《唐宋金元明银锭录》的初稿。

回顾我的一生，除受先人学业上的指导，就是解放后我在新社会受到党的关怀教育，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在文物局和故宫的多年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各种金石文物，充实了自己的学识，这种深刻的印象是我毕生忘不了的。现在我在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室工作，任四级副研究员，兼任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杭州西泠印社理事。我自觉惭愧，上半生为人民服务的太少了。剩此余年一定要不辜负人民给予我的信任和期望，努力多作出贡献，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恩情。

我在1979年终，总结过去我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二十三种（内书七十二种，文章五十篇）,其中解放前作品四十一种（内已发表的二十七种，未发表的十四种），解放后作品八十二种（已发表三十六种，未发表四十六种）。以上这些点滴的成果，决不是我个人的能力，总是出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中国的教育和培养所得，自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八〇年冬月述于北京寓居

编者附记：
罗福颐（1905—1981〉先生系金石考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的哲嗣，祖籍浙江上虞，寄藉江苏淮安。本文及其生前照片均由其女罗琨同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