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实阮式纪念集》编辑札记 / 郭寿龄

《周实阮式纪念集》编辑札记 / 郭寿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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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辛亥淮安光复暨南社诗人、辛亥英烈周实、阮式殉义八十周年，江苏省和淮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周实阮式纪念集》。笔者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在编辑过程中，有些问题，说法不一，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搞清史实，推动对南社及其周实、阮式的研究，现将遇到的问题一一列出，并作一些探讨。

周实的年龄和出生地

周实的生卒年月本来不是个“问题”，即出生于1885年，卒于1911年，虚龄27岁。可在周实《上陈伯陶学使书》中有“壬寅实年十六，受知于李荫墀学使入泮”。査壬寅为光绪28年，即公元1902年。据此推算，周实应生于1887年，卒时为25岁。而湖南师大中文系编的《中国历代作家小传》写周实生于1886年，终年26岁。中国人习惯以虚岁计龄，在古代也无“实龄”一说。这样就形成周实年龄“目前尚无定说”的看法。

柳亚子《周烈士实丹传》写得很清楚：“春秋二十有七”，此说是正确的。我们在周实的《无尽庵遗集》中可以找到若干佐证。对此朱德慈同志已在《周实生年戋证及其他》（《淮安师范》1990年1—2合期）中列举，无需赘述。这里先讲几句对于周实年龄的“题外”话。周实的遗集为同社战友、族兄周人菊编辑，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印行。我们认为《遗集》中诗四卷，其一、二两卷为周实自编删定的稿本，而三、四卷是由周人菊搜集整理的。其理由是：

（1）周实在《无尽庵诗话》中说：“实所存《无尽庵诗草》两卷，计三百余首，仅生平所作十之三四耳，然弃稿中尚有一二好句，寸心终不割爱者，摘记之于此……”，在这一“则”中，他把不忍割爱的诗句抄录了不少，可见周人菊得到的是经周实辑录的稿本。（2）在诗一、二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岁所作”的字样。特别是1908年的诗作后有“以上戊申戏作”，—个“戏”字就可以说明问题。周人菊对烈士的殉义，对“周阮案件”“虽平反而终不得其平”，是极为悲痛和愤慨的，“每较一页，辄不知涕之何从也”（《遗集•跋》）。在这样的情况下，周人菊是决不会在“以上戊申岁作”中的“作”字前加一个“戏”字的。（3）周实的诗一、二卷，三、四卷的编辑体例明显不一致。

如果我们推断能成立，那么他自己编辑在“丙午岁（1906年）所作”有《二十二初度日自题肖影》，周实总不能把自己的年龄搞错吧。

然而，“壬寅实年十六”也是周实自己所写，又如何解释呢？清代县学考试无年龄限制，而世俗则以进学年龄越小，视为越荣耀，年龄在十六以下，录为“秀才”的，更是光耀门庭，当时少年生徒短报年龄以博得考官的垂青，这是屡见不鲜的。周实在考试时少报两岁，也是不足为怪的。

后来，我们访问了八十高龄的周实之子周炜曾先生及外甥崔大寅，崔根据其母、舅所说，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周实及夫人、子女出生时日表（公历、农历对照），这更说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关于周实的出生地，现在没有确切的资料说明在何处。曹甸人郝澍著《曹甸镇志》把周实丹收入《人物志》。曹甸古来一直属淮安，解放后划归宝应。周实的祖宅在曹甸塔儿头东二里的中桥村，周实的诗中多次提及曹甸、塔儿头，如《曹甸毗卢寺索同人和》、《由曹甸将之金陵赋此志别》等，其母亦葬在曹甸。在写《年谱》之前，我们对周实的出生地进行了调査，一说生于曹甸；一说生于车桥。我们弃前说而取后说。其理由是：

周实父周鸿翥（1846－1921）字叔轩，兄弟共六人。根据《淮山肄雅录》同治六年（1867）鸿翥与其兄鸿仪（字伯汾）、鸿磐（字仲石）同案进学，时年22岁。据调查，鸿翥年青时即来车桥教书，在庞王庄大户王姓（周实夫人王元春）家教书多年，在车桥马巷与高姓合买一住宅。中国人传统的习惯视结婚为“成家立业”，而鸿翥兄弟六人（只四弟早夭）结婚后仍住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大。周实出生时，周鸿翥年已四十，这是有根据的。周实说其父“青衫偃蹇，白屋蹉跎，食字欲仙，鬻文难活。……年四十始生实一人”（《上陈伯陶学使书》），所以我在《年谱》中写了：“周实生于淮安府山阳县车桥镇马巷本宅。”

二、臧在新部队来淮的时间

臧在新（1883－1916），辛亥革命将领，后被袁世凯所杀。周实、阮式于1911年11月17日被清山阳县令诱杀后，臧在新的部队来淮镇压。臧在新来淮的日期，有几种说法：邵天雷在《无尽庵遗集•序》中说在周阮遇难的当日“夜半，镇军司令官臧君再兴拥兵至”；当事人丁观澜说是“第二天上午十时”（《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961年版）；蒋象怡（当时任“巡逻部”宣传主任）说是1911年11月8日遇害，10日“镇军北伐支队到淮”，（周阮被害为辛亥九月二十七日，即公元1911年11月17日，蒋记忆有误。）也就是说，臧在新在周阮被害后第三天到淮。而周人菊《周烈士就义始末》以及汪纯清（亦“巡逻部员”）回忆文章均未提及。

我们认为，邵说，蒋说不可信而丁说比较可信。邵天雷在周实回淮当日仓卒“挨东门得出，孰意竟成永世乎。”邵天雷在周、阮被害的当天并不在城里，而在城东五十里以外的车桥，其情况是事后听说。

林述庆在《江左用兵记》中这样记述：

二十三日（即公元1911年11月13日）徐、淮、海一带兵变，四散掳掠，市村民不聊生。绅董数辈亲来投禀、请兵救援，且力陈各种情况，谓不可令方面糜烂。

余以南京未下，不能分兵，又虑北方援兵南襄张勋，攻宁必增阻力。特遣臧在新偕参谋陈伯盟、孙剑虹（均淮安人）率精兵两队赴淮，臧队于二十五日行。所有预示臧在新方针，并抄录绅董原禀如左：

（一）招抚溃兵，加以训练，堵北兵援应张勋，并防张勋北窜。

（二）保淮、徐、海、各属治安。

这是一段可靠的第一手史料。林述庆当时任镇江都督。《江左用兵记》是他1912年在北京做“寓公”时写的，次年林被袁世凯毒杀。这段史料说明了林向江北派兵的主要原因，与周、阮被害并无必然联系，而是巧合。镇江离淮安不足二百公里。臧部二十五日由镇江开拔，部队不论是行走还是乘船（当时机动船尚少）二十八日到淮是能成立的。由于臧部来淮纯属偶然，所以到淮后不可能马上处理周阮案件，查办凶手，这样姚荣泽方可以一面敷衍臧，一面继续干搜捕烈士亲属、子女的罪恶勾当。我们接触的史料也说明了这一点。

周父鸿翥在1912年3月23日上海“审姚”法庭上发言：“二十八日（周阮被害第二天）……（余）忽然接到亲戚凌姓来函，山阳县（即姚荣泽）邀请议事，于是匆匆进城，至东门天已昏黑，有三十余兵士将余押赴山阳县外监收押。二十九日差役在监中说，如要保你老命，须具结领罪，否则与你儿子一样，于是勒令其给签押（《时报》1912年3月24日）。”崔大寅先生根据其外祖母口述写道，“在惊慌悲痛之中的外祖母不得已怀抱不满周岁的舅父，手搀五岁的母亲逃进城西南角月湖蒲菜田中一小船上躲藏，几天几夜不敢露面，也听不到消息……直至11月22日方知新军已进城，正在追查凶手。此时，外祖母才敢去开元寺抚棺痛哭。”（引自《周实阮式纪念集》）

汪纯清在《淮安光复前后》一文中说，“镇军诘责清令姚荣泽，杀周阮烈士是何理由？姚则卑辞屈膝，执礼甚恭，每日盛筵款待，并犒赏诸队士，镇定非凡。”正是姚在臧面前耍尽了两面派手段，麻痹了臧，至使姚荣泽“某夜携巨款潜逃，出于镇军意料之外。”

当时，江、浙联军正在攻打南京，孙中山也未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于1912年1月11日方“以镇军林述庆为北伐总司令”下令北伐，所以臧部到淮时绝不可能是什么“北伐军”。

三、“巡逻部”枪支的来源

1911年11月6日，周实受同盟会南方支部（驻上海）派遣回淮。此时，因清河（今淮阴市）“十三协”哗变，乱兵溃，秩序大乱，淮安无兵可恃，“举城惶恐，朝不保夕”。周实回淮后，组织以旅宁旅沪学生为骨干的“学生队”，后改为“巡逻部”。学生的枪支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学生从城守营兵勇手里夺取的。此说以蒋象怡文章为代表：“周乃偕邑人阮梦桃及学界优秀分子百余人，先至城守营驻地夺取枪械百余支。”（《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扬州师院编1961年版）白坚先生亦持此说：“他与挚友阮式……夺取城守营枪支武装自己。”（白坚：《南社眉目辛亥英烈》，载《周实阮实纪念集》）另一说是，枪支是地方士绅说服“大局”发给学生的。我们认为后说比较妥当。

清山阳县是淮安府的首县，城内驻有漕运总督署、府、县衙门，由于淮安四季分明、物产丰饶，交通方便，商业发达，诸多外籍告退的大官僚也来淮安定居，以致淮安的封建势力远比一般县城要强大、顽固。清河兵变后，城内虽无清绿营兵，但城守营尚在；府县政权虽瘫痪，而官员尚在城内，而且地方士绅已经出面有“团练局之设”，周、阮的“学生队”仅百余人是不可能“至城守营驻地夺取枪械百余支”的。

周人菊是“巡逻部”庶务，是中坚骨干，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光复淮安”的斗争。他在《周烈士就义始末》中介绍的情况是周阮的“学生队”向团练局兵勇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自经烈士之训导数日，其聪颖者颇具光复之心”，而士绅们见此情况来个顺水推舟，“遂延学生队入局”。士绅们清楚知道：团练局招来的“市上无赖”是“不足恃”的，从而借用周阮学生队的力量以“保卫乡里”。于是顺理成章，把周阮“请”入大局，这样，学生队也就无需从那些兵勇手中去“夺”枪了。

对于枪支的来源问题，汪纯清的回忆文章说得再淸楚不过了，“……由大局供应枪支子弹”，作为“巡逻部员”的汪当然知道他手里枪是怎么来的。汪纯淸先生，淮安人，能诗善文，生前交游颇广，解放后，曾是淮安县政协委员。笔者在六十年代初曾拜访过汪，问及淮安光复情况。如果在当时发生过“夺枪事件”，他在回忆文章中以及与人交谈时是不会不提及的。

四、周实女友“棠隐”

为编辑《周实阮式纪念集》，我们在车桥曾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调查、走访。棠隐是周实的女友，周对其表示了忠贞不渝的爱恋，为她作传、写诗、绘秋海棠图，请文友题诗，总之，棠隐是周实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人物，搞清其情况，对研究周实的思想、言行有重要意义。我们企望通过调查能找出点线索来。

为此，我们对周实在车桥的故居（原座落于“马巷”，现址为车桥镇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查，走访了周实的侄媳周马氏（72岁）。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马巷”住宅的格局：“大门朝东，朝东的房子两间，有一间是走道，三间堂屋朝南，朝西的两间，是我家和高家（高伯期，名镛，清末两江法政学堂毕业生）各一间，靠堂屋的一间开个朝东门，是我们家厨房，另一间开个朝西门，在高家的院子里。堂屋对面是别人家房子的后沿墙。”

棠隐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周实为她作《棠隐女士小传》（以下称《小传》），充满爱慕、钦佩、惋惜之情，感人至深。根据《小传》我们知道，她名晓澄，“生平爱秋海棠若命”，又字秋澄，号棠影，别号棠隐。可她姓什么？所适何氏，均无交代。我们在调查中推测：棠隐为高姓，夫家姓严。作这样猜度的理由是：车桥的原马巷仅住三宗，周家、高家和施家。周、高两家是世交，合买了某姓宅院。而施家职业是“册书”（清代向官府‘承包若干户钱粮的税吏），与周家无交往。周实在《小传》中写道：“无尽垂髫时，与女士同宅居，女士时来相嬉戏。”女士幼失母，周母非常喜爱棠隐，视为己出。寒冬风雪，周母“挑灯针黹”，周实在母亲督率下夜读，棠隐亦常在旁，周母“教之读，匝月之间，识字三千……”周实与棠隐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果不是周、高两家居住条件的“特殊情况”，在封建社会，女孩子是不能随便“串门子”的，便何况是寒冬风雪夜呢。

车桥是淮东第一大镇，商业发达，我们走访车桥老人时得知，淸代末年，车桥严姓当时因经商相当殷实，且门族也大（车轿三大姓：鲍、邵、严）“乙已女士年十九矣，有某氏来议婚……女士父利其多金而许之。”据此，我们作了棠隐“适严氏”的猜测，不是亳无道理的。

五、周实是否教过塾师

周实是否教过书，做过塾师，是其经历的重要环节。在编辑《纪念集》时，收到韩学政同志的来稿《周实丹与韩仁山的交往》云：“一九〇三年左右，周实丹受聘至庞王庄（今淮安施河乡）我舅父家（即周实夫人王元春家）教馆。”周实与其祖父韩仁山有“亲密师生关系”。对此我们持怀疑态度，为此走访了韩学政同志。韩坚持己说，云：他曾亲耳听说，并有其父韩长彦亲笔写的材料。根据线索，我们找到周实内侄王章元（77岁，王元春侄），在询问周实是否在庞王村教过书时，王章元否认此说。并告诉我们，在他家教馆的是“周三太爷”，即周父鸿翥。周实曾到过庞王村，周实殉义后，夫人亦常住此村。他说，如果周实在庞村教过书，那么就是“周三太爷有事回车桥或上塔儿头，周实来‘顶馆’（临时顶替原塾师）。”我们认为，这样说法比较可信。

周实年靑时，才华横溢，可以说是博览群书。他对教育极为关心。在《与邵肃廷书》中，对家乡“车桥小学”人员、课程设置等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希望把车桥小学办成培养新型人材的场所。他说自己“略知教育”，大概亦缘于此吧。

我们对周实是否教过书的问题持怀疑态度的理由还有二：柳亚子为周实写的传记，周人菊等人写的文章中，对此问题均未提及；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周实诗歌，最早为一九〇〇年作，他的诗歌中，以及与他交往的文友作品中，为什么也无一点蛛丝马迹？鉴于此，我们未将此情况写入《周实阮式年谱》，既然韩学政同志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又无确切把握否认，则将韩的来稿作为“附录”刊入《纪念集》，供读者参考。

六、孙中山挽周阮联

在编辑《纪念集》的过程中，一个偶然机会，我们发现了刊载于1987年3期《淮阴志林》的晓岑同志文章：《孙中山挽淮安周阮二烈士联》（以下称晓文），简直大喜过望。联云：

喋血于孔子庙中，吾道将衰，周公不梦，

阴灵绕淮安城上，穷途痛哭，阮籍奚归？

诚如文章分析，“这副挽联，用词典雅，用典贴切，感情极其诚挚的哀痛，表现了一个伟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与普通革命烈士的非常情谊。”

后来，我们又在《历代咏淮诗选》下册（政协淮阴市委员会编）中发现了此联（仅个别字有区别）。该书编者注：此联选自涟水张瑞卿老先生手抄本，为清末举人李佑元所撰。

研读“晓文”，我们又发现作者在解释此联时，提到的当时情况与史实不符。为此，我们拜访了晓岑同志，晓岑同志云，此联是他“六十年代淮阴秦选之师曾亲口告之”，在他的笔记本上有记录。秦曾与周实在两江师范同学。

我们分析，周、阮领导淮安光复，当时影响较大，特别是“周阮惨案”的审理曾轰动全国。此案是民国初年一起非常典型复杂的案件，笔者曾有专文叙述（与杭金荣同志合作，题：《“周阮惨案”在沪审理始末》，载《联合时报》1991年11月8日）。柳亚子为此案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竭尽全力。孙中山为之先后作四次批示，有案可稽。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柳亚子应南社社友雷昭性之荐，曾任总统府秘书。柳在南京任职时间很短，此时正是周阮案件在上海审理的关键时刻，两种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柳有诗云：“我来不洒新亭泪，只哭淮南周实丹（《桃叶渡题壁》）。”1912年2月11日《克复学报》社、南社、淮安学团在上海西门外江苏教育总会联合召开了“山阳殉义周实丹、阮梦桃两烈士追悼会”，柳在会上宣读了祭文。孙中山极为关注：“周阮惨案”的审理，他本人或者要其秘书为周阮撰挽联，不是没有可能的。

同时，我们在南京请教了南社研究的有关专家，他们亦认为：“宁信其有，勿信其无”。

然而，令我们不解的是，《无尽庵遗集》编有《挽联》，收录了陈其美、柳亚子、高旭、蔡冶民等众多名流的挽联。周人菊编纂烈士遗集时为何不收入此联呢？

另外，晓文开头即说，“民国初年，淮安城开周实、阮式二烈士追悼会，会场正面高悬孙文具名的一副挽联……”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为周阮开追悼会，在民国元年有两次：一次在上海，上面已介绍了，一次在淮安车桥涧东学校，时间是1912年5月1日。其时在淮安城内是否曾为周阮开过追悼会，没有见过这方面资料。1912年1—3月，“周阮惨案”的当事人，两种势力的代表人物云集上海，追随周阮光复淮安的中坚分子：周人菊、郭震卿、张冰、刘去非、杨楚材、周阮亲属以及顾振黄为首的淮安学团五十余人均在沪为此案奔走。案件尚未审结，此时在淮安城里开周阮追悼会怕是不可能的。

再则，在我们所见的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均朱见晓文所述情况，笔者认为晓文所述之事可能是以讹传讹。

七、烈士遗集编纂者

谁是烈士遗集的编纂者？以前学术界一直认为是柳亚子。北大中文系编《中国文学史》（1959年版）介绍柳亚子著作“有《摩剑室诗集》……又曾辑有《无尽庵遗集》等南社社友遗集数种。”陈迩冬《柳亚子遗事》（1980年1期《人物》）沿用此说。吴江文史委员会编《纪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专辑》（1989）在“柳亚子生平编著系年目录”中亦将烈士遗集列入。这些均是错误的。柳亚子先生在烈士遗集的编纂过程中，为烈士作传，提供资料，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关注，这是事实，但不是编者。《无》集的编纂者是周人菊，《阮》集的编纂者是阮式一。

周人菊（1883—1940）名伟，原名伟仁，以字“人菊”行，亦南社诗人。他是周实的同乡、同学、宗兄、挚友，“交最久，而知烈士最切”，从孩提时代到周实牺牲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周实十年的文学活动和革命生涯中，周人菊始终是参与者和目击者。在周实殉义后，周人菊义不容辞地担起了编印《无》集的重任。

周实性豪爽，嗜酒而不善饮。他才思敏捷，著作甚丰，特别以诗歌见长。但周实首先是革命者，其次才是诗人。他对自己的诗作有时随意砍削、拋弃。周人菊长周实两岁，同生于淮安车桥，同入乡塾，同去南京求学，又同宣传革命，参加光复淮安斗争，时有“江北二周”之称。二人常常“一樽相对，各倾肺腑，酒酣，实丹诗兴大发，不择笔，不择纸，随意涂抹，人菊见则录存。明天出示实丹，实丹醉后之作，或忆或不忆了，这样有好多年。”（郑逸梅：《南社丛谈》）光复淮安后，周实被害，周人菊幸免于难，逃出淮安。在上海一面为周实平反昭雪鸣冤奔走，出庭作证，一面做辑录校勘《无》集工作。他根据《无尽庵诗草》（周实自编的未定稿）、《南社丛刻》已经刊出的、自己录存的周实诗文按时间顺序辑录起来，后又多方搜求，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了《无》集的编纂工作。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周人菊录存、编辑、筹资出舨，周实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很可能因时间流逝而被湮没。

周人菊编纂《无》集还有几条直接的证椐。

其一，《无》集的序跋中多次提及此事。姚光跋云：“兹君之尊人叔轩先生与君宗兄人菊辑君遗集，人菊书来，属为之序。”曹凤笙序也云：“人菊索序于余。”周人菊跋云：“菊任校雠之责，心粗事繁，多有失检之处，溺职之罪自知难免。”

其二，1916年出版《南社十九集》刊有周人菊《哭亡友实丹六首用郭灵芬徐江庵诗韵》。诗前自序：“烈士死后，余为印遗集于海上，颇多遗漏，求之烈士友辈中亦鲜有藏其手泽者……其有愧于古人及吾亡友者，不既多乎！”诗中有“身后区区事，文章一代传”句，这“区区事”即周人菊为烈士编辑遗集之事。

其三，郝澍在《淮甸春秋录》中云：“……人菊为《周烈士就义始末》，昭示天下；为印《无尽庵集》行世。……人菊为友实丹刊集，而人菊遗稿无人刊布，惜哉！”

《阮》集的编纂者阮式一，其人其事资料极为贫乏。根据《梦桃生二十自叙》知阮式一是阮式唯一的同胞兄弟（另有同父异母兄二，姐一），“生于辛卯，少余两岁”，即生于1891年。阮式一，原名锦麒，号宝轩，又号式一。根据柳亚子《南社纪略》“附录”南社社员名单有阮式一，其余情况则茫然。后笔者几经走访、寻求，知其子名阮鸿达（1914－1975），媳刘素哲（尚健在，现住上海）。刘提供了一些零星“口碑”资料。刘素哲嘱其子刘健来信云：“我祖父阮式一生前很有才华，懂几国文字，当时受人之邀去汉口任教……在黄石附近，军阀段祺瑞……用兵舰撞沉客轮，我祖父遭难，当时我父只有4岁。”据此推算阮式一卒年为1917年。

阮式一与阮式同祥英年早逝，在阮式的启发和影晌下，具有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思想。辛亥后，在上海与柳亚子、叶楚伧有交往，也建立了深厚友谊。他写的《先兄梦桃先生行述》颇具文采，是流传于世的唯一文字材料。阮式一为兄编纂遗集，我们也可从《阮》集序和诗文的字里行间中找到证据。

《阮》集周人菊序云：“去年《无尽庵遗集》付梓，时余即搜求烈士遗著，拟为合集，为二烈士同时就义纪念，以他故未果，《无尽庵集》遂先出，昨过春申，晤烈士弟式一先生，云‘已将烈士遗集付梓，第零失太多，搜求不易，且无地可求也。’”这“无地可求”的原因是阮式被戮时，凶手查抄了阮家，将藏在家的原稿烧毁了。

《阮》集中《梦桃遗诗》，《瓦枕》诗后有这样的记述：“受业世强谨按：近闻式一先生将刊吾师梦桃先生遗集并函云，遗墨多散失，存者半糟粕，甚形愤闷云云。世强以先生存时著书甚多，至就义前二年更究心古诗词，鄙弃前作而诗更进，比之初为出二人手，兹尚存数章，此处抄寄付印，想亦爱先生者所亟欲读者也。”“世强”姓什么，何地人，情况如何，现无处查访。在《满庭芳》词后亦有“以上诗二章词三阙，系最近由同社柳亚子君处得来，乃丙午年（1906）稿，应刊世强寄来诸什之前，兹因排板已竣，故置于此，式一识。”可见阮式一求其兄遗著更为不易。

周实、阮式生活的年代去今不甚远，然迭经动乱，其资料颇不易得，愿拙文能引起反响，有新的资料发现，读者、专家有以教我。

1992年1－2月

注释：李佑元，淮安人，生卒年月不详，据《续纂山阳县志•选举》为庚子辛丑（1900、1901）并科举人，曾任河池知州（今广西河池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