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达事件”始末 / 邵景元

“张达事件”始末 / 邵景元

座落在南京玄武湖东侧的锁金村，是近几年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群。4村13栋4楼的一个中套里，住着一位年近七十的妇女，她叫周玉英。每当有人来此做客或探访，她总要讲述一番安度晚年的幸福感受，接着会自然而然地把你引到挂有其夫遗象和许多挽联的房间。她并不介绍，全由来者阅读体味，其中的一副恰到好处地概括了逝者的一生：

诞生值祖国烽烟，投笔从戎，荡寇讨匪，丹心一片；
辞世逢党道中兴，多年沉冤，昭雪平反，含笑九泉。

这生前捧出“丹心一片”，死后能“含笑九泉”的人即为张达，也就是“张达事件”中的主人公。

案发

“张达事件”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曾轰动华东地区乃至全国。对此，两淮和洪泽一带的老同志至今仍记忆犹新。所谓“张达事件”，即以张达“向农民倒田报复，破坏土地改革”之罪，开除其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判处五年徒刑的要案。同时，其妻周玉英开除军籍；淮安县委书记、县长、盐城地委农委书记也因此分别受到撤职、记大过、党内警告赴分，范集区委书记也受到严厉批评。1951年6月9日的《苏北日报》头版辟了“张达事件”专栏，排出5篇文稿，还配发了一篇社论——《张达事件的重大教训》。一时期，《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华东前线》、《解放军报》、《人民空军》等各地大小报纸纷纷详尽转载，“张达事件”成了江南半个中国新区实行土改和江北老区巩固土改成果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担。两年后，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知识辞典》也将“张达事件”作为一个条目收入书中。

铸错

张达是淮安县（市）范集乡张武村人。1923年出生。读过小学、中学。1941年2月入伍，同年入党，先于淮南行政学院学习，后担任过区员、镇长、副政指、政指、站长、队长、协理员等职。张达在部队里很受信任和器重。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期，曾委以淮阴航空站站长职务，负责“军调部”美、国、共三方人员的安全保卫工作。张达祖父是地方开明士绅，曾任淮宝县参议员，其家为我“抗日饭店”。张达于1946年“五四”土改时回乡献田三十多亩，《新华日报》载文表彰。土改时地方上把他家定为富农成份。张达在兄妹七人中排行为大，下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二弟入伍，三个未成年的弟妹跟其随军。1950年冬抗美援朝开始，部队要他把弟妹安排回乡。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905部队营级政治指导员的张达，持部队政治部介绍信，带着妻子周玉英和一名警卫员，风尘仆仆地由济南赶到淮安，向县委、县政府说明来意：三年前土改复査时，家乡群众听信“张达兄弟从我军叛变投敌”的谣言，把他家作为“反属”扫地出门，所分土地又远又差，所分两间房屋远离大庄而且破旧欲倒；如今张达请求县、区组织上帮助调换土地和宅基，盖建房屋。

淮安县委书记、县长同在此结合工作的盐城地委委员、农委书记等人为此开了碰头会，认为“张达是现役军官，带有部队政治机关介绍信，所提要求在情理之中……我们地方上有责任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支援前线作战……土改后的政策允许土地买卖自由，双方协商调换未尝不可”。于是县委作出决定，责成正在县里开会的范集区委书记回去办理此事，并从县里拨支杂粮1200斤作为建房费用。

张达回到家乡，遵照部队首长嘱咐，很注意群众影响。对于调换事概不出面，全由区、乡、村干部张罗协商。事情进展顺利，五、六天工夫，张家以多换少、以远换近，同5户农民调换田地13亩9分（含宅基一块），并及时立了契约，请吃了换田酒。但在张达离家的前一天晚上，一家换田户发生了变化：远房堂兄张某某以“儿大不由父”为理由提出悔约。张达对此未表主见，而有关干部明确地做了保证，要他尽管登程上路，放心回队，他们会把事情办妥的。张达虑及归期已到，就把这个并不起眼的遗留问题拜托地方干部处理，万万想不到竟由此引发出天大的纰漏来。

就在张达带回县委关于他回乡妥善处理事宜的证明信，部队首长很为满意的时候；就在张达写信给赴朝作战的二弟，要他努力作战，用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关怀的时候；也就在他劝导弟妹准备回乡务农的时候；于另一个地方，一种背离事实、不符法制的活动在紧张地进行着：张达离家不久，那个有悔意的换田户遇上在苏北行署检察院做秘书的亲戚，说了换田的事。这位秘书正是“张达事件”的发端人，他像个高明的猎手，看得准，打得狠。“控告信”紧紧围绕刚颁布的《华东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中的第4条第5款“以威胁利诱欺骗手段，侵夺农民已分得之土地财产者”而做足文章：首先把被告者放在地主这一杠子里。为此，控告信无视土改时张家被划定“富农”这一基本事实，扩大张家田亩数，制造出租田地假相，抹煞张家有三西个劳力常年参加劳动的事实；再将协商自愿换田变为“威胁利诱”，以控告其“倒田”“倒宅”（即“侵夺农民已分得之土地财产”）；又把张达拜托友邻为父母添土圆坟变为“强令农民修茔祭扫”；把征得县委的同意变为“欺编组织”。这份“控告信”就为日后“张达事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控告信”迅速到了苏北农委、苏北区党委、苏北行署，随之又到了华东农委、华东军政委。华东的主要负责人饶漱石认为碰上了一个极为典型的反面教材，立即拍板定调，“要以此教育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于是华东、苏北联合调査组来淮工作。谁会想到，那位发端者秘书也在调査组之中，并且担当调査的向导、座谈会上执笔者、总结报告撰稿人多种角色，难怪调査结论同控告信那么吻合一致！

张达在一次对全营干部战士作了时势报告后，突然被叫到团部办公室。部队首长向他出示华东军政委给山东军区的电报，称张达回家威胁群众倒田倒宅，“破坏土改，仰即扣押审査”。于是张达立即被关进禁闭室受审。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张达感到震惊、恐惧、激愤、疑惑，他在那没有格子的油光连白纸土，几十页、上百页地倾吐着内心的独白，写下换田的事实经过、自己的思想状况和政治立场，写下事情还须进行全面过细调査的请求，也写下对党组织的希望和信任。然而这一切能有何用？不久，未经军事法庭审理，也未办理开除军籍、党籍和撤销一切职务的必要手续，就把张达径直押解扬州，锒铛入狱。

这期间，华东首府上海三天两头地催办张达一案。华东农委书记几次亲自打电话给苏北区党委负责人。用一位当事人在30多年后的话说：那来自上面的劲头真是“泰山压顶”啊！

第一次集体预审，使张达大失所望。当审判员问清他的姓名、身份之后，苏北农委书记劈头向张达审问道：

“张达，你听着，要好好回答!为什么回乡鸣枪示众？为什么威胁拉拢农民？为什么强令农民替你父母修茔祭扫？••••••”

面对着这一连串的“为什么”，阶下囚哪有辨解的余地！张达站在被告席上，象是自言自语而又答非所问地应道“没有”……

“没有”……这软弱无力的“没有”，包涵着多大份量的委屈！可是，没有的事实已经铁铸而成了，而存在的事实，却要待34年之后才被认定！一次次无效的申辩和请求，使得张达彻底失望，他不再申辩，不再提要求了，不仅统统承认告发的“事实”，而且还痛痛快快从思想根源和动机上给自己套上一顶顶帽子。于是，案子很快终结，苏北人民法院以1951年刑（二）初字第30号刑事判书，判决“被告张达本人非法向农民倒田报复、破坏土地改革行为，处以有期徒刑5年”。

含冤

“张达事件”后的张达，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默默地忍受，悄悄地消失；一是不断地申诉，坚持要翻案；再一则是非正常地结束生命。这三条道他都选择过，但每条都走不下去……

张达在苏北劳改一支队（高邮）服刑，表现较好，被提前两年半获释，分到省公安厅惠山建筑公司担任劳教干事及工会主席近5年时间；此后的22年在铜山县几所中学担任总务主任，教导主任等职，1981年调到六合县文教局帮助工作，实际上是长期住南京看病治疗，此时张达患有胃溃疡、肝硬化等疾病。“文革”期间，造反派把“张达事件”同《槐树庄》联系起来，硬说张达就是那个夺权复辟的艺术形象的模特儿，于是重新定为“反革命”，戴上帽子，进牛棚，上劳改场。那四年零两个月的采石场活计远远超过苏北劳改队的劳累：每天要推10车石头，每车约500斤，每趟来回近4华里，对于一个身患肝炎，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的人来说，体力实难支撑，就是推空车也够呛的了。同时，还会随时随地遭到佩戴红袖章的“造反派”监工的人格污辱。

自1951年到1979年，遥遥28个年头，张达没有一次申诉。是什么力量使他如此沉默、忍耐？一方面是政治形势，从反右派、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哪有张达翻案的有利时机；一方面是亲属的规劝。“事件”后，张达的几个弟妹由部队安排就读、就业，总算人人有了着落，他们对此很感激党的恩惠，并希望能维持现状就行，万一张达翻案不成，罪上加罪，再引起株连怎么得了。28年的精抻摧残和生活折磨，把张达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徘徊着、挣扎着、冲突着，但终究没有闹翻案，没有寻短见。事实上，28年的沉默和忍耐，只是掩盖着他那内心的失衡。在张达的心灵深处，并没有完全泯灭对真实的追求，没有完全丧失对党组织的信任。他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我坚信，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基础，它与共产党的思想和理论有着天然的一致性！客观事物终会被认可，纠正错案的一天终究会到来。”

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中央提出纠正历史上一切冤假错案的方针，获得了所有正直的人的欢呼。自1979年起，张达在兰州空军和空军政治部之间折腾周旋了一年之后，终于在1980年8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书。不料9月中旬省高院以“刑一监（80）第681号通知”予以严厉驳回，指出原到所认定“事实有充分的证据”，被告当初“也供认不讳”，所以“不予采纳”，并要申诉人“认罪伏法，不要再无理狡辩”。这对张达该是一种什么祥的打击！?如果说，当年看到华东电报时是震惊，后来拿到苏北人民法院判决书是伤心，那末此刻应该是失望！

然而时代不同了，社会舆论和人们的觉悟有了巨大的改观。

在同志和亲友的鼓励帮助下，张达向省高院毫不气馁地连续申诉。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一年、二年、三年、四年，石沉海底的结局没有使张达灰心，他已清醒地知道，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没有变，各级党组织之上有个中央，中国的大地上有个北京。1984年冬，他把申诉的投向转为祖国的首都。次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85）刑监字第233号函”发往江苏省高院，要其将张达案“原审处理情况详报我院”。这20世纪80年代的“尚方宝剑”迫使省高院终于受理此案。他们奔波于武威、南京、上海、扬州、清江、淮安等市、县，以及有关区、乡、村等地，经过近一年的全面复查，终于弄清事实真相。省高院以“（85）刑二监字第25号判决书”宣布撤销原判，宣告张达无罪。判决书指出，“原判认定张达‘非法向农民倒田报复，破坏土改’所列事实情节有重大出入”，“威胁拉拢”和“强令农民修茔祭扫”两节“在原审判案卷均无旁证材料”。

三十四年半的沉冤终于昭雪。它告诉人们，中国共产觉是尊重人权和维护真理的党，也是勇于认错和改错的党；同时，它又告诉人们，在某种情况下，事实在权力的支持下才能得到认可，真理在权力的保护下方可立足生存，“张达事件”平反在望的阶段，恰好是主人公病入膏肓的时期。张达是让人架扶着听完省高院审判员宣告他无罪的；继而在病榻上听着部队来人宣布恢复党籍、军籍，以及转业手续，补定级别等事宜。

张达躺在返城户自搭的破陋小屋里，走完他坎坷人生的最后一段行程。在那接近最后的时刻，他躺在床上，在糊墙的旧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一行依稀可辨的字迹：感谢邓主席为我平反昭雪！

兰州空军、六合县文教局、省高院等几个单位集资为张达购买一套锁金村里的商品房。可张达已来不及享用了，就连看上一眼都未能够，但他还是“含笑”而去“九泉”。

存在35年的“张达事件”结束了，可张达本人也几乎在同时结束了62岁的生命。平反昭雪来得多么必要，可又如此姗姗来迟！

启迪

“张达事件”的错案得到纠正，不仅给张达本人及其亲属带来了极大的抚慰，而且产生了深远而良好的社会影响。昭雪平反的消息在淮河两岸和大江南北不胫而走。1986年9月15日举行的张达同志追悼会，只有不足千字的悼词，只由县文教局一位同志主持，这够简朴而普通了吧，然而闻讯自动到会或发来唁电者却是一批老同志、老干部。他们除沪宁沿线及苏、皖、浙等省外，有的还来自西北边陲、南域海疆等地；他们多数为处、厅级以上干部，有的还是省、部级领导同志；当然，也有淮安家乡的干部、群众代表。他们都为法院做了一件大好事而兴奋，为张达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而髙兴。

“张达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发生、发展直至三十四年后的平反昭雪，却留给人们一些思考与启迪，这就是：（一）树典型（尤其是反面典型）容不得半点主观随意性。那些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不负责任的功利主义，主观武断的领导作风，正是造成“张达事件”的根源所在。（二）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只有建设一个科学的法制体系和有效的法制机制，并建设一支素质较好的法制工作者队伍，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制的功能和威力。（三）积极主动地“有错必纠”，还是让下面推动或等待上面责成，这是社会生活中经常碰到的课题。勇于认错和改错，是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之―，也是衡量我们各级党组织、每个干部党性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四）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应该得到认可和发挥，弄得不好会有意无意地起了以讹传讹、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此，党的领导和新闻界必须充分正确地发挥报刊的监督作用，以促进党的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和国家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从“张达事件”中可以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是多么的重要！

当年“张达事件”作为“破坏土改”的典型原是假的；今天如果把“张达事件”作为“损害法制”的典型倒是真的。现在也没有必要再从这方面多加引申和类比。只有回顾历史、吸取教训、正视现实、共创未来，把它作为我们后来者的借鉴，就弥足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