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先生社会政治活动简述 / 邵怡度

周作民先生社会政治活动简述 / 邵怡度

周作民先生是金城银行发起人之一，还连续担任三十二年的总经理并兼任十多年的董事长。金城银行自1917年创立至1952年公私合营的三十多年中，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敌伪政权以及全国解放的政治大变革，周先生为了维护他一手经营的银行事业，不断扩展业务，真是煞费苦心，委曲求全，在各个时期与各个方面，明来暗往开展特殊而微妙的社会政治活动。现就见闻所及，略述如次，作为我国金融史料的补遗。

一、北洋政府时期与军阀、官僚及交通系人物的关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我国民族工商业和私营银行业趁机勃兴，金城就是在这个有利时机创立的。当时军阀官僚为其所搜刮的民脂民膏谋求出路，并为其所经营的企业取得融资方便；同时“交通系”人物也想摆脱官办银行，另辟基地，以保持其金融势力与地位。两方面人物遂携手合作，共同发起，创设金城银行，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金城的股本来源主要靠军阀官僚投资。在创立时，收足股本总额50万元中，军阀官僚的股分占90%以上；至1927年増资为700万元时，仍占50%左右。其中以安徽省督军、安武军总司令傀嗣冲（由其子倪幼丹具名认股），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祝三，陆军次长、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等所占比重为最多。他如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财政总长李思浩、周自齐、熊希龄，交通总长曹汝霖，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以及各省督军王占元、孙传芳、卢永祥、吴佩孚、阎锡山、田中玉等都认股投资。“交通系”人物任振采（交通银行总行协理）、胡笔江（北京交通分行经理）、周作民（交通总行稽核主任）等虽认股不多，但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实际上他们掌握了金城业务经营的权力。

此外，北洋政府还可以通过银行为其推销公债以供财政、军需之用。银行也可以凭借政治和社会关系，吸收达官贵人的存款互利互助，各得其所。当时金城银行为了靠近北京政府和天津寓公们，便于拉拢酬应，设总行于天津，总经理处设于北京，并在主要城市设置分支行处十余所，业务蒸蒸日上。在华北地位能与中国、交通、盐业等银行并列，在全国也能赶上其他私营银行，从而奠定了巩固基础。

金城初期，得到交通银行的特殊帮助，业务与盈利都有快速增加，现略举几个例子如下：（1）交通银行是代理国库，它在天津的分库不设在本行，而设在天津金城总行，由金城稽核长吴言钦兼任分库主任。北京交通银行调京的款项，常在几十万元至百万元之间，并不藏在库内，金城可加运用，有利于融通资金与开展业务。（2）北洋政府发放各地军饷，交通银行也分一部分给金城做。当时“汇水”每千元可收三元，是一笔好生意。金城所做的汇款，在未设行处的地方，都由交通银行各地机构代为收解，也帮助了金城汇兑业务的发展。又如1917年北洋政府以交通银行名义向日本借用二千万元日金（即“西原借款”的一部分）。此款由日方在上海交由汇丰银行支付。其中半数不托上海交通收取而托金城向汇丰收取，再陆续汇到京津。金城不但得到折合汇兑的好处，且在头寸（商业用语意即款项一编者）运用上也得到便利。同时金城又从中、交两行获得替他们代售日金的权利，也很赚钱。（3）当时国内银两、洋钱并用，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凡公款出入，必须用国币。金城通过天津造币总广厂长吴鼎昌的关系成为商业银行中购买生银，托该厂铸造银币的第—家，也取得了相当利益。

1922年金城又与盐业、中南、大陆等三行联合组成联营机构，目的为“厚集资力，耳通声气”，借以提高信誉，扩展业务。由盐业锒行总经理吴鼎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荪四人领导，以吴鼎昌为主任，共同成立“四行联合准备库”，由中南银行发行钞票（中南为侨商银行，可取得发行权）。1923年又各出资25万元设立“四行储蓄会”，由钱新之担任总经理。1934年储蓄会在上海建造24层国际饭店大厦，曾轰动了上海滩，号称“东方第一座高楼”。后又合办“四行信托部”，办理信托业务。这些联营事业曾给“四行”带来许多有利条件，当时社会上便有“北五行”之称，与南方各银行形成对峙之势。

二、南京政府时期与蒋政权及政学系人物的关系

1928年北伐胜利，北洋政府垮台，周作民先生为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局面，策划业务措施，频频南下视察。此时他已失去原有的政治靠山，遂通过政学系黄郛、张群、杨永泰、吴鼎昌等，积极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在庐山会见了蒋介石，并递上“改革金融”的条陈。金城的业务重点也由北转南，总行及总经理处先后迁至上海，并在南京设立分行，便于就近拉拢。金城业务也曰渐扩展，分支行处由原来的十五所发展至五十余处，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银行。直接投资的企业有通成公司、太平保险公司、诚孚信托公司等等，并扶植、资助了许多民族工商业，如永利化工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和新中华造船厂等等，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工商业集团，可是金城的全盛时期。

1931年，日4、军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后，继续侵犯热河，步步进逼华北地区。此时蒋介石为了坚决反共，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一面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建立法西斯统治，并一味向日本侵略者妥协屈服，抱不抵抗主义；一面加紧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穷兵黩武，国无宁日。这时蒋介石也想利用周作民先生的留日关系，对其亲日外交活动有所帮助。在其笼络下，周先生虽然没有出头露脸担任过南京政府的官职，但也担任过有关经济金融的各种委员会职务。如1930年担任铁遨部设立的京汉、京绥、陇海、津浦四路整理委员会委员，1931年担任财政委员会委员，1932年又担任政务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委，1933年担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1935年担任财政部设立的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并参加由吴鼎昌任团长的赴日经济考察团。1936年中日贸易协会成立，周担任会长，日本儿玉谦次为副会长，以促进中日两国贸易关系。早在1935年以前，周先生通过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援照欧美客卿成案”，延聘H方人士为顾问，表示亲善。同时蒋介石也密旨授意周先生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及日本满铁总裁松冈泽右等联系，商谈华北经济与植棉问题。但周先生对“法币政策”始终表示不满，坚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及“天津分会”主席之职，以示不合作态度。

周作民与政学系的关系，除昊鼎昌因有“北四行”的联合经营，彼此互有照顾外，要算与张群最为密切。周张两人虽同时留学日本，但当时并不熟悉，还是在回国之后，来往渐臻亲密。早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不久，蒋、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派吴铁城、张群去东北联络张学良，每逢路过北京，张群必走访周先生，周则竭诚招待，酬酢欢洽。此后张群对周先生历次瀕临窘境，都尽力救助，化险为夷。抗战胜利后，周先生曾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与迫害，处境极为狼狈。现举几件事来作说明。

1、1945年9月初，杜月笙来上海邀请周先生在钱大钧家会商关于重庆当局对“中储券”（汪伪政府发行的纸币——编者）兑换和商业银行清理等事项。当时财政金融接收大员陈行在座。他对周先生的态度很傲慢，不但不请周发表意见，甚至不给予理睬。更难堪的是在财政部长俞鸿钧来上海时，周先生千方百计想和他见面，竞因陈行的阻挠，遭到拒绝。可是到了是年十二月间，周去重庆谒见蒋介石时，得到优礼相待，约期会谈。张群、吴铁城也设宴招待，而且邀请俞鸿钧作陪，此后俞对周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周曾在日记中，写了感慨世态炎凉的一段话：“一月二十二日晚应兪鸿钧部长约，余为主客。回忆三月前之沪市，不啻霄壤，人间社会果如是耶！”

2、抗战胜利初，周先生在上海与戴笠会过几次面。特务机关“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邵毓麟也来看过周，并告之在重庆听到某机关（指当时立法院和“中统”等）曾将周名字列入通缉名单，呈请“极峰”（指蒋介石）批准时才圈去。财政部次长李调生也有电话告周说，宋子文已到上海，他们会过面，谈到周事，请他放心。何廉来上海告周说，张群为周事曾谒见蒋介石。周先生感叹地说：“盖友如此，感何可言”。周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张群是他的生死之交。”此时周先生原以为可以平安无事，讵料在他去重庆前，还出了两件小岔子。按周日记所载，一次是在1945年10月18日中午，军统特务两名，口称奉戴笠命令，传周问话。周欲致电话杜月笙不许，遂拥周上汽车，开至海格路某机关，拘留约一小时，邓葆光赶来说是误会，并称戴向周道歉，随即送周回寓。另一次发生在同年10月24日，周的内弟媳电告，第三方面军汤恩伯派兵多人至周寓觅周。周不敢回去，即乘车至张嘉蕊处，由张电告戴笠。戴不在，移时适戴来张家，闻讯震怒，当即带领武装队伍乘车赶至周家，巡守士兵才撤去。这连续发生的事，使周先生感到惊慌难安，遂与李思浩共商，约会军统特务头子王新衡和戴觉生，商谈个人今后安全问题，请求保证。翌日戴觉生打电话告诉周，戴笠已饬知各处对周加以保护。同时周先生又将在沪情况函告重庆朱文熊，托其就近和张群商量，朱复信说，张群准备上一签呈。接着钱新之也来信说，“主座”（指蒋）已电令京沪当局保护。原来是蒋介石看到张群和吴鼎昌的签呈后，打电报给何应钦、汤恩伯、钱大钧、戴笠、吴绍澍等人，电文说：“查周作民君过去担任秘密工作，迭有报告，希加保护，以免误会为要。”周读到电稿抄件，感激万分，手里虽拿到“护身符”，但仍顾虑难免有人作梗，还想到重庆见蒋。此时张群也电促其行。周先生遂于12月9日飞往重庆。通过当时任成都绥靖主任兼省主席张群和文官长吴鼎昌二人向蒋介石联系，蒋答应见周，但以将往北平，命吴嘱周在渝稍待。1946年1月12日中午，吴邀周同赴主席官邸。周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主席以笑容相接，余鞠躬致敬毕，主席执余手问好。坐定，余谓数年来在沦陷区内仅将比较重要事件托张岳军（群）转陈，未能随同为国家有显著之贡献，抱歉万分。且为掩护工作计，不免有些沾染之处，诸承包涵成全，尤为感激。主席谓：“汝之作为甚好。佘悉知道，但部下人员不知我的意思，更不知我们的关系，发生误会，实在对你不起”。余谓：“此次来渝，一、向主席致敬；二、整理金城行务及有关事宜。金行系民囯六年，余与达铨（即吴鼎昌）兄等发起，迄今二十有八年。抗战前两年即将渝蓉两行成立。”主席询余曰：“昆明有行否？”曰：“有。后方计有分支行二十五处。在抗战期中，有关事业如酒精厂、铁工厂、面粉厂等计有十数单位，就中永利公司系范旭东君所主持，余自始至今，承乏董事长，所有经济多所助理。现拟前往视察。该公司有于四年内完成十厂之计划，仍请主席继续维护。”主席谓：“永利已有基础。”又谓，“君是否回上海过年？”余曰：“不定，如主席有使命，当可留此。”主席谓：“北方开发公司拟令照旧办理，即其主要人员亦可留用。君可赴沪与彼商量。该公司主持者是高桥？”余曰：“从前系津岛，现在何人不明。主席既有照旧办理之意见，可否待回沪后，稍事摒挡，即赴北平详加调查，具备意见，来渝复命。”主席谓：“甚好。”余又谓：“俟自成都归沪以前再来请示。”主席谓：“上海经济金融事，希望君多多帮忙。如有意见，随时尽量告我。”余谓：“当然，遵命。”

从周日记所述，可见周在沦陷区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是受蒋秘密指使的，也可看出他们之间互相笼络互相利用的关系。

3、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发行金元券，强迫人民把所有黄金、美钞、外汇向中央银行兑换，否则以破坏金融论处，予以逮捕。并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大员。派俞鸿钧督导上海，由蒋经国协助，实际上是蒋经国独断独行。他在乐义饭店办公，每天传讯、逮捕不少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9月11日周先生被传讯问话，一进门，看到蒋经国脸色阴沉，气势汹汹，见周劈头就问：“你知道政府最近颁布法令，私人不得藏有黄金、外汇，你个人有多少外汇？”周回答说：“我个人没有外汇，仅有美金三、五千元。至于金城银行的外汇早遵令向政府呈报，有案可查。”蒋冷笑道：“我只问你个人的外汇，你说没有，谁会相信？我看你还是放‘漂亮’些，放识相些，自己说出来，免得大家不好看。”周仍说没有，蒋非常恼火，在屋内踱来踱去，拿起电话又放下，犹豫不决，过一会说：“你说仅有三、五千元美金，任何人不会相信。我今天不办你，你先回去想想，我自有办法。但你今后非经我的许可，不准离沪。”周出来后，情绪紧张，怕小蒋蛮干，拿他开刀，吓得不敢回家，秘密躲进美国人办的虹桥疗养院避风。他吩咐徐国懋先生当夜赴南京，面见张群、吴鼎昌、何廉等，要他们赶紧设法解围。张群不慌不忙地说：“待我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叫他放镇静些。照我看来，经国不至于蛮干下去。”何廉说：“岳军先生既知道情况，会立时向委员长报告。但他不便向我们说明。”周先生听到后，情绪稍为缓和。但住疗养院才二、三天，上海警察局就派人来行要周亲自具结，非经批准，不得擅离上海，并由太平保险公司、通成公司作保证。手续办妥后，周心神不安，又促徐再去南京见张群。张说：“情况已缓和，请他放心”。的确，此后蒋经国也不再来找麻烦了。周想趁机离开上海，经徐竭力向陈纳德的民航公司联系，并由美国人护送上机，飞往香港。

周先生除遇有重大问题要向张群求援外，凡关系金城的事，也常与张群商量。的确，在几个重要关口，张群着实帮了周先生的大忙。可是周先生对张群也做了不少报答。如张群的私人存款用他老婆的“山记”、“德记”、“中记”、“厚记”等化名，都由周代为经手存放。又如张在上海亚尔培路的一幢花园洋房，在敌伪时期由周照料并负责一切开支。胜利时完整交还。张群也经常利用金城在各地的招待所作为临时别墅。1946年9月在张群偕妻及董秉奇医生同机飞往美国治病的时候，周先生为他筹措川资医药费等，并赠送美金汇票几万元及美金现钞一万元。周又亲往机场送行。

三、日伪时期与周佛海及日本的关系

周先生早期留学日本，学习经济，对日本垄断财团的组织经营方式印象深刻，对日本问题亦多研究。他与日本人的来往比较广泛，包括日本在华的外交官、军人和工商界人物等。太平洋战事发生后，周在香港被日军拘留约三个多月，由日方派飞机送他回上海，目的是想利用他在政治上有所活动。早在“七七”事变以前，老大仓、土肥原及日本大使馆金井武夫少佐等都常对周施笼络手段。北京大仓洋行经理有林龟喜也与周有联系。此外，日本财界要人宗相及周的老师平沼、若槻等与周亦有交情。南京汪伪政府成立时，汪精卫曾在上海愚园路王伯群寓所接见过周先生和唐寿民等人，邀请他们帮忙。周先生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都是旧交，常有来往。在日本投降前夕，周先生与周佛海均接受蒋介石的秘密使命，交往更为频繁，仅1945年6月一个月内，他们就面谈十二、三次之多。陈公博于八月中飞往日本，二周相与叹息，认为这是“最下策”。此时周先生虽没有公开出任汪伪的任何官职，但在蒋介石、伪政权与日本人三角关系之间确实干过许多重要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方面曾向周探听日方动态，谋求妥协，日帝为诱降蒋介石，亦拟通过周向重庆试探。迨至胜利前夕，杜月笙的门客徐采丞曾在周先生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住宅装设秘密电台，经常与重庆通报。如蒋介石命令冈村赴芷江何应钦处投降及冈村的复电均是由这个秘密电台收发的。周先生对在他家私设电台，起初很不愿意，后来颇为兴奋。在他日记中写道：“此乃历史上的事件，两电均在余宅收发，亦幸事也。另以文记之”。蒋介石命令周佛海担任行动队总队长维持地方治安的电报，也是由这个电台发来的。同时重庆官方也一再托周先生协助周佛海维持上海的金融，所以他们往来更为亲密。

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苏联增兵东北，战局急转直下，周先生与日本人往来频繁，接触更多。据1945年6月周在日记中述及经常晤谈的有川本少将、田川、谷正之、守田、永井询一总领事，小笠原、木村、高岛、河村、船津、西川等人，有的转达冈村意见，有的商谈经济金融事项，有的商量有关日侨的生活问题等等。周先生此时的各种政治活动，不论和汉奸来往，或和日本人接触都不是个人的交际，而是肩负着蒋介石的使命和张群取得秘密联系。

四、解放初期与人民政府的关系

周先生从上海飞往香港，不到半年，上海解放。他曾致电全行同人，“祝贺解放，安心工作。”当他本人在港准备回来的时候，又受到多方面的阻挠。有一部分金城留港同事不赞成他回来；由国内逃往香港的金融界头面人物，也劝他不要回来；逃往台湾的国民党要员，与他称为“生死之交”的张群更不同意他回来。然而他终于力排众议，摒除障碍，于1951年6月毅然回归祖国。这是他思想转变并向人民靠拢的具体表现。他是第一个返回人民怀抱的老一辈金融界上层人物。他到北京，谒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并和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接谈数次，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与照顾，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对此他是衷心感激的。他在申请参加金城“官董”，领导“北五行”争取走公私合营道路以及参加各商业钱庄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1955年3月8日他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在上海病逝。周先生为了维护金城银行事业和扶植我国民族工商业奋斗终生，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值得人们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