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会见深刻的教诲 / 刘秉衡
——回忆周恩来总理接见的前前后后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了,今年邓大姐又离开了我们。这些年来,每当提起周恩来和邓大姐,每当瞻仰总理淮安故居,特别是参观今年刚刚落成的“周恩来纪念馆”,不由得在我的脑际浮现出三十二年前见到他老人家时的感人情景。
一九六〇年的初夏,我受淮安县委、人委的重托,代表淮安人民去北京看望周恩来总理,向总理汇报家乡的生产建设情况,要求国家计委批准淮安建一个纱厂,并请总理为革命烈士塔题词,顺便带去总理家中祖辈的影像。
随同我一起赴京的还有王树荣、陈阜两位同志。一路上,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一边想火车开得快些,再快些,让我们早一点见到日夜想念的周总理;一边又想,总理日理万机,操心着国家大事,能有时间接见我们吗?见到总理说些什么呢?……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到了北京火车站。
到了北京,我立即和总理办公室联系,把带去的东西交给了他们,住进了远东饭店。国家行政事务管理局一个姓王的女同志陪同我们游览首都,等待总理接见。我们都是第一次到北京,都想多看一看首都的风采,游览首都的名胜古迹,但想到我们肩负着县委、县人委的重托,想到应如何简洁扼要地向怠理汇报工作,即使在参观游览时也是心思重重,精神不集中。
四月二十四日晚,月光如泻,我正在“总后”的一个朋友家,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说,总理今晚要接见我们我们一听,立即匆忙收拾了一下,乘上国务院派来的车子,直驶钓鱼台,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想:马上就要m到朝夕想念的周恩来总理了,他老人家会向我们问些什么呢?……想着想着,车子已经开进了钓鱼台,拐了几个弯,就到了总理的临时住地(总理原住房屋正在修缮,这是国庆十周年接待过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地方)。王树荣、陈阜二同志被安排在楼下小会议室等候,总理的生活秘书何谦把我领进了二楼接见大厅。大厅内迎面是一幅泼墨山水画,中间放着两张沙发,沙发中间的茶几上左边放着一支铅笔,一个本子,大厅两边还有十几张沙发。我正在环视着厅内的陈设,只见总理身着淡兰色彩条毛巾浴衣从西门进来,满面春风—神采奕奕,一边走一边说:
“你来啦,请坐!”
我紧紧握着总理的手,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这时我声音颤抖着说:“总理好!”
总理说:“请坐,请坐。”语气是那么平和,那么亲切。“今晚一定要把你们接来,明天我要去天津。吸烟吧!”
我说:“不会。”
总理说:“我也不会吸烟,那么吃水果吧!”说着就拿刀子削苹果,我连忙拦住。“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又是老乡,随便些嘛!”接着总理向我介绍了在座的几位办公室的同志。
我坐下后,两眼凝视着总理,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两手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总理看出我拘谨的样子,就随口问道:
“你家是哪里人?”
“是淮安人。”
“城里还是农村?”
“在农村。”
“一直在淮安工祚吗?”
“是的。”
“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是。”
“来了几天了?”
“四天了。”
“都玩了哪些地方?”
我把我们几天来在北京游览的地方告诉了总理,激动的心情也逐渐平定了。
总理又问:“在北京还准备看望哪些人?”
我说:“想去看叶林、许邦仪同志,已去过叶林同志办公室,未见到他本人。”
“叶林,我已经同他打招呼了,许邦仪在哪个单位?”
“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昂同志说。总理说:“你们还可以去看看杨述同志。”
接着总理询问了淮安城里的一些古建筑的情况:“东岳庙还在不在?有没有修理过?还有人去进香吗?我小时候去过那里。”
我答道:“大跃进时办工业,东岳庙腾出来做了工厂的车间,东西厢房的菩萨都搬到紫霄宫去了,东岳大帝的座像后来也搬到紫筲宫了。”
“鼓楼向南的石板路改没改变?”
“大跃进中,我们拓宽了南门大街、响铺街、东门大街,都铺了沙石路面。”我说。
“三思桥(镇淮楼正南端小挢,已改建——编者)还在吗?”
“在。”
“文渠还有没有船通河下?”总理又说,“小时候我曾坐船到河下玩过……”说着,总理的思绪好象沉浸在儿时玩乐嬉戏的情景之中。
我回答道:“由于整修道路,改变了文渠上的拱形桥,桥面低了,有蓬的船通不过了。”
“驸马巷、曲巷还是不是沿用老名称?”
“还是老名称。”我又说,“靠近曲巷的双副街也拓宽了,与西长街成了直线。”
“我家院内的榆树在不在?水井坏了没有?”
“都还在。”.
“淮安城内地下水位高,吊桶只要系一庹长的绳子就可以打水了。”说着总理还用手比划了一下。
这时,在座的一位女同志插话:“听说总理的老家不是在浙江绍兴吗?”
总理说:“从我祖父就迁居淮安,我的母亲是清江浦人,外祖父很有名气,周围城乡群众称为‘万八太爷’,是个了不起的封建家庭”停了一下,总理又说:“当时淮安城里的孩子难得下乡。有一次,我同乳母一起上外祖父家,从西门上船,到了板闸,我们下船看了看,又上船到了清江,”说到这里,总理请我们帮助了解一下乳母蒋氏还在不在?并说:“小时候同她的孩子一起玩,很要好。”说着说着,总理完全陷入思家念乡的情景之中。
于是,我也乘机请总理来南方时,到淮安看看,并说:“家乡人民十分想念您。”
总理说:“南方常去,可是苏北交通不便。我十二岁离家,到今年整整五十年了。”一边说,一边伸出右手,竖运五个手指。“我也很想回家乡看看,但有好多事要做,只好等有时间再说吧!”
这时我向总理汇报了淮安的农业生产情况,总理强调说:“要杷农业搞上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当我汇报粮食产量时,总理神情严肃地说t“对我要说实话,实事求是,收多少,就报多少,不要浮夸、不要说假话。”并说:“搞好农业生产,一定要把水利搞好。”
我说:“苏北灌溉总渠搞好后,淮安用水方便多了,水患基本消除了,只是渠北的排捞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
“现在是长旱谷多,还是水稻多?”总理问。
“我们在渠北搞了旱改水,现在全县大部分是一麦一稻。”总理问我,农具厂办起来没有,还办了哪些工业。
我向总理汇报了一九五八年他写给江苏省委的信(请江苏省委统一考虑安排淮安工业)的落实情况:淮安已和无锡结成了协作关系,解决了淮安办工业的很多问题,设备要啥给啥,没有资金先运回安装使用,把生产搞起来再付款。农具厂上马后,接着先后又办起了化肥厂、农机修造厂、缫丝厂、内衣厂、化工厂。
总理听了很高兴,说:“你们首先要把支农工业搞好。”这时,我向总理汇报:“我们淮安种植了十万亩棉花,年产可达十万担皮棉,想办一座三万五千锭的纱厂,请国家计委批准列项,并帮助解决成套设备。”
总理听后随即问道:“这件事你们有没有向江苏省委报告,省委是什么意见?”
我说:“已向省里报告了,省里还没有意见下来。”
总理很和蔼地说:“你们种了棉花,就要办纱厂,那大城市怎么办呢?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要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江苏还要考虑苏南和南通需要棉花哩,要服从省里的统一安排。”
接着,我又向总理汇报淮安准备建烈士纪念塔,想请总理题词。他说:
“我不题词了,你们要我写什么字我就给你们写。”
“革命烈士纪念塔。”我说。
“好,我就写这几个字。”说着,总理翻开本子,用铅笔竖写一行“革命烈士纪念塔”,写好后,又念了一遍,在座的一位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说:“要不要加‘淮安’两字#”
总理说:“不要了,外地在淮安牺牲的同志也很多嘛。”略停了一下,总理语气较重地对我说:“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我铪你们把字写好,你们也给我办一件事,替我处理好老家的房子和祖坟。这件事前次淮安来人我已说过,至今还未落实。”
对总理故居房屋的处理,当时淮城区委会同县有关部门多次研究,出于对总理的崇敬迟迟未作他用,为了不致遭人为损坏,并派人看护维修,加强管理。而总理一直在催办这件事。早在一九五〇年总理婶母周八太去京时,总理就曾提到。后来,总理又写信给淮安县委,总理办公室也打过电话,传达了总理不让修理、不准把住进去的群众赶走、不准让人参观等三条指示。五八年,总理曾当面交代淮安去京汇报工作的同志。这次又交代我要替他处理好这件事。总理说:
“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的故居不要留在那里让人参观,如果有人要参观,就请他们去韶山瞻仰毛主席的故居。房子可以公用,办托儿所、办学校、或做生产车间都可以。祖坟可以深埋,不要占地,不能影响机耕,上面还可以种树、种庄稼谈着谈着,时间已经到了午夜,我怕总理身体劳累,几次请总理早点休息,他总是说:“见到你们不容易,再谈谈,再谈谈。”这时何谦同志又替他加了一件大衣。总理要在座的一位办公室的同志把我们这次带来的总理家庭前辈的影像拿出来看看,因为总理在淮亲属都认不出那幅是总理母亲的影像,所以我们这次就把总理老家现存的十多轴影像全部带去了。总理一幅一幅地过目,不时地告诉我们这一幅是他家什么人,那一幅又是什么人。就是不见总理生母的影像。总理分析说,可能他父亲带在身边,一次在上海被国民党抄家时失落了。并说,这些影像画得很好,几十年了都未褪色。
接着又谈到了替尔辉找对象的事。总理对亲属要求很严格,从来不准亲属借他的名义去办事。尔辉同志在北京钢铁学院上学,一直遵循伯父的教育,没有透露过他和总理的关系,直到申请入党,组织上到淮安了解情况,才知道他是总理的侄儿。这次总理要求我们回淮后,在淮安帮助尔辉物色对象。并要我们帮助外交部总务司请两名既会做菜,又会制作茶馓的厨师。
这时,总理对机要秘书孙岳同志说:“你要同他们保持联系。这次他们带来的淮安茶馓很好,只是多了些,少带一点就好了。”并说,“我们也找点东西送给他们。”
听总理说要送东西给我们,我连忙说:“不要,不要。”
孙岳同志低声对我说:“我们跟总理多年了,知道他的脾气,他说的话要听,不要违背他。”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总理说:“明夭请你们吃饭,邓大姐在家陪你们。”又说:
“你们到我这里,不要公家花钱了,回去的车票我替你们买。”
我说:“车票已请建筑工程部的同志代买了。”
“那么饭店的食宿费由我们结算吧。”
“我们外出参观多,很少在饭店用餐。”我说。
这时已是深夜一时三十分了,我再一次请总理休息,并起身向总理告辞。
总理问:“随同来的其他同志呢?”
我说:“同来的王树荣、陈阜二同志现在楼下。”于是总理下楼看望了他们。我向总理作了介绍,总理同他们一一握手、问话。这时总理对何谦说:“天已不早了,做点夜餐吃吧!”何谦同志说他们已在下边吃过了。我忙说:“不必了,总理,我们这就回去了。”
回到住地,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久久未能入眠,三小时又五分钟的接见,总理对我的深刻教诲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深深感到总理的伟大,正表现于平凡之中,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平凡的炎黄子孙。
第二天下午,总理让邓大姐请我们到家里作客。邓大姐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邓大姐怕我们的思想问题没完全解决,反复地同我们讲道理。她说:“咱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听党中央的,恩来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啊,你们要按他的意见办,听他的。”并风趣地说:“在处理故居和祖坟问题上,我是新的‘夫倡妇随’。最近我请童小鹏同志去广州处理了我父亲的坟墓,淮安现在有没有搞深埋,未搞也可以等一下,不要引起群众不安。”邓大姐还就妇女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向我们了解情况并向我们作了宣传教育。
我说:“我们办起了内衣厂、缫丝厂、化工厂、服装广、鞋帽厂,女工多了,街道上的妇女大多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邓大姐问:“有没有妇女当领导干部的?”
我答道:“现任领导班子中还没有。抗战期间淮安的县委书记李风同志就是女的,还有女县长孙兰。”
邓大姐说:“要注意培养,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邓大姐问我们这次来京还有什么事。我说:“还要请建筑工程部帮助设计内部招待所图纸。”
她听了,严肃地说:“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经济建设的方针,你们搞内部招待所,首先要考虑经济、实用,然后才能考虑美观、大方。”
我表示回去后向县委汇报,一定按党的方针办。
晚上,大姐为我们安排了便宴(在钓鱼台,国庆十周年时朝鲜金日成主席下榻过的一幢楼里),在座的有童小鹏,原总理办公室主任、东北某钢铁厂杨厂长夫妇,邓大姐为我们一一作了介绍。
席间,大姐指着茶馓对童小鹏等人说:“这是淮安的土特产,很好。”又问我“这叫什么名字?”
我说:“淮安鼓楼岳家茶馓,制作技术精巧,据说过去只传媳妇不传闺女。”
邓大姐风趣地说:“那我可以学了,我是淮安的媳妇呀!”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把总理回送给我们的礼单给邓大姐看了,邓大姐在礼单上加注了产地,并让工作人员把礼品搬上了车。
晚上,邓大姐又招待我们看电影,她说她三句话不离本行,喜欢看反映妇女方面内容的电影,“不知你们喜欢不喜欢。”“喜欢,喜欢,都是一样受教育。”我立即回答说。
那天看了两部电影,先放的是《万紫千红总是春》,后一部是《笑逐颜开》。大姐一边看一边联系影片内容指点我们要了解解放广大妇女劳动力的意义和做法,她说:
“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大跃进中妇女的作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电影看到中途,邓大姐对我说:“我有些累了,先去休息了,你们看吧,你们走时我就不送你们了。”
回淮后,我把总理的指示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关于总理故居房屋的问题,确定西部仍为总理堂弟媳陶华的住宅,东部作为县委机关学习室,一幢房子里摆上学习周的桌椅,一幢存放图书资料。由我代表县委向周总理、邓大姐写信汇报了处理意见。不久总理办公室秘书组给我回了信,说总理、邓大姐对我们的处理意见很满意(见附件)。关于纪念塔题字的事,由于我们返淮后不久,就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纪念塔暂时停建了,我们也就没有再要总理题字。一九六五年周尔萃同志专程来淮处理了总理家的祖坟,所有棺木都进行了深埋。总理后来还给祖坟所在生产队寄来了六十三元的青苗赔偿费。至此总理在淮的家事和亲属的有关问题,按照总理的指示,都圆满地得到了解决。
附注:
刘秉衡同志原为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淮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现任淮阴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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