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阮梦桃笔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 朱德慈　许鸿年

浅谈阮梦桃笔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 朱德慈　许鸿年

阮烈士梦桃少年英才，著述甚富，虽大多于就义时被搜毁散帙，其弟阮式一所裒集的《阮烈士遗集》仅存其平生著述的什一，然吉光片羽，愈堪珍视。本文拟就其中两部已残缺泰半的杂著笔记，亦即《翰轩丛话》和《啼红惨绿轩杂识》（以下分别简称《丛话》和《杂识》）稍作粗浅的论述，借以纪念烈土殉义八十周年。

“翰轩”乃烈士母张氏为烈士所取的“字”，“啼红惨绿轩”大约是烈士自名的书斋，以寄优患。据周人菊《阮烈士遗稿·叙》称，《丛话》和《杂识》皆作成于烈士与其“同学秣陵时”。因此，可以肯定二书都是在一九〇七年秋以前完稿的，因为征诸烈士自撰的《梦桃生二十自叙》，一九〇七年九月，他已因事离开宁属师范了。周《叙》又云，《丛话》原为四卷，《杂识》为“若干卷”。经复检，今本《阮烈士遗集》中，《丛话》幸存十三则，《杂识》幸存二十一则。

就残存的这一鳞半爪而论，《丛话》和《杂识》的价值至少也应有三：

一曰政治价值。

如众所知，大凡笔记杂著，看似信笔闲录，随手拈来，其实就在那摭拾选择、记录描述的过程中，无不灌注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和鲜明的情感态度。《丛话》和《杂识》尤其如此，它们的每一字里、每一行间可以说都充满了对统治者的嘲弄与讥讽，特别是对清政权的猛烈抨击，更是异常的犀利、深刻。

首先是对最髙统治者——皇帝，尤其是清皇帝的揭露和鞭挞。如：

凡家传帝业者，一姓之兴，必行所谓“仁政”，以沽吊民伐罪之美名，乃能奉天承运而莫与争雄。清世祖章皇帝谓降虏洪承畴曰：“卿看朕可有人所不及处？”洪承畴曰：“至尊所不可及处，惟不嗜杀人”噫嘻！承

畴语语颂扬，真不爽“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亦事势之不得不尔者，曾何伤圣德于万一哉！（《丛话》）不特剥去千古帝王的伪装，尤其直揭清世祖的画皮，一针见血，洞穿七札。

其次，与鞭挞清皇帝相对应的是对卖身求荣的汉奸们的痛斥与唾骂，如“家大人铎于泰兴”则，在叙述了文天祥所书“魁”字久蒙垩漫，康熙十四年遭雷震复显后，慨然道：

于戏！先生精诚所格有如此，然则汉奸虎怅，作异族之忠臣者，其不遭神殛也几希矣。（《丛话》）

真如匕首，如投枪，直剌民贼，在是时足当起唤醒国人，鼓动革命之效。

再次，是对清廷上层官僚昏庸无能的轻蔑与奚落，隐寓着清政权的必然崩溃。如《杂识》“常熟翁师傅”则载：

吴大澂抚湖南，自请前敌，其志嚣嚣也，乃所统士卒，未临阵而已溃散。

试思，清政府依赖此等将帅，不亡究将何待？阮烈士正是从这些看似“实录”的笔记中，透露出对清政权的轻蔑与藐视。

复次，是对下层官痞衙门腐败堕落、贪婪卑鄙的切齿痛恨。如《杂识》云：

今之州县衙门，直一枉死城耳，一森罗殿耳。胥吏之舞弄，差役之狠毒，各署皆然，而州县衙门为尤甚，盖俗所谓“地头文书铁锅腔”，凡百讼狱，莫不发起于州县衙门也。

阮烈士就是这样为整个清王朝统治阶级从上到下画了一幅肖像，揭示了其丑陋、肮脏的罪恶本质，充分显现出这个没落政权的窳败和黑暗，有意识地起到了唤起民众推翻现存政权、驱除外来统治的启蒙作用。

与对清统治者的痛恨和唾骂相反相成，烈士在《丛话》和《杂识》中对反清人物的言和行给予了满腔热诚的歌颂与赞扬。

一是对抗清义士的欣羡与礼赞。如“明末清兵攻江阴”则，以浓墨重彩转述了典史阎应元率众抗清的壮烈过程后，凜然动容道：

呜呼，喑呜则山妥崩颓，叱吃则风云变色。吾每一读之（笔者案：指前述《江阴守城记》所载阎应元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也。至论其统帅军旅，共甘苦，信赏罚，殆兼李广、程不识而一之者欤！（《丛话》）

其对抗清英雄的钦敬溢于言表。

二是对满族权贵锦衣玉食、尸位素餐的嘲讽与鄙视。如：

和珅柄政时，内外臣工无不以得入权门为荣。刘文清公墉专与之左……曾于正月贺年时命舆夫瞷从和珅之所之，时雨雪，道路泥泞。刘与和遇，则遣家丁持刺与和舆前曰：“刘中堂已下舆，将拜贺矣”。和不得已，下舆。刘衣敝袍，先跪拜。和回拜，及起，则黼□文章拖泥带水。其雅谑如此。（《杂识》）

刘墉对和珅的着意戏弄，和珅的困窘无奈，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烈士的畅快，烈士的惬意亦呼之欲出。他不仅是对文清公戏弄一代权奸的称颂，实质上更是一吐当时汉族人民对满族权贵贪婪残暴的卑鄙行为的无限愤怒。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丛话》和《杂识》有着浓烈的政治色彩，并且既是揭露清政权罪恶的批判书，同时又是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清廷的鼓动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批判、这种鼓动有着其不可磨灭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数年后，阮烈士之所以能够和返乡的周实丹烈士一拍即合，与武昌首义桴鼓相应，光复淮城，我们正可从这两部笔记中找到其思想基础。

二曰史料价值。

作为笔记杂著的《丛话》和《杂识》，还为我们保存了相当一部分珍贵的文史资料。如《杂识》录记王文韶家书一封，详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国变时清宫上下仓皇逃遁的惨状，较之有关记述如《庚子国变记》、《庚子西狩丛谈》等尚要细致，足可供史家采撷。又录清御史文悌疏奏康有为在京时种种机巧权变法术，检今人有关康氏研究的著述如《康有为大传》等，均未引录，殆亦为研究者所不常见。该疏末自称：“康有为历次致奴才信函，所拟摺底，如有应行考核之处，奴才当呈文都察院堂官，咨送军机处备査”，故其所言当绝不致为诬罔。再如《丛话》“清定鼎文网繁密”则载，浙江举人朱某草成《临文敬避》一册，运用近于绝句的形式列举临文时所须避用的字词百余个，经检有关史料如《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亦皆未收录，或许此《临文敬避》惟赖《丛话》得以保存下来些许也未可知。总而言之，《丛话》和《杂识》的史料价值不可轻觑。

三曰文学价值。

吾人之所以言《丛话》和《杂识》有文学价值，是因为：（一）它们在记述过程中多所描述，且语言流畅，气势磅礴，颇具诗韵。宜兴邹秋士云：“其为文也，如幽兰之在空谷，自赏其孤芳也；如侠士之处尘世，其气概足以惊顽懦也）如骥足千里之称其力也；如红线隐娘之令人遐想而不在色也；如高渐离之筑，悽悽恻恻有故国之悲音也”（《阮烈士遗集·序》）。虽稍嫌夸饰，然大要近是。

（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简直就可视作是文学作品。细析之，则有

1、类于微型小说者，如：

有刘宰者，为泰兴令，民有租邻壤牛者，租户窃券而逃。它日，牛主人征其租，则曰t“牛鬻久矣”。因讼于官，无券可质，咸置不问，至是诉于宰。宰召丐者二人，自诡盗牛卖于此租户家，遣役往验。租户曰：“吾某氏所租牛也”！因出券示之，相持以来，盗租券之案遂剖服罪。（《杂识》）

2、类于杂文者，如：

近日凡逢迎干谓而富贵者，君子必唾骂之，曰：“若而人者，由运动而来也，是无耻之小人也”；嘻！何足骂哉！粤若稽古小人，有舔秦王痔者，有吮汉帝痈者……如此类者，不可胜数。以今例古，今之逢迎干谒而得富贵者，犹未若古昔之盛也。即使今人程度已不下古人，然古人既已发起矣，今人虽加厉焉，何足怪，而又何伤乎？乌乎！凡人之求富贵利达而其妻妾不羞者几希矣。（《杂识》）

3、类于诗话者，如：

扬州族伯芸台（即阮元）先生应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圆明园大考翰詹，钦命诗题“赋得眼镜”。时有太监立左右，先生以手作圆状低声问曰：“爷喜欢否？”太监摇首示意。先生诗中有句云：“四目何须此，重瞳不用他”。纯皇帝阅之，大加称赏。（《丛话》）

《丛话》和《杂识》的主要价值试揭橥如上，若仍要就这几个方面再判分高下，则自当以其政治价值为最上。哀叹国运之衰微，恢宏民族之正气，惊顽起懦，唤醒黎庶，是其著作的根本意图，反清排满，向封建腐朽政治宣战，争取建立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是其最终目的。清浦张廷珍氏序《阮烈士遗稿》云：“先生生丁[于？]清末，慨政治之腐败，种族之沉沦，蒿目时艰，不能自已，著书立说以寄其思，名言至理，毕现简编，而文势雄厚，造语精深，足令人钦仰”。信然。

编者附注：
作者朱德慈，江苏省淮安师范学校语文教师；许鸿年，淮安市图书馆馆员，江苏省图书馆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