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万夫雄　死演革命史 / 白坚

生为万夫雄　死演革命史 / 白坚
——纪念周实阮式殉国八十周年

“生为万夫雄，死演革命史。”这是1912年南社成员邵天雷（字无妄）哀挽为响应武昌起义、光复山阳（今江苏淮安）而牺牲的周实和阮式二烈士的诗句。长期以来，周实和阮式被忽略了，甚至被埋没了。人民出版社的三大本《辛亥革命史》（1980、1981年版）竟无只字道及山阳光复，周实、阮式的名字自然不会提到。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辞典》（1982年版），湖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百年史辞典》（1986、1987年版）中，也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因此，重温一下周实和阮式其人其事，引起学术界和有关方面重视是有意义的，也是有必要的。

周实和阮式都是清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人，曾同学于金陵。周实为南社最早成员之一。阮式曾应周实之约共建淮南社，为南社桴鼓之应。他们既受到晚明志士遗民反清思想的影响，更愤于清王朝对内高压残暴统治和对外的妥协投降政策，怀抱反清反帝的革命思想，立定救国救民的革命志向。周实痛心抚膺地大声疾呼：“国亡族灭之祸，岌岌焉悬于眉睫间，一二在上位者犹复揽权怙势，恬然于危堂沸釜之中。”（《白门悲秋集序》）“我神禹之疆域，黄帝之子孙，其遂四分五裂，一坏而不可收拾耶！”（《无尽庵札记序》）阮式同样忧国伤怀，感时长叹：“郁郁中原士，芸芸万众囚……深宵独不寐，无计复神州。”（《和秋士感怀一律》）他对甲午（1894）中日之战尤为悲愤难消，每一道及，辄不知涕泪之何从出，他痛哭号呼：“吾不忍书，吾不忍不书，吾心痛，吾肉颤，吾血枯，吾泪竭。”（《梦桃生二十自序》）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匡时报国自矢：“吾侪蓄壮志，出处系安危。……平生慷慨意，此意誓坚持。”（周实：《拟投笔从戎，行有日矣，忽以事罢兴，赋此见志》）“匣中夜夜青锋啸，愿作人豪不羡仙！”（周实：《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此诗最初发表时以《痛哭四章》为题）“当效班生之投笔，终军之请缨，以伸吾志，以泄吾气，以保我河山，以壮我种族。”（阮式：《梦桃生二十自序》）

与如醉如狂的爱国激情相应，他们具有正直不苟，嫉恶如仇的质朴性格。对远近爱国志士，倾盖论交如兄弟；对地方伪吏劣绅、强宗豪族，则泾渭判然，往往面斥其非，无所顾忌。周实以“落落云中鹤”自喻，对那些“营营座上蝇”无限鄙视蔑视（《拟休洗红二章》）。周伟在《实公移居白下》诗中注云：“实公抗俗独往，颇为乡人所非笑。”柳亚子说：“两君赋性刚直，不能奄媚取容”，阮式“尤喜面折人过，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气，故忌之者尤烈云。”（《阮烈士梦桃传》）

他们以诗文揭示亡国危机，宣传救国保种，揭露清王朝腐朽丑恶，鼓吹反清反帝的民主革命，甚至冒着杀身亡家的危险，公开鼓吹武装起义以推翻清朝统治。辛亥六月朔日，刊于《南社》第4集的周实《痛哭四章》，有“虏运将衰炎运在，南阳会睹汉旌旗”之句，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公开印行的革命诗歌的最强音；同时，他们磨砺以须，随时准备投袂而起，献身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周实喜不自禁，发出激昂的战歌和誓辞：“汉帜飞扬明月夜，鲁戈挥霍夕阳时。英雄已分沙场死，莫遣蛾眉系我思。”（《消息》）阮式也浮白击节，效石勒语曰：“赖有此耳！”（柳亚子：《阮烈士梦桃传》）周实回到淮安，和阮式共商光复大计。

如同周容、徐锡麟、秋瑾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周实、阮式为“恢复中华，创立民国”而壮烈牺牲。但周实、阮式的被杀，既不同于殒首轩亭口的秋瑾，也不同于血溅广州城的七十二烈士。将杀之前，姚荣泽先捏词向江北都督报警；既杀之后，又耍弄花招，上欺下骗，行文备案，布告安民，后来更诡谋呈请江北都督补批。反革命封建势力的代表人惨杀革命者，却乔装革命姿态，凭借保护治安名义。质言之，反革命的清朝县令勾结地方上反动士绅，共谋惨杀革命者，用谎言伪装掩盖真相，以淆乱是非，欺骗群众。我们可以从这种具有特殊形式和内容的惨案，得到深刻而丰富的启示。

周、阮被杀后，淮安同志、南社社友及两家家属奔走呼号，为谋平反复仇。经过几番艰难曲折的过程，杀害周、阮的主犯姚荣泽，才从南通转苏州终于解到上诲，经沪军都督陈其美和司法总长伍廷芳多次折冲，达成协议后，审理姚荣泽的特别法庭，才在难产声中诞生，在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左盼右盼、千呼万唤之余，姚荣泽案才于1912年3月23日在上海南市市政厅公开审判。在罪行严重、证据确凿、舆论强烈、各方瞩目的情况下，承审官以谋杀罪判姚犯死刑。后来，陪审员七人中的四人，竟以所谓“本案发生在光复未定、秩序混乱之际”，“该犯罪有应得，情尚可原”为词，“禀请大总统恩施减免”，而窃踞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竟予特赦免死。又经承审官改判，除罚金外，监禁十年。未三月，竟得释出狱，逍遥于上海法租界。周、阮一案名虽平反，其实终不得其平。革命同志均义愤填膺，饮恨吞声。柳亚子《阮烈士梦桃传》论此案云：“今日之争，实关民国之荣枯，又岂仅仅为一人恩怨地哉！”《阮烈士梦桃遗集序》又云：“夫袁世凯何人？……置小盗于大盗卵翼之下，宁窃国者侯而窃钩者独诛耶！此姚荣泽之所以不死也。……揖盗养痈，谁为戎首？虽有倾河之泪，亦何心独为烈士哭哉！”高旭《无尽庵遗集序》云：“呜呼实丹！此非子一人之恨，实南社之恨，实则中华民国之所同恨也。”左横哭周、阮诗云：“生者避法弄黄金，死者埋冤空一讼。”周伟《有感》诗云：“秦廷七日枉唏嘘，顿足椎胸恨未舒。”“鲸吞网漏恨如何，泪落筵前易水歌。”

袁世凯这样的投机家、窃国者，毋庸置议。号称南通军政分府领袖、革命军总司令的张察，包庇姚犯，不肯解送上海；位居江苏都督的庄蕴宽，不辨是非，攻击力持正义的沪军都督陈其美为“不仁”；身任民国司法总长的伍廷芳在确定审判官条件、人选、名次、座位，陪审员条件、名单、人数等问题上，从有利于被告出发，而费尽心机，着着不让，甚至不顾国家权利和尊严，对这种纯属内部事务的案件，竟提出准许姚荣泽聘用外国律师这种荒谬绝伦的主张。凡此，可以想见，民国军政机构及其人员的封建保守性质和官僚市侩成分的严重，革命精神之淡薄。而参与谋杀的山阳部分劣绅，四出奔走，先后假借山阳各团体、全体士民名义通电各报馆和大总统，为姚犯辩护，并继续诬蔑周、阮；在法庭判决以后，更公然犯天下之大不韪，联名上书沪军都督，为姚犯呜冤，恫吓要挟，无所不至：固然出于利害相共、兔死狐悲之情，而其敢于如此猖獗，也表明当时地方封建势力之强大。由此可见，姚荣泽惨杀周、阮案的处理过程，极其错综复杂，具有社会、历史的典型意义，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极其深刻的教训。

周、阮同学同乡，同怀爱国思想，同抱救国志向，同具刚直性格，同擅文学才能，同举光复义旗，同遭鬼蜮毒手，能说能行，无私无畏，知难而进，见危献身。“生为万夫雄，死演革命史”是对他们生平的最好概括。他们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应当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周、阮是诗人、作家。周实的成就更为显著，所作虽多散佚，然《无尽庵遗集》（1912年上海排印线装本）中尚存诗六百首，北曲一卷，文一卷，诗话二卷，尊情录一卷。他的诗继承了屈原、杜甫、陆游、郑思肖、顾炎武的爱国主义传统，主题明确集中，基调慷慨苍凉，气势雄伟恣肆，是南社优秀诗人之一。阮式作品大多散佚，仅存《阮烈士遗集》（1913年上海排印线装本）中诗词十数首，文数篇，吉光片羽，其意气、肝胆和文采，亦足不朽。他们应当在近代文学史上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周实、阮式的遗集，当年印数很少，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建立于淮安的周阮二烈士祠，亦已泯然无迹，生长在他们家乡的青年学生，也往往不知周实、阮式为何人。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想起了周实的友人汪承继（字啸叔）哀挽二烈士的诗句：“白刃歼仇深愧我，黄金铸像更何时？”

我希望：学术界对周实和阮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给予革命烈士、爱国诗人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出版界考虑出版他们的著作、传记和研究他们的专著；文物管理部门考虑重建二烈士祠，或采取其他切实可行的形式，为人们提供一个景仰和凭吊先烈的英风伟绩的场所。这样将有助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爱囯主义精神。

编者附注：
作者白坚，淮安人。现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江苏省南社与柳亚子研究学会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南京求真诗杜副社长。著有《杨文骢传论》、《夏完淳传论》、《夏完淳集笺校》及《白心集》、《古林居诗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