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怀念父亲宋我真 / 宋广陵

回忆和怀念父亲宋我真 / 宋广陵

“矢志办学，饱经沧桑，以经历说明革命贡献；忠心向党，力主沉浮，用心血谱写时代乐章。”这是我父亲宋我真的学生为纪念他九十诞辰而撰写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我父亲的品质和业绩。

我父亲是我祖父宋泽夫的长子，江苏盐城市秦南镇宋村人。1897年出生，1961年逝世，终年64岁。他一生以办学为业，历任盐城亭湖中学、泽夫中学和淮安师范、淮安农业大学等校的教员、校长，可谓桃李满天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经受了解放后历次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考察，矢志不移地紧跟共产党，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父亲在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那年，考取了北京大学，攻读英语。暑假他回到家乡，利用短短的假期，组织当时盐城地区在淮安九中、清江第六师范、扬州第五师范、南京第一中学的同学成立剧团，在宋村、盐城、建湖、阜宁等地演出移风易俗、宣传新文化、打倒卖国贼的进步戏剧，影响很大。他还组织盐城地区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学创办刊物《建湖渡》，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选编文稿交其二弟宋玉生（即我二叔，当时在上海读书，现为四川外语学院退休教师）通过邵力子在《民国日报•觉悟》栏不定期的发表。

1925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后，就在我祖父创办的亭湖中学二院（亭湖中学设宋村，“二院”是后设的，校址在盐城城内健康路。盐城沦陷后，“二院”即停办）任校长。当时，我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坐窥成败，妄图实现其瓜分的目的，国家、民族蕴藏着灭亡的危机。父亲在我祖父爱国思想的影响下，一面教育学生奋发读书，励志图强；一面配合祖父撰写杂文，主动办过“亭湖汇刊”和《新公报》，发表不满当时社会现实和讽刺蒋介石政府的文章，借以揭露社会黑暗，唤起民族的觉醒。因此，触怒了当局。后来，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我祖父和父亲。祖父和父亲被迫离开盐城，途经上海到广州避难。为了生活，经人介绍到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负责《新声》杂志编译工作，又因对当时现状不满，不久即辞职仍回家乡亭湖中学。在广州，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了纪念祖父和父亲为爱国而避难广州，就给我哥哥起名叫“广州”。

外国人诬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使我中国人民遭受莫大的耻辱。父亲为此曾提出“发展体育，洗雪国耻”的口号，加强学校的体育教学。他不惜重金，在亭湖中学置办了各种体育设备，单球类就有篮球、足球、网球、台球、铅球；田径有标枪、铁饼、单杠、跳高架、越墙、攀登和秋千等，几乎应有尽有，并在学生中积极开展体育竞赛活动。我还记得，学校操场相当大，下午课后学生都到操场进行各种体育活动，我父亲也时常参加。学校聘请了专职体育教师，除正常教学外，还和兄弟学校开展体育比赛，亭湖中学屡赛屡胜。在亭湖中学校史上，该校毕业的学生，不管是智育或是体育，都是江苏全省的佼佼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亭湖中学城、乡两校合并，校址设宋村。这时侯，我祖父年事已高，只担任名誉校长，实际校务工作的重担，全由父亲一人承担。他秉承祖父的意志，办起了髙中。1938年盐城沦陷，新四军挺进苏北，不久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府。1940年，中共盐城县委派赵定同志作为民运队学生工作组组长进驻亭湖中学，父亲热烈欢迎，并号召全校师生积极参加民运同志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这时，亭湖中学出现了鼎盛时期。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父亲将学校课程设置作了重新安排，增加了政治课和军训课，语文课也补充了抗日民主教材。还组织了文娱宣传队，鼓励我们子女参加，记得哥哥和我先后都曾是宣传队骨干，演戏，唱歌，跳舞，开展抗日民主宣传活动。1940年的暑假，父亲亲自率领师生到建湖县芦沟寺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夏令营活动。这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政治、军事、文化三结合的大课堂。两个多月的学习，包括我父亲在内，师生们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提高了政治觉悟，不少人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有的直接参加了新四军。我听父亲说过：“芦沟寺夏令营，使我开始认识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从此，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为他以后的道路和事业奠定了基础。

1941年，秦南镇被日伪军占领，宋村受到严重威胁，亭湖中学被迫停课了。父亲眼看学校停办，学生失学，痛心疾首，日不思食，夜不成眠，束手无策。后来，他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健儿开展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很受启发，便把亭湖中学办成“游击”学校，教室设在僻静的民房里，教师分散教学，敌人来了，就地隐蔽，敌人走了，继续上课。

秦南的日军，得知我祖父和父亲是盐城一带的社会知名人士，并且拥共反日，便企图用高官厚禄引诱，收买我祖父和父亲，以达到他们“以华治华”、伪化盐城的目的。我祖父和父亲旗帜鲜明，拥共抗日的立场不变，办学意志不移。敌人恼羞成怒，在下令停办亭湖中学的同时，伺机要杀害我祖父和父亲。由于汉奸告密，1942年3月的一天早上，我祖父不幸被捕。

当秦南的日本鬼子，将我祖父反绑在地下室柱子上残酷迫害的时侯，父亲痛苦非常，但当敌人提出，只要我父亲去，就可将我祖父放出……父亲则秉承祖父之嘱咐：“我被俘，不赎票；我遇害，不收尸。”他斩钉截铁地表示：要我去，坚决办不到！

不能办亭湖中学，父亲又办起了“志成补习学社”。社址先在宋村，后来转移到石庄和时扬，仍以游击形式跟敌人周旋，并组织学生会，组织学生生产劳动，自己烧饭，自己管理自己。志成补习学社，实际上是不挂亭湖校牌的亭湖中学（编者注：经查档案资料，该社一度被敌人暗中利用，直至1945年破案后，宋我真同志才知被人利用了）。

我祖父因被故人逮捕迫害，脱险后伤病交加，于1942年12月10日不幸逝世。民主政府为了纪念我祖父，把亭湖中学改名为“泽夫中学”。

泽夫中学是民主政府领导的，用我祖父的名字为校名，父亲仍旧担任校长。因此，许多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来校读书，寻求革命真理。我父亲更加勤奋工作，团结教师，认真教学。在那战争年代，尽管环境恶劣，学校设备不全，但是教学质量还是很高，许多学生毕业后参加了革命队伍，当年的泽夫中学有“革命摇篮”之美称。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了，同时在革命老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许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教师，因为害怕斗争纷纷往南跑了。我父亲虽是教师成份，历来办学教书，为人和善，处世谦恭，但毕竟出身地主家庭，属斗争对象。是走呢？还是留下呢？我们家的亲友基本上也都巳跑往上海。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经过深思熟虑，毅然作出选择——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跟着共产党，誓死不变心。

记得母亲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194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个陌生人划船来到我家，自称父亲的一个学生要他来找父亲去蒋管区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并说我父亲的学生很多，都很关心，我们子女还可以去上大学。母亲怀着惧怕的心情将这些情况告诉父亲，父亲表示只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走定了。他相信自己一生没做过危害人民的事情，人民终究会理解他的，不久，他主动带着母亲由时扬庄回到宋村，接受人民的清算和斗争。尽管群众有些这样、那样偏激的做法，他也从无怨言，群众运动刚结束，他立即又赶去时扬到学校上课。土改运动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剧烈的，无情的。父亲坚定不移地经受运动的考验，他说：“革命行动不是打倒我这个人，而是打倒我家庭所属的这个阶级。”

父亲通过土改运动，更加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群众，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在解放战争决战阶段，他支持我哥哥和我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入伍后很快都参加了党组织。1950年，我弟弟在盐中高二读书，才16岁，即报名参军，父亲知道弟弟年龄不够，但仍积极支持，并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这年寒假，他以自豪和思念之情，偕母亲与小妹到部队分别看望我和兄、弟三人。

1950年，领导上调我父亲到淮安师范当校长。当时，他巳年过半百，体弱多病，但他老当益壮，上依靠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师生，勤奋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培养人民教师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父亲在淮师工作期间，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从不居功自傲。学校师生的食堂、宿舍以及生产园地，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他和学校的其他领导，定期深入课堂听课，勉励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当遇到教师病、事假来不及调课时，他就自己走上课堂讲课。但是他毕竟年岁大了，力不从心了，同志们劝他多休息，少管事，但他仍是这样的闲不住。1958年淮安建立农业大学，组织上调他去农大任校长。当时，有人劝他归队，并让他到正规大学去当英语系主任。英语，是他所学的专业与爱好，平时也一直未放掉这专业，学校行政工作那么忙，他还利用工余时间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译成英语……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组织分配，愉快地到农大上任。服从组织，是他一贯的思想，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得失。

父亲在教育岗位上度过近四十个春秋，他几乎没有寒暑假，不分上下班，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学校的发展，学生的成长，是他最大的欣慰和快乐。同时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解放后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他在学校中薪水算最高，谁有困难他知道后都帮助。据母亲说，他曾长期补助一个家境困难的学生，借给别人的钱，对方不还他也不要。还听母亲说，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一天晚上，母亲炒了碗蛋炒饭给他吃，他不仅不吃，且很生气地说：“我在大会上要求大家吃苦，克服困难，我自己怎能偷偷地吃蛋炒饭！”他对不正之风坚决予以抵制。有一次，农大附设的酒精厂负责人请客，请他去，他坚决不去，并对他们进行批评。他自己住在学校，吃在食堂，穿的是土布衣服，没有一分钱存款，家中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脚柜，他仅有的高档物品是一只手表，一台收音机，还有一件短皮大衣，都是我送给他的。他生活上从不追求，且生活得很快活，很乐观，他坚信自己的工作，党和人民最了解，他曾对我们子女说过：当我做了一些工作，做出一点成绩，就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并给予崇高的荣誉。的确，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他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表扬和奖励，先后当选和被推荐为省、县两级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1957年父亲被批准加入了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960年他代表淮安师范去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

父亲积劳成疾离世太早了，他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精神财富。在他终身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精神的影响下，1953年我由部队转业地方，主动要求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在党的培养和父亲的言教身教之下，我们兄妹4人都是共产党员。父亲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子女的心中，也永远活在广大校友的心中，他的业绩必将载入新中国人民教育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