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 / 谈沅

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 / 谈沅

我的祖父谈荔孙（1880－1933）是大陆银行创办人，也是旧中国出生淮安的三大著名银行家之一（另两位是周作民、朱虞生），对我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有过不少建树，有关文史资料对他的业绩已有所记述。

祖父逝世时，我才七岁，距今已56年，印象很模糊。只记得他身材高大，和蔼可亲，日语讲得很流利，常和日本人交谈，但他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毫无好感，谈起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就愤愤不平。

他在北京（当时称“北平”）逝世后，灵柩曾用专列火车运到镇江，再用民船经运河运到淮安，举行了隆重的丧礼。1933年冬与我祖母王氏合葬于淮安南乡丁小社。当时我虽年幼，也跟父辈一道南下参加葬礼。1984年，墓地要开河，我家把祖父母的遗骨火化后移葬于祖籍无锡青龙山公墓。

这篇祖父的传略，是以我父亲谈公远先生（曾任大陆银行总经理。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处副处长）未曾发表的遗著为蓝本，并参考其他有关资料补充整理而成。我很感谢淮安市政协对我祖父个人历史的重视，愿他在旧中国金融界积累的业绩，能对我的故乡——淮安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四化”的进程中，起到一些借鉴作用，这将不仅使我们后裔感到荣幸，亦足以告慰我祖父在天之灵。

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

谈荔孙，字丹崖，祖籍江苏无锡。1880年（清光绪六年）出生于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市）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谈荔孙的祖父静山先生曾在淮安作幕僚，后去四川任夔州知府，解职后返回淮安定居。静山先生因对官场灰心，嘱子孙“不入仕途”。其时清政府日趋腐败，封建政体濒临崩溃边缘，而东邻日本却因“明治维新”，国势蒸蒸日上。静山先生深知国家兴盛，全赖人才培育。1891年由四川返淮后，毅然捐资创设“谈氏东文学馆”，专程赴沪延聘日籍教员二人。学员除谈氏子弟外，兼收外姓青年，周作民、陈福颐、路孝忱、林有任等均系经该学馆培育过的人才。静山先生之子亚蘧先生曾捐得山东候补知府虚衔。谈荔孙幼年入私塾读书，1892年进自家东文学堂学习基础学科和日文，1896年毕业后转入江南高等学堂学习四年。1900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为了遵守“不入仕途”的祖训，自选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今日本东京商科大学），攻读银行经济专业。由于日文巳有基础，加之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毕业后又在日本银行实习。当时同学中有钱永铭（新之）、吴鼎昌（达铨）、王冶昌等人，尤因和吴鼎昌同住一个“贷家”（日语，即“房东家”），感情更为融洽。日本同学中有大仓财阀的嗣子大仓喜七郎。大仓财团当时在日本拥有化工、制麻、制革、酿酒等企业，并设有注重实践的大仓商业学校。日本入侵我东北三省后，大仓又在辽宁投资经营煤、铁矿等多种实业。荔孙先生受大仓经营企业方针的影响很深，回国后便毕生从事开拓我国的金融资本，用以扶助工商业的发展。

1906年，谈荔孙学成回国，应当时担任该校监督的南通状元张謇之聘，任南京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任银行科主任教习。他采用大仓学校的方案，开办银行实践室，培植了不少银行会计人才，其中很多同学后来成为我国银行界早期业务骨干。

1908年，谈荔孙应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科举殿试，授商科举人，派任度支部主事职。他恪遵“不入仕途”的祖训，坚请调离。时值清政府刚刚设立大清银行，便调他任该行稽核之职。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谈荔孙应聘赴南京财政部供职，管理军用钞票的发行、流通事宜。1912年2月，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谈亦改任中国银行总行计算局局长，为该行创建新式会计制度；后又转任国库局局长，负责拟订国库管理制度。

1915年，中国银行行使国家银行职权，收回各地的财政权，并扩展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业务，派谈荔孙去南京筹建分行。分行建立后，谈任第一任行长，并次第在汉口、九江、安庆、芜湖、镇江、无锡、徐州、苏州、常熟、杭州及淮阴等地设立分支行，除经营工商业信贷、货运押汇等一般业务外，主要代理国库并发行印有省区名如苏、浙、皖、赣、鄂等字样的中国银行纸币，局限于各划区或省内通用。

1916年，袁世凯酿酝帝制，为筹集军饷，由津京两地的中国、交通两行滥发纸币，人心惶惶，因而发生挤兑风潮。当时，北洋政府非但不设法平息，竟明令停兑，致风潮益形扩大，一时市面混乱，两行钞票贬值竟达50%左右，使持有者蒙受巨大损失。不久，风潮波及长江流域，如不及时加以遏止，势必影响整个两行的信誉，同时也关系到中国金融界的前途。于是谈荔孙当机立断，联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宋汉章、张嘉璈（公权）两先生，拒不执行“停兑”的决定，并商得当时坐镇南京的北洋政府副总统兼长江巡阅使、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同意，以省库为担保，无限制地收兑中、交两行的地区性纸币，致使风潮逐渐平息。这一果断措施，既维护了中、交两行的信誉，也避免了持有者的损失，使冯国璋深深感到谈荔孙的理财手腕与决策能力，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社会上也广为传诵。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以副总统继黎元洪任代理总统，派其旧日同事冯耿光为中国银行总裁，翌年调谈荔孙任北京中国银行行长。这时冯国璋为扩展自己经济实力，有意组织私营金融机构。而这时荔孙先生也感到在国家银行工作，政治气氛太浓，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能，渴望办一商业银行，又苦于缺乏资金。冯、谈双方的意愿，均为冯的亲信、也是谈的挚友、江苏省警务处处长兼南京警务厅厅长王桂林所悉，经王的穿针引线，由冯国璋投资二十万元，由冯的副官长张调宸代表出面，并拉拢冯的僚属李纯、齐燮元等各认股十万元，扬州盐商贾颂平认股五万元，还有一些零星小股，共筹得资金三十八万元。由谈负责组建商业银行，在征得冯的认可后，定行名为“大陆”。遂以股金额一百万元，实收五十万元，向北洋政府财政部申请注册，一切验资和颁发执照等手续，由于冯的关系进展得很顺利。

1919年3月，大陆银行正式成立，设总行于天津，同时设立北京分行，并成立董监会，推选谈荔孙为董事长，张调宸、王桂林等人为董、监事。1920年4月，安福国会开会期间，有人指责谈身为中国银行行长又兼商业银行董事长职务，公私不分，于法制不合。荔孙先生于是毅然辞去中国银行行长职务，专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从此专心致力于大陆银行经营管理的业务达十四年之久。他经营大陆的指导思想是以储蓄业务为主，吸收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运转调剂，扶助工商实业，借以把大陆银行建立为一个大仓式的中国企业。

1920年3月，大陆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及国内外汇兑外，大陆北京分行又首创保管箱业务。当时出租保管箱，不要说其他城市没有，即以北京来说，除设在东交民巷的外商银行偶有办理该项业务外，在其他华商银行中也是有独无偶。以后，各华商银行相继仿效，迅速遍及各大都市。不久，津沪两地分行除信贷与储蓄业务外，分别设立保管、信托两部，除经营保管箱业务且兼营露封保管、有价证券买卖及房地产经租等。为保障储户利益，1922年又专设独立会计核算的储蓄部，并增设多种储蓄业务。其中如“特种定期存款”，规定一次存入151.51元，十五年到期可得本利一千元。在当时充满动荡不安因素的旧社会，深受储户欢迎。开办当年仅天津一地即有储户一千一百余户，1932年增至六千三百余户，以后逐年增加。在此期间，大陆银行的存款总额经常保持在2000万元以上。同时又在一些大城市建立分行。

1922年，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便利客户，谈荔孙指示天津分行在全市劝业场、梨栈、小白楼等地开设六处支行，在同业中又创先例。嗣后北京、上海、汉口、南京等分行也分别在市内，以及在济南、青岛、滕县、苏州、杭州等地设立支行。当时北京为首都所在地，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专院校林立，教职员工众多，但校址大多离市区较远，附近从无银行机构设立，因此大陆北京分行首先在清华、燕京、辅仁、北大以及工农医科等处遍设办事处，既方便了广大师生储金的存取，又吸收了大量的游资。

大陆银行将吸收来的存款，投放给工商企业，向以稳健著称。如1927年天津发生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事件，京津各行庄受累甚多，而大陆银行对于发放贷款向抱慎重态度，每笔放款事先都经过深入调查，决不轻予借贷，因此在协和倒闭案件中，没有受到牵连。这与谈荔孙在处理业务上稳健而又大胆的工作作风，也是不可分开的。

在1915年中、交两行停兑风潮之后，人民对纸币缺少信仰，因而拥有钞票发行权的商业银行，常常遭到挤兑浪潮的袭击。当时被称为“北四行”的大陆、中南、金城、盐业为北方银行中资金雄厚的四家商业银行，其中中南银行为侨资而拥有纸币发行权，但独家发行，还很难取得社会上的绝对信任。1921年，“北四行”创设“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设立“四行准备库”，以四行的资金支持保障中南银行纸币的发行。从此中南发行的钞票声誉卓著，四家银行的业务也蒸蒸日上。在此基础上又合办“四行储蓄会”，累年积有盈余，从而在上海兴建当时被称为远东摩天大厦的二十四层高楼——国际饭店。这标志四行合作创业的精神，也体现了创办人的雄图大略。

旧中国银钱业的放款业务分抵押放款和信用放款两种，钱庄以信用放款为主，而银行则以抵押放款为主，抵押品又以实物为主，很大部分是以仓储商品的栈单为抵押凭证。因此，创建仓库成为银行开展放款业务的重要环节。1925年大陆天津分行为了与垄断当地进出口业务，而设有四大仓库的英商平和洋行竞争，在万国桥堍自建四层楼大型钢筋混凝土仓库两座，除经营一般仓库业务外，主要做本行栈单的抵押放款。客户为了便利起见，也乐于在大陆押款，一次交易可承担两项业务，关于利息与折扣又可获得特殊优惠，因而深受客户欢迎，业务发展迅速，每年押款业务均在1000万元以上。而平和洋行的业务则一落千丈，最后不得不将所属四大仓库租赁给大陆经营。大陆上海分行也自建仓库于苏州路。1928年押款达810万元，仅次于津行。与仓库业务有密切关联的保险业务也同时兴起。荔孙先生于1931年倡议大陆与金城、中南、交通、国华等银行合资创办太平保险公司（后来东莱银行也参加），主要承保本身押款的保险业务，使本系统权利不外溢。此外大陆银行于1925年拨出美金25万元在天津设立大陆商业公司，由颜惠庆任董事长，李倜夫任总经理，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开始业务尚称发达，可与外商进出口公司竞争抗衡，后因谈的逝世而收缩停业。

1931年春，谈荔孙已患高血压症，仍不顾医师的劝告，亲赴黑龙江调查大豆产销情况，经过详细分析、研究，决定在产地创设大型榨油工厂，可日产豆油1000－1200担。返北平后即与德商西门子洋行签约订购日产1500担油的全套榨油设备。后来从好友何澄处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侵华战争，第一步目标为东北三省。荔孙先生当与各方磋商，

中止合同的执行，大陆银行因此损失定金15000元美金。可见国难当头，民族资本的发展也就更加困难了。

但是，谈荔孙投资实业的信心仍未稍泯。1932年春，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请，大陆与天津中国、交通、金城、北洋保商五家银行联合借贷十万元，筹建绥远毛纺厂，采用当地羊毛，产品销售平津与西北各地，为内蒙毛纺工业奠定基础。

谈荔孙恪守祖训：“不入仕途”，一生从未加入任何党派，毕生兢兢业业从事银行事业。他以引进日本银行的经营和会计方式，从实践中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1929年春，他在董事会提议调整人事，聘用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担任银行各级领导工作。但董事会成员多为军阀、宫僚的代表，而需要淘汰的冗员或不能称职的人，又大都是他们通过私人关系塞进银行的无能之辈。董事会对荔孙先生改革人事的建议既原则同意，又以“暂缓实行”来敷衍。他虽受此挫折，仍不气馁，又制订计划打算在总经理室增设顾问室，延聘学者、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人士协助指导全行工作，从领导核心开始整顿。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他于1933年2月因患脑溢血症突然逝世，终年54岁。这是大陆银行的不幸，也是旧中国民族金融事业发展中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