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周作民先生 / 邵怡度

我所知道的周作民先生 / 邵怡度

周作民先生，江苏淮安人，是一位拥有经济实力和广泛影响的我国金融界的著名人士。1951年6月，周作民先生响应党的号召从香港返回刚刚解放的新中国。抵达北京后，由乔冠华陪同，晋谒周总理，受到总理的热情接待。互相握手时，总理连声说：“欢迎，欢迎！”又说：“你我同乡又同姓，也许是同宗嘛。你比我年长，是老前辈哩。”周先生很激动地回答：“不敢当。”总理摇摇头说：“我们家乡很穷困，你我都多年没有回去，很想去看看。”周先生说：“全国解放了，家乡也会跟着富起来。”对于这次富有意义的会见和对话，周先生永记难忘，后来还时常向我们谈起。

我从1933年开始追随周先生近二十年。兹就见闻所及，谨对周先生的一生事迹作片断的记述。

一、家庭身世和不断进取精神

1、身世简历

周作民先生又名维新，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生于淮安（当时为淮安府山阳县——编者）一个书香门第。

父周佩玱先生，清举人，在安徽做过一任知县，文才杰出而性格清高，终身穷困潦倒。周先生自幼受家教薰陶，勤奋好学，才思敏捷，下笔成文，并擅苏（东坡）体书法，早年受知于刘铁云（鹗）、罗雪堂（振玉）两位乡前辈。他于1906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经济。1908年因官费停发，被迫辍学回国，在南京政法学堂担任翻泽。辛亥革命后，先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科长。1912年南北议和随政府迁往北京，得到北洋政府前后两任财政总长熊希龄和周自齐的器重，擢升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兼部派驻交通银行国库稽核，因业务关系结识了任振采（交通银行总行协理）和胡笔江（北京交通银行经理），交谊深切。1915年财政总长易人，周先生离部转入交通银行工作，担任过芜湖分行经理和总行稽核主任等职，成为“交通系”重要人物的一员。

2、不断进取的精神

周先生在接受启蒙教育时，深受封建道德观念的影晌。侍人接物，宽厚严谨，对长者受惠不忘，感德图报；对小辈鼓励勖勉，视同弟侄，养成他一生纯厚的思想品德。

留日期间，他看到“明治维新”给三岛小国带来了繁荣和昌盛，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激发了他的爱国情绪和振兴中华的志向，取名“维新”即本此旨。他又目睹日本三菱、三井等财团，在发展工贸，振兴经济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也鼓舞了他的事业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汲取邻邦经验，学以致用，奠定了他创办银行的决心。回国之后，他不留恋于政府的一官半职，殚思极虑，为创立和发展金融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志愿终于实现了。他经常勉励我们说：“为人要有事业心，要不断进取！”实际上这也表现了他一生奋斗的精神。

二、金城银行的创立和发展

1、金城的发起和创立

金城创办时，原定股本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中军阀、官僚股份占90%以上，其余为金融业者和工商业者投资；1919年实收200万元，军阀、官僚占82%；1922年实收500万元，军阀官僚占62%；1927年实收700万元，军阀官僚仍占50%。可以看出，军阀官僚的投入股份始终是金城资金的主要来源。而周先生本人历次的股额并不大，但他从金城创立起一直担任总经理三十二年，并兼任董事长十多年。掌握金城经营管理的大权。他以金城作为他毕生的唯一事业，而金城的一切业务、事务，也受到他的真接影响。

金城银行创立于1917年5月，取名于“金城汤池”之意，由北洋军阀、官僚倪幼丹（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子）、王祝三（安武军后路局督办）和吴达铨（天津造币厂监督）等以及“交通系”人物任振采、胡笔江和周作民等共同发起。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不暇东顾，我国民族工商业趁机勃起，兼以北洋政府财政支绌需要银行通融资金。同时，军阀官僚亟需为其所搜刮的民脂民膏谋取出路，“交通系”人物为了摆脱官办银行，另辟基地，巩固其金嫌权位，也需要创办私营银行，以适应各方面的要求。金城银行就是趁这个有利时机创立起来的。

2、金城业务的发展过程

金城在创始时期，为拉拢北洋政府、军阀宫僚及交通银行的关系，机构中心在华北，设总管理处（下称总处）于北京，设总行于天津，并在上海、武汉、郑州、大连各地设置分支行处二十余所。北洋政府垮台后，周先生通过政学系和江浙金融界人物张岳军（群）、吴达铨（鼎昌）、钱新之等关系，靠拢南京国民党政府。总处、总行迁往上海，机构、业务中心随着南移，先后扩充分支机构达五十余所，遍及各重要城市，成为全国性私营银行之一，并在香港设行，马尼拉设办事处，又与伦敦、纽约各外商银行有业务往来。同时，为了增强金融实力，金城与盐业、中南、大陆三行合组“联合营业事务所”，当时称为“北四行”，共同创办“四行准备库，”以中南银行名义发行钞券（当时中南系侨商银行，可取得发钞权）。继又设立“四行储蓄会”，吸收社会游资。当年轰动上海滩、号称东方第一座的廿四层摩天大厦的国际饭店，即由四行储蓄会所建造。这个引人瞩目的庞大广告，也提高了“北五行”（“四行储蓄会”后改组为“联合银行”，加入原“北四行”，改称为“北五行”）的社会声誉。

抗日战争中，国土逐渐沦丧，交通阻断，金城除在沦陷区撤并一些行处外，又在重庆另设总经理处，就近统辖大后方业务，下设东南、西南、西北三个管辖行及分支行处共二十三所。

由于机构的不断扩充，业务也随着不断发展。金城创立初期，以社会信誉未立，采取稳慎前进方针。经营业务主要靠购取北洋政府债券和各省军阀的存放款，获得较大盈利。同时，也得到交通银行的大力帮忙与支持，交通把在天津设立的代理国库分库，不设在本行，而设在金城内，并由金城稽核长吴延清兼任分库主任。交通调津库款，不全存库内，金城可加使用，因而为金城增厚资力，并将调拨军饷、代售日元和西原借款中的权利，也分一部分给金城代办，赚取汇水及回扣颇多，从而增加了金城的收益。

金城业务扩展后，除努力招揽大客户外，也不放松对中小客户的争取，并先后设立营业、储蓄、信托、保管、证券和经济调査各部室，分别经营各项业务。所以在时局不断变化、同行竞争剧烈的情况下，金城业务经营仍能保持着延续进展趋势，居全国私营银行的前茅。但因后来受法币、金圆券加剧贬值的影响，表面上存放款数额迅速上升，但若按历年黄金折价计算，实际上有显著下降的趋势。加以机构臃肿，人员增多，费用加大，盈余也逐年减少。

3、扶植民族工商业

周先生开拓业务的宗旨，不单纯为金城本身，投资目的也不单纯为银行谋求资金出路。主要是汲取邻邦经验，通过银行的雄厚资力，来扶植、发展我国的民族经济。因此，他的投资重点，是面向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历年平均投资、放款、承购股票、债券及各种担保业务，均占资产总额的半数左右。采取方式有自营或合营，单独投资或联合投资等等。直接自营或联营的，如通成公司、天津航业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和诚孚信托公司等企业；直接投资或联合投资的如大生、北洋、恒源、新裕等纺织工业；中兴、开滦、井陉、六河沟等煤矿工业；大丰、寿丰、中兴等面粉工业；永利化工、久大精盐、启新水泥、丹华火柴、天厨味精等化学工业；渝鑫、利人等钢铁工业；以及民生轮船公司、中华造船厂等交通运输业。其中大多数企业在当时为抵制日商纱厂、英商卜内门、怡和、太古等在我国的垄断，夺回了利权。有些企业在今日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仍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此外，金城对旧铁道部及平汉、平绥、陇海、浙赣、粤汉等路局，也做了单独或联合投资、放款、承购路债和向外商购料期票的外币担保等业务，数额亦较巨大。在好多次联合投放中，都推金城为代表行。1940年金城曾派我飞往重庆，陪同当时担任金城重庆分行经理的徐国懋先生，向铁道部清理各项铁路部局的债务，鉴于国难深重，财政支绌，银行方面作了较大幅度的让步。

金城在扶植民族企事业的同时，对农棉生产和城乡小本经营也给予大力的援助。金城联合清华、南开、金陵、齐鲁各大学和平民教育会在定县设立华北农业研究改进社，投资一百余万元，举办棉种改良和棉农贷款。又同交通、农民、上海、浙兴等行联合陕西省棉产改进所组织中华农业贷款团，在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省设立棉花产销合作社十六所，发放农村贷款一百八十余万元。在调剂农村金融，促进棉花产销，起着一定作用。金城又与北京市政府合办市民小本借贷处，融通短期小额、低息资金。金城又先后在南京、镇江、苏州、青岛等市单独推广此项小本借贷，搞活城镇经济，深受小经营者欢迎。全国解放初期，金城配合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与各同业合办耕牛农贷、肥料贷款和小本借贷，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金城历年经营业务的重点，对国计民生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解放前因受法币、金圆券两度恶性膨胀的严重影响，金城也同其他银行一样，不得不把部分资金投入黄金、外币、证券的买卖，借以保护股东利益和维持银行本身生存。解放初期，私营银行清产核资时，金城因对民族工商业投资较多，资产估值比原有增大。周先生放下心说：“我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也算对得起金城股东了。”

4、经营管理方式方法

金城是旧中国的一家私营银行，也是民族金融业的一个典型。它的经营管理在周先生主持下，具有一套独特的方式方法。

（1）顾客至上，服务第一

不论是机关、企业或个人，也不论是大、中、小客户，凡是惠顾金城的，都是银行事业的靠山，全体职工的衣食父母，都应当竭城接待，不得怠慢。这是金城的服务要旨。具体措施有：严格要求柜上职工做到礼貌待客，手续快速，不嫌烦琐，和气对话，热情接待。派出营业员（跑街）上门服务。专设接待室，洽谈业务。遇到特殊客户，由经理或副经理亲自接待，适当提高利率，简便手续，用化名开户，为顾客保守秘密等。从而方便客户，广揽客户，受到顾客欢迎，做到近悦远来。

同时为了提高银行信誉，利用旧社会爱慕虚荣心理和传统的人际关系，采取“花小钱进大财”做法，不惜耗费重金建造高层豪华行屋。如在上海江西路200号原金城总行，用大理石装饰的两层柜面，富丽堂皇（近年交通银行在沪复业就购用金城旧址）。又如北京西交民巷的原金城北京分行，则用花园式构造，优雅爽目（后为人民银行总行使用）。并经常通过宴饮打牌、包厢听戏，广为交际，拉拢客户。当然上述一些做法在旧社会是行得通的，而且也取得一定效果，今日看来，不足为例。

（2）统一调度，互相协助

金城的经营管理，是由总处总行统一调度。一方面，在平时可以积聚资金，集中使用；另一方面，在时局动荡或银根吃紧时，也可挤盈补缺，共度难关。同时，根据各行处的不同优势和条件，各自扩展其有利业务，做到平衡发展。并在各行处之间，以及与各有关投资企业之间，互相推介业务，融通资金。如银行吸取保险公司存款、货栈存放银行押品等等，形成纵向横向的整体组合，做到层层负责，提高应变能力。

（3）改进人事制度，严格内部管理

初创时期，规模较小，除少数高级人员聘用留日人才外，一般职员，多由同乡戚属或有关方面推荐采用。扩展时期，改变了过去的“用人唯亲”为“用人唯贤”，多方延揽留学各国归来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委以重任，付以专职。一般职员则改为招考国内大、中学毕业生，加以培训，录取聘用。并选拔少数在职人员，资送出国进修深造。这些人才都具有专业知识、实用能力，成为得力骨干，不但在当时扩展经营、增强竞争上发挥作用，而且有些人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上，仍能作出贡献。①

同时在内部管理中，也进行了改进革新。制订一整套的规章制度，便于执行和考核，做到职责分明，奖惩有则，大大提高了职工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在职工待遇上，高低级别之间，虽存在很大的悬殊，但一般标准，比起各同业，金城还是较高的。解放前夕，当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跃上腾之际，金城总处曾拨出一部分外汇资金，作为各行处“应变费”，用外币折合发放工资，并拨款购办柴米油盐，以照顾同仁及家属的生活福利。

（4）重视调査研究，摸清市场情况

金城专设调查科室，聘请统计专家刘大钧担任顾问，并延聘一些经济人士及调查人员协同办理市场调查、经济研究等工作，并剪贴国内报刊有关资料，翻译国外讯息，编制长短期统计报表，分析过去，掌握观在，预测未来，提供经济消息，作为经营决策参考。在扩展业务、掌握应变上，取得较大效果。此项调査研究工作，在当时同业中，尚属罕有。

三、解放前的政治活动

1、委曲求全，拉拢关系

金城创立三十多年，经历了北洋政权、国民党统治、敌伪组织和解放后人民政府等巨大政治变动。作为一个私营银行，势难躲避各个政权的管辖与干预，何况银行是一块肥肉，更脱不了有权势人物的垂涎与贪婪。周先生为了维护金城事业的生存、发展和保全他自己的金融家地位，不得不公开或隐蔽地渗入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委曲求全，周旋应付，煞费苦心。

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官僚，除倪、王两家外，还有执政或在野的总统、总理、部长以及割据一方的督军、按察使、统领等，如黎元洪、冯国璋、徐树铮、曹汝霖、张作霖、韩复榘、孙传芳、卢永祥等当权人物，都与金城有往来。有用个人或由亲属具名，或用化名记户，购入金城股票及存放、透支、押款，是金城的大主顾。那时侯，我还未进入金城工作，只据传闻略述如上。

国民党统治时期，周先生转移目标，靠拢蒋政权，就近在南京设立分行，探消息，搞关系，并曾亲上庐山会见过蒋介石。虽然没有在政府中当官，也先后但任过“四路（京汉、京绥、陇海、津浦）整理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政务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委、“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咨询性职务。当时周先生对国民党政府深寄厚望，并曾献策，提出公私银行联合发行、限制贸易入超、防止白银外流等金融治标方案，但遭到一心投靠英美的孔祥熙、宋子文等官僚资本财团的阻挠而未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进迫华北。蒋介石谋求妥协，利用周先生是“日本通”，暗中与日本军阀、政客联络。1935年蒋派出以吴达铨（鼎昌）为团长的赴日经济考察团，周亦团员之一。1936年组织“中日贸易协会”，周担任会长，日本儿玉谦次任副会长。抗日战争开始，国土大部沦陷，南京敌伪组织成立，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在高喊抗战到底的同时，蒋实际上与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汉奸政府暗中都有联络。周先生也接受了秘密任务。汪在上海接见过周先生，陈公博、周佛海曾多次出入金城银行。抗战行将结束，杜月笙的门徒徐采丞，既是军统特务，又和日方勾结，曾在周先生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住宅，装设秘密电台，经常与重庆通报。在日本宣布投降时，蒋介石颁给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条款，以及戴笠委任周佛海为特别行动队总队长等密电，都是由这个电台转发的。周佛海接受此项任务后，经常与周先生密切联系。当汪伪政权粉墨登场时，上海英文晚报曾报道“周作民将出任财政部长”。我们拿报纸给周先生看，他笑着说：“那是亡命之徒干的，我不会干。”可见他与各方面拉拢关系，是为了维护金城事业，不得巳而为之。他不愿在任何政府里做官，也坚决不当汉奸。当然在旧社会里，他的思想、行为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也是不足为奇的。

2、八面玲珑，屡处险境

周先生处世之方，可谓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走钢丝”上，也曾有几次陷入窘境。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香港。日本宪兵突然把周先生拘禁于香港饭店，不准与外人接触，随后想利用他为日方效劳，演了一出《捉放曹》，不久又把他释放，送回上海。抗战胜利，军统特务又把周先生软禁在上海海格路某处，嗣经邓葆光上报戴笠，认为事出误会，立即送回寓所。又一次，汤恩伯部队包围周宅，戴笠闻知，迅派特务多人，驱散部队士兵，紧张的事态，遂告消除。周先生经此挫折，心神不安，亟商请张岳军（群）、吴达铨（鼎昌）等人设法，取得了蒋介石授意活动的证件作为“护身符”以后，才放心留沪。

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返回南京后，一批接收大员到处敲榨，金城首当其冲。京、津、沪三行经理涉嫌被传讯。金城为沪行经理吴蕴斋解脱罪名，花了巨款贿赂，最终改判徒刑，因吴患病获准保外就医，后在港病逝。立法院院长孙科借题勒索，为其姘妇向金城强做房地产钜额押款，后以法币不值钱，不加追还，以不了了之。有些立法委员也都得到馈赠。此时，财政部又对金城银行和通成公司进行清查盘核，经过托人、行贿，才把所谓在沦陷区投机倒把的罪名，加在通成身上，勒令停闭（通成后经改组，重新营业），金城得保无恙。“钱能通神”，一段戏剧性风波，就此平息。而金城已付出较大代价，也可见当时官场忘廉寡耻的丑恶面目。这一时期，周先生穷于应付，精力不支，经金城董事会批准赴美国疗养，并与欧文信托公司和花旗、大通两银行洽谈业务。

1948年周自美回沪，又值金圆券发行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供应内战军需，向人民加强搜刮，逼兑黄金、外币，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并派蒋经国协助上海督导员俞鸿钧来沪督导，实际上是由蒋经国专权办理。9月11日，蒋经国亲自传讯周先生。周声称金城早已遵令全部兑换，他个人仅有美钞二、三千元。蒋不相信，怒形于色，在屋内来回踱步，屡次拿起话机，有传人押禁周之意，旋又放下，厉声说：“我是问你个人，不是问金城；你个人只有这一点，谁相信？识相点嘛，不要你我脸上都不好看，我是有办法查清楚的。现在你可回去，好好想，非经我允许，不准擅离上海”。并唤秘书让周签署保证。周先生回来，心中七上八下，怕小蒋蛮干，拿他开刀，家也不敢回，躲进美国人办的虹桥疗养院避难。同时派徐国懋先生赶往南京，向张群、吴达铨、何淬廉等人求援，直通到蒋介石本人，事态才缓和下来，小蒋也不再来纠缠。但周先生为防万一，不敢留沪，乘上美国人陈纳德航空公司的飞机，避过检查，秘密溜往香港去了。

在政学系人物中，周先生与张岳军（群）关系最为密切，互相照顾，周先生在日记中称张为“生死挚友”。几十年来，张的确帮过周许多忙，是别人做不到的。当然，周也对张有特殊照顾。张的私蓄一直用妻子名义存在金城，取得各种优惠。张在上海陕西南路有一所私宅，抗战时期由周代为妥善经管。抗战胜利后，张偕妻子及随从医生赴美治病，周馈送十万元美金，并经常向医生探询张的病况，非常关心。可见他们两人确有超出金钱之外的诚挚友情。

四、思想转变与行动表现

1、解放前夕

自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发动大规模内战，野心暴露，穷兵黩武，祸国殃民，并通过滥发纸币，搜刮民财，法币发行额高达660万亿元的天文数字，金圆券也达到17.9万亿元，增加了34，000倍，破世界货币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同时也加速了蒋政权的崩溃与灭亡。兼以官僚资本集团实施垄断剥夺，使民族金融业受到多方面的压制和迫害，业务经营显现萎缩，所投资的事业也濒临困境。周先生对国民党政府逐渐丧失信心。早在1941年底和1942年初，上海沦陷区内的工商界曾组织《中国经济研究会》的学术团体，推选周先生担任理事长，成员有吴震修、谢寿天、吴承禧、陈伯流、司徒唐和吴春曦等经济界人士。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张执一同志，曾通过谢寿天关系接触过周先生，并有了联系。周想派人到苏北解放区了解情况，后因故未能成行。从那时起，周先生对人民战争，渐有倾向心理。他自美国回来，获得较多机会与在港进步人士频繁接触，更进一步地认清形势，转变思想，以求能与人民力量直接联系。他曾派陈伯流赴港与林默涵、章汉夫、潘汉年、许滌新等同志会晤。并多次以捐助印刷费名义，为林默涵所办的《群众》周刊解决了经费困难。由此，周先生直接与潘汉年会晤过好几次。后来潘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时，曾在原宋子良家宴请过周先生。

上海解放前夕，周先生接纳陈伯流等建议，由行方与职工代表合组“行务委员会”，共撑危局，保护行产，准备迎接解放。该会并共同研讨各项行务、事务和同仁福利等问题。当时，张执一同志曾争取周先生和在沪的其他金融界头面人物，留在上海，但周先生耽心国民党逼迫，决定暫时赴港。在港时，周曾同张公权、卢作孚三人合写一份有关金融方面的建议书，送交人民政府，表达其对党的爱戴和关心。同时周先生为装运华北解放区急需的药品、小五金等物资，并护送一批民主人士回国，曾用恒丰名义，以重金包租一艘外轮，由港开往天津，再装载煤块回程。该轮返港时值煤价骤跌，金城赔损港币六十余万元。周先生说：“虽然亏损很多，但金城能为人民做些事，也是值得的。”

2、解放初期

上海解放第二天，周先生在港给金城全体同仁发来一封“庆祝解放，安心工作”的贺电，表示他深受人民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对人民政府的拥护。他本人因患病并受各方面阻挠，暂不能回来，但还在遥控金城的事宜。195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在京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商讨如何调整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金融中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能适应新情况，配合政府，发展经济。当时周先生在港，指示金城率先申请参加官股，并要求指派公股董事，得到人民银行总行的同意，派陈穆、曾凌两同志为金城公股董事，并在京召开董事会，商讨行务。当时，金城业务萎缩，开支庞大，亏损增多，得到人民银行援助，业务逐渐好转，开支有所节约，才扭亏为盈。周先生深表感谢。此外，金城港行一度头寸紧缺，穷于应付，曾商请香港中国银行拨款支援，但须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才可办理。南汉宸行长知道此事，立即电示中国银行照办，从而帮助金城度过难关，更加深了周先生对人民银行的感佩。

1951年6月周先生在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感召下，终于接受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行长的邀请和金城全体同仁的电促，毅然由港回京。在金融界老一辈中，他是最先回归祖国的人。当时他可以留居海外作寓公，也可以重振旗鼓，另创事业，但他还是选择了这一条光明大道。这在当时留居海外与他同辈的金融界人士的思维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周先生回京会见周总理时，也坦白地向总理汇报，在他回国前，曾派人向张岳军（群）说明他归来的意向。周总理笑着说：“您和张先生是老朋友，应当打个招呼。我还要请你向留港的老一辈银行家张公权、陈光甫、钱新之诸位先生致意。共产党也欢迎他们随时回大陆看看。”周先生在京曾数度与南汉宸行长会晤商谈（那时我随从在旁作记录），南行长对他的爱国行动，给予很高评价。全国政协会议也以“特邀代表”名义，约请周先生参加，并经陈叔通先生带领进谒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在握手时说：“你是‘北四行’的人喽！”后来周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周先生在港时，由于“北五行”中有些人对公私合营，意见分歧。周先生曾指示，由金城先行合营。后经周先生多方斡旋，“北五行”公私合营联合总管理处才告成立，周担任董事长。1952年12月，全国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周担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周先生建议把这联合总处迁移北京，可就近接受人行总行指挥监督。经全体同意，联合总处迁京，上海除保留少数人员参加整顿外，一部分中级人员分批去北京，在人民银行总行指导下，进行短期学习，改造思想。我就在这次学习后，先后被派在当时一机部所属“上海工业管理学校”、“上海机器制造专科学校”、“上海机械学院”和“镇江船舶学院”教书。其余大多数人员分批留沪或支援西北，派在各地人民银行工作，金城在国内营业即告结束。香港分行仍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继续营业，业务不断发展。周先生为促进公私合营工作，起着较大作用。

3、捐献遗产

“三反”、“五反”时，周先生受到政府保护。但他对拖入运动的人员，认为是替金城和他个人受累，心中感到不安。1955年3月8日，周先生突患心脏病在沪逝世，享年71岁，葬于万国公墓（迁墓后今改为静安公园）。在他的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送了花圈，全国金融界人士也都表示深切哀悼，葬礼备极哀荣。

周先生生前收藏珍贵文物、书画很多，战争时期，他的大部分财物移存香港。1951年他由港来京时，未能悉数带回，1955年在他逝世后，他的家属得到人行总行的协助，于1957年陆续运回北京，并在故宫博物馆举行展览。他的遗存财物，家属秉承他的遗志，全部捐献国家。计有美金证券约25万美元，金城股票约人民币100万元，以及图书5300册，书画、碑帖、瓷器、铜器等文物1045件，受到国家文化部的褒奖。他的一生空手来，又空手去，留下声誉在人间，令人怀念景仰。

1987年8月，上海市政协为周先生新墓落成，举行仪式，由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上海市主委徐以枋同志主持并致词（讲话全文见附件——编者），认为周先生是一位有抱负、有魄力、有实绩的民族金融家，又是一位爱国人士，他能够跟随时代潮流前进，为促进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不懈努力和一定贡献，值得我们学习、追念。

注：
①如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国银行董事的徐国懋先生，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的王辛笛先生，现任中国国际信托贸易公司董事和监察人闵一民先生等，都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编者附注：
作者邵怡度，籍福州，现年78岁，住上海。193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同年考进金城银行并在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院进修一年。
解放前，历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处秘书，稽核处副处长，“北五行”联营总管理处副主任。追随周作民先生近二十年，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

附件
在周作民先生新墓落成仪式上的讲话
徐以枋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满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周作民先生的新墓落成仪式，表示对他的敬意和深切怀念。
周作民先生，江苏淮安人，生于1884年2月12日。他在1906年秋赴粤，入广东公学求学。1906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肄业两年半，因广东官费停发而回国。1908年秋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同时自学财政经济。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1912年3月临时政府北迁时，他随同去京，仍在财政部供职，1913年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时，擢升他为库藏司司长。因工作关系他结识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负责人，1915年经友人推荐，他任交通银行稽核课主任和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
1917年5月金城银行成立，周作民先生出任总经理，历三十二年之久，并兼任董事长十多年。他锐意经营，以金城银行为核心，掌管一部分工矿、交通及贸易企业。在他的主持下，金城银行放款主要投放于本行投资的企业和自营的附属事业。在工业放款中主要投放于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煤矿工业和面粉工业。他曾积极资助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实业家范旭东创办永利化学公司，并出任该公司董事长，又资助实业家卢作孚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并担任常务理事。此外，他还担任中华造船厂、新裕纱厂的董事长等职务，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一位拥有经济实力和广大影响的我国金融界的知名人士。
解放前夕，周作民先生居留香港，经常同进步人土接触交往，逐步认识国内外时事新的形势。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6月，他在党的方针政策感召下，接受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行长的邀请，由香港回到北京，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他是私营金融业在解放后最先回祖国内地定居的老一辈知名人士。
1951年9月，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五银行实行公私合营时，他出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1952年12月，我国六十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时，他担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我国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企业改造，实行公私合业，起了推动和带头的作用，为工商界所推崇和赞誉。
与此同时，周先生又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将他的资产美金证券约二十五万美元和金城银行股票约值人民币一百万元，连同个人历年收藏的图书五千三百册，名人书画、碑帖、工艺品等珍贵文物一千零四十五件全部捐献给国家。他的爱国行动，受到国家文化部的褒奖。
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先生病逝上海，终年七十一岁。在他的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都致送了花圈。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缅怀周作民先生的生平业绩，应当学习他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前进的爱国热忱；学习他创办我国民族工业的远见卓识和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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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字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摘自李先念同志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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