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七”事件前后的回忆 / 孙殿振口述　孙学龙整理

关于“三七”事件前后的回忆 / 孙殿振口述　孙学龙整理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夏，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不断进攻两淮。由于时局较紧，民主政府将原来的石塘、蚂蚁甸、平桥、施河四个小区并为一个大区——石塘区。王立先同志为区委书记，彭寿如、王法茂同志为正、副区长。区政府提出，坚决反对倒田倒租、收复土地，反对还乡团还乡，地方成立联防队、游击队，抗佃抗租，边打游击边斗地富坏分子。为此，我们成立了涧南大队，也就是石塘区的人民武装，由区委直接领导，我被任命为副大队长。

涧南大队成立了几个月，天天打游击，不断瓦解敌人。一边打仗，一边瓦解，工作一直是比较顺利的。

1947年3月5日晚上，我们部队住在陈灌庄后面河南的小陈庄。翌日（6日）上午9时左右，县委副书记许邦仪同志来到我们的驻地，召集王立先、彭寿如、王法茂、徐步褛、李建平等同志，开了个紧急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许邦仪同志说：“国民党在前方打了不少败仗，大约有几个师要到石塘休整以后，再上前线。这些败兵下来，地方上的一些地主、还乡团要乘机倒田倒租，起粮起税，贫苦人民又要吃苦受罪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原地斗争，区不离区，乡不离乡，你们一个村长也不要离开村子。千万不要跟我们县委学习，我们县委犯了错误，有的人已经跑到别的县里去了……我们要依靠贫雇农，多挖些地洞子，白天我们不出来，夜里出来与群众见见面，让群众去宣传我们没有走，那么国民党、还乡团就不敢来胡作非为。”他还说：“毛主席说要打运动战，打麻雀战。我们的军队我们指挥，敌人的军队也要属我们指挥，要把敌人当条牛，牵着它鼻子走。你们涧南大队来个‘精兵简政’，能打能跑和不怕死的全部留下，老弱病残和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全部跟我走，马上就走，我连饭也不在这里吃，好枪好子弹全部集中起来留下给你们，每杆枪只留3发子弹。”“赶快跟我走，我不在这里吃饭！”这句话，他反复说了两三次。许邦仪同志又向着我说：“孙大队副，你赶快集合队伍，来个紧急动员。”于是我赶紧离开会场，将许邦仪词志的话传达给大队全体同志。我说：“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留下的举手，全部跟许邦仪同志到后方去。”然后又把好枪和子弹全部集中。会议开了二十分钟左右。

我们涧南大队原有一百多人，结果只留下三十几人，其余七八十人全跟许邦仪同志走了。王立先、王法茂、彭寿如、徐步楼和我都留下了。留下的一个排人员，全都是能打能跑不怕死的。许邦仪他们走后一个小时我们才吃饭。饭后休息了一下，下午两点钟，我们离开小陈庄。

队伍活动到杜拐舍就休息下来，我和徐步楼在东面一家住下，王立先等三个区委委员则到西头研究事情去了，至于什么事情我当时不知道。不到一个钟点，王立先同志一个人来到我和徐步楼住的地方，他拿了封家信对我们俩说：“老婆来信，说她在家生病要我回去，我怎么能回去呢！她死了没关系，而石塘区三十几万人的生命财产全部在我身上，我怎能回去呢！”徐步楼说：“教导员，你到石塘区近两年了，只回去过两次，我看这次你还是回去一下。”王立先仍然坚持不回去。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三官殿和刘青塘的群众往东面跑反了，有群众对我们说：“敌人来了，你们还不赶快去打！”王立先问：“有多少人?是什么军队?”并要我们去侦察—下。我和徐步楼随即到了三官殿，徐步楼说：“保安队下来了，是从刁庄那边来的，三挺机枪一百多人。”我们急忙回来向王立先同志汇报情况。王立先说：“只要是这样，我们就能打。”于是我们就把队伍拉了上去。队伍到了三官殿西边，敌人就发现了我们，他们用机枪对我们扫射，我们也用机枪对他们扫射。我们向敌人冲了过去，敌人倒退了，从老虎闸一直退到刁庄。敌逃我追，在我们追赶下，敌人又从刁庄退到郝新庄的圩子里。这时，我们的队伍就埋伏在朱庄的朱连生家里。王立先和彭寿如令我再去侦察一下敌情，并叫我带根扁担、绳子和一条毛巾，说：“如果能打，就将毛巾扣在扁担上往空中摇晃几下。郝新庄东面有个高堆，我就伏在那里。一会儿，见一老头子从庄里出来，我便假装小便，待老头到了我身边，我喊了声“老爹”，问：“您是圩子里面的吗？”他不理睬径自走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个挑草的往圩子里走去，很快又从圩子里出来，手里拿着条扁担，主动跟我对话；“新四军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帮坏蛋，我一百二十斤草，只给我称一百斤！”我趁机探问里面情况，他说有一百多人，全是土匪，还有土匪的老婆、孩子，有三挺机枪，听他这么一说，再看天色也已不早了，我觉得能打。于是我就按原定信号，举起扁担往上空甩了两下，然后就跑去向王立先报告情况，我说这些土匪是经不住打的。王立先同志决定由涧南大队打主力，组织联防队配合，又指示给敌人在西面留条路逃跑。当我们将兵力部署好天已经黑了。我们先往圩子里面打了一排枪榴弹，接着又用机枪扫射，打了约两三个钟点后，敌人全部跑了，只打死了一个，我方没有一个伤亡。

圩子解放了，郝新庄的群众要求我们将圩子放平，说不然还乡团来了还要住在里面，他们还得吃苦头。王立先动员群众和我们一道放。待圩子放平了，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钟。这时，二堡敌人的机枪又不断向我们这里扫射。彭寿如同志叫我架机枪还击，我就往西边打了两梭子过去，然后大家就到刁庄休息。王立先同志叫我把部队先带到小陈庄吃饭，后到陈湾子住下来。我说：“从军事上讲，这样对我们是不利的，打起仗来我们没有退路。”彭寿如笑着插话说：“你就知道打仗！我们以往住过那里，群众关系好，就到那里去住。”我只得执行命令，我问他们怎么办，王立先说：“我们去布置一下，马上就来”。

我把队伍带到陈湾子住了下来，设了岗哨，又叫大家擦好枪再睡觉。东头房有张空床，安排给王立先他们睡，我们住在后堂屋内。我和徐步楼同志没有睡觉，将机枪架在老爷柜上。就在这时，王立先、王法茂、彭寿如三人到了，同来还的有韩如海、顾凤才。王立先他们从郝新庄走时共有三个人，韩如海和顾凤才两同志的到来事先我们不知道。彭寿如一进门就和架在柜上的机枪亲个嘴，说；“机枪啊，我也就是你，你也就是我。”说着就和衣倒在我的被子上。刚躺下，三官殿的的第一次情报到了，说敌人下来一个团共三个营，前沿已到了老虎闸，后边到了朱庄，一路正在搜查我们。这天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农历二月十五），月光明亮。彭寿如同志立即站了起来，王立先和王法茂说：“赶快转移！”但彭寿如不同意。他看到门前有条小河，还有只小木船，好象有了什么主意。他叫我穿件大褂子，把汤姆枪藏在大褂子里边，我试了试不好放，他又叫我用稻草把枪隐藏起来。这时，正在站岗的孙殿来带来了第二次情报，说敌人已经全部到了老虎闸，正在唐北乡搜查我们。王立先和王法茂同志再次提出迅速转移，彭寿如同志坚持不同意，指着二王的鼻子说：“你们怕死啊，我还想发这批财呢！”又对我说：“你注意看看，不要打前面的大队人马，等后面骑马的和推小车的进来了，就连人带车打死推下河。要把当官的打死。”话音刚落，我方第三次情报又到了，说一个团的敌人分三路向我们这边来了，一路是从唐北乡来，一路从陈灌庄来，还有一路从杜舍来……正说着：孙殿来同志在岗上已经发现敌人向我们包抄过来，他大喊：“教导员，敌人上来了！”王立先同志立即命令徐步楼带一个班冲出去，彭寿如带一个班也冲出去，命令我带一个班冲上屋顶打。

我带一个班迅速上了屋，架起机枪就打。我只带了3梭子弹，一下子就打完了，我还是喊“打”，但枪都不响了，屋上也没有人了。当时我真恨，心想：妈的，你们都怕死！等我从屋上下来时，才知道屋上一个班的同志全牺牲了，毎个人身上都有被敌人机枪扫射的弹孔。我将屋上的草掀下来盖在他们身上，同时我想：我怎么没死呢？我一定给你们报仇！我从屋里拿起一梭子弹装上机枪就朝敌人打去，又抓起手榴弹往外扔……

一直打到上午九点钟，我们的子弹也完了。这时，敌人还没有进屋就掌号了。我从屋内往外张望，敌人吃早饭了。王立先同志问我敌人吃的是哪里来的，我说还不是从咱们老百姓那儿抢来的。王立先同志叫我们立即冲出去，我端着机枪就往外冲，枪口刚出大门口，敌人的两把剌刀已对着我胸口，我急忙退了回来。此时，王立先同志已跑进南头房里，王法茂同志进了东头房里，我和韩如海、顾凤才、王立先暂时躲藏在床下面。先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敌人，端着支小马枪，被王立先同志发现，甩手就是一枪，打伤了这个小匪兵，他拼命往外跑，嘴里连声喊：“里面有共匪，里面有共匪！”我急忙从床下出来，拣起他丢下的那支马枪瞄准，一枪结果了他的命。接着，又有一大个子匪军在喊：“那里面有共匪！”边喊边往屋里来，翻箱倒柜，结果又被王立先同志一枪打伤，吓得直往外跑。我连忙补上一枪，不料枪膛里没子弹了，这个家伙带伤逃跑了。

敌人发现屋里还有人，就用机枪往里猛烈扫射，打了有四五百发子弹才停下来，冲进屋里搜查。第一个被发现的是王立先同志。此时王立先同志已负重伤，敌人将他拖了出去，我伏在床下面，只听见敌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反问敌人：“你说老子是干什么的！”敌人吼叫着：“我枪毙你！”王立先同志坚强地回答说：“你枪决老子好了！”后来敌人将王立先同志绑在树上，用剌刀在王立先同志身上来回刺着……就这样，我们的好领导、好同志王立先同志英勇、壮烈地牺牲了。

韩如海同志藏在墙角落里，屋内烟火看不清，敌人一时没发现他。敌人再次进来搜查，将我抓住，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这是我的家，敌人又吼叫着：“我枪毙你！”我象王立先同志那洋回答：“你枪决好了！”敌人用稻草绳将我双手反绑起来带到东河边，强迫我跪在河堤上。我抬头一看，南边有刘大山、刘别成。他俩家住三官殿单洼乡，都是好同志，其中刘别成同志是三房头的一个独生子，还出来和我们一起打游击，被敌人枪杀了。我的北边是一位姓姜的同志，名字不知道，外号叫姜蛮子。他因受伤，从主力部队下来休养，是有名的机枪手。原先王立先同志让他留在后方，他硬要跟我们在一起，并说：“我要和你们孙队副学习打游击。”后来他也牺牲了。还有杨公华和刘国荣两同志（杨现在黑龙江，刘在上海），两个匪兵问他们为什么要干共产党，连问几次，杨公华愤然地回答说：“因为没有饭吃！”匪军问他干了多长时间，他说，才到这里没有几天。敌人又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烧饭记帐的。到此敌人也就没再问下去。我再看倒在我面前那位已经牺牲的同志，他头朝西脚朝东，脸部已被罪恶的敌人刮掉，辨认不出是谁，唯有身上那件白衬衣才使我认出，他是敌人来时正在站岗的孙殿来同志。前几天，他在二堡枪决了匪乡长，将匪乡长的白衬农穿到了自己身上。他是一位好党员，生前是王立先同志的警卫员，和王立先、王法茂、徐步楼及我同在一个党小组，他是小组长。他英俊、活泼、勇敢，深受教导员的爱护，牺牲时才十九岁。对他的牺牲，我非常悲痛。当时我想，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好同志，看来我也没有什么指望了，但是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

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个匪兵说：“营长还没有来，这几个人还枪决不枪决？”我心头一亮：你们这些狗东西，原来现在还不敢枪决我！那个说话的匪兵走开了。我见他走了，立即松动了草绳，随又站了起来。同时拿起扫帚走到草堆边喊：“救火”。这时房子跟前突然响了一枪，也不知是打我还是打那个匪兵的，至今我还不明白。只见猪圈栏杆处趴下一个人不动了。我纵身一跃进了房子的巷口里，没有一会儿，敌人又把我逮住，随即带到广场上。

广场四周全是敌人。我的脸被烟熏得全成了黑的，敌人分不清我是谁，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咬定说：“这是我的家。”敌人疯狂地指骂我：“我枪毙了你！枪毙了你！”我还是说：“你枪决好了！”此时我跪的地方前面是一位老妈妈和年轻媳妇，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子。突然，老妈妈责问敌人：“你们还要杀死多少人！”又指着我说：“他是我的儿子。”当时我不知道这位老妈妈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敌人将老妈妈带到河边逼问：“他到底是你什么人！”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的儿子。”敌人上去就打了老人一个耳光，然后就走了。这时，我看到三个伙夫在河边提水，顾凤才同志也在那里，被捕的还有徐长生同志，约有一个班的敌人看押着他。我从徐长生面前走过，他昂着头朝天上望。我一直走到东河边，正好顾凤才也在那里提水救火，他悄悄对我说：“敌人还在找你。”我急忙靠墙走过去，可是没走几步墙又倒了，草堆还在烧着。我走进屋里，韩如海对我说：“老孙，咱们走吧！”我说：“四面全是敌人，我们往哪里走！”同时我也想到，如果站岗的敌人走开了，我们或许有可能出去。韩如海说：“走！”他头顶一口锅，我手提小马灯，两人一起从后门走出去。刚走四五步，一个站岗的匪军就喊：“回去！”我俩只得又回到屋里。这时敌人的南边岗哨喊北边岗哨到南边去，我们就乘机各拿原物出门往小北庄走去。

小北庄东头有桥，前后两排房子，我们俩躲在西边顶头一家，东边那家是砖木结构，我们没有进去。这时，韩如海提出要下河，我不同意。因为杜舍和唐河堤上敌人的机枪、小炮都架得好好的，枪炮口全对着我们这块地方。即使出去了也不行，小北庄有两个国民党还乡团，一个叫尹学元，他认识韩如海，一个叫陈炳，认识我，再说敌人还没有撤退。也就在这时，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不许我俩住在这里，她向我们诉说：“今天这帮坏家伙跑来，将我家早饭吃光了，连一个鸡蛋都被抢去。”我对她说：“我们不是想升官发财的人，我们是保卫人民土地的战士，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相信你家是得田户。我们石塘区这次打了个败仗，但全国的新四军、八路军是打胜仗的。”隔壁的一位二十多岁妇女出来替我们说好话了，她对那位妇女说：“她大妈，你就让人家住一下，如果有敌人来就说是家里的人救火才冋来。”在她的劝说下，那位妇女就抱着小孩到她家去了。此时，我考虑东面那家不知怎么样，便警惕地拿了条板凳坐在门口拿根旱烟袋抽烟，以观察敌情。一会儿，还乡团进村搜查了，他们先从后面那排房子开始。还算幸运，刚查到第四家，敌人掌号了，还乡团跑出村集合去了。敌人走后，我向韩如海同志提议，将进村时拿的人家的锅和马灯还给人家，韩起初不太愿意，但在我的执意下，还是一同去了陈湾子。

到了陈湾子，原来的几个人还在提水救火，那位救我妁老妈妈还在那里哭着。我深情地对老人说：“您不要哭，我就是您的儿子，是您救了我。”老人边哭边向我诉说，她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和十四岁的孙子、十二岁的孙女都被还乡团打死了，房屋全被烧光，猪、牛被抢走……我继续劝慰老人，我说：“老人家您放心，我代表石塘区把您的情况向县委汇报，我把还乡团家的房屋拆掉给你盖新房，我们把你家当作烈属看待。”我还说：“我就是您的儿子，我名叫孙殿振，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又说：“我请您现在帮助我们将牺牲的同志遗体看好，防止狗来乱咬乱拖。我们晚上来收尸，请您务必协助。”我说完就走了。

我刚走到离小北庄不远的地方，顾凤才同志招手喊我说：“你走，伙夫叫我和你一起走”。我说：“行，咱们一道走。”走呀走，到了七孔桥，迎面碰到区委李建明，他身着一件破大褂子，手里提着篮子，里面放着十几个鸡蛋。我对他说：“我们是从陈湾子出来的，王立先和王法茂等同志都牺牲了。”我问：“我俩是否跟你走？”他说：“还是各走各的好。”我们只好往三官殿方向走去。到了那里，得知原唐北乡指导员潘炳恒同志的头给敌人提去了。此时他岳父和他妻子正在哭着，见我们来了就向我们诉说敌人的罪行……我说，我孙殿振没有死，我一定要为牺牲了的同志报汍…他们对我说：“你赶炔走，敌人到处贴布告要捉拿你。捉到你，赏伍百万元钱；找到你尸体，给三十万元钱。”（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编者）当时我还不太相信，便走到看布告的人群跟前，听到有人在议论，果真不错。我心想，我这个人还值伍百万元钱呢！可惜敌人的算盘打错了，但提高警惕还是需要的。于是，我们就往茆殿荣家走去。那时茆殿荣是个不公开的党员，我到了他家要求住下，他说：“这里不好住了，因为从陈湾子冲出来的姜万富同志已经住在这里，他脚上被芦柴钻子戳穿了，伤势非常严重。”当时姜万富藏在他家的地洞里，洞子小，只能容纳一个人。这样，我就和茆殿荣打了个招呼，请他想尽办法把姜万富同志的伤养好，我说：“今后你为姜万富同志治伤的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刚要离开茆殿荣家，黄小哥从陈湾子刚刚出来。当时我要他跟我走，他说他不走，他要求留下打埋伏，我也就同意了。他要我帮他找一捆管草子，并说如有人碰到他就说是借管草子的。我请茆殿荣给了他一捆管草子，他就走了。

黄小哥走后，我们也走了。我到了徐老庄徐景文家，向徐说明了来意，但徐不愿意让我住下，他说：“在平时可以，现在不行，因为敌人到处抓你，得赶快走。”他给了我一件破大褂，和一只淘米篮子，还有一个油饼。我带着这些东西又转到了丁庄的黄日情家，遭到同样的答复。黄说；“平时我把你们住，但今天不行。”还说，陈炳这个坏家伙杀了不少妇女会的人，把人头都提走了。我说：“那么我到哪家去住呢？”他考虑了一下后，要我到丁武家去，因为丁武是陈炳的舅舅。这样，我就又到了丁武家。他见到我便说：“你受惊了。”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没有死。”我又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要请你们全家给我保个命。如果陈炳来了你把我交出去，我现在就把你全家人杀光！”丁武急忙说：“这是哪来的话，我和你是父辈之交，如果陈炳来我就和他拼命。”他跟我讲了实话，说他和陈炳已经好几年没有来往，因表弟兄俩在南京搞僵了，双方发誓以后谁也不到谁家去……尽管他说我听，但是我手里的菜刀仍握得紧紧的，以防万一。他见状叫我把刀放下，说：“绝对放心好了。”随即煮了稀饭给我吃。就在这时，黄日情跑来找我说：“你母亲在哭着叫你。”我说：“你随她去哭！母亲哭死了不要紧，我死了仇就没法报。”

晚上，我从丁武家出发去李五家，途中碰见正在找我的叔父孙广金，他走上前来对我说：“这是陈炳和兆奎给你的信。”当时陈炳当上了还乡团乡长，兆奎是个匪保长。我同叔父一起到了李五家，叔父拆开信在火油灯下念给我听，信中写道：“小殿振，石塘区（和）全国的新四军已经全部完蛋，你也逃不出我们的手心，望你回来自首不干，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听后非常气愤，对叔父说：“要我孙殿振自首，绝不可能，我孙殿振是要革命的。请您给我告诉他们，新四军、共产党是打不完的，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叫他们放老实点，不准再欺压百姓，等解放了，我好给他们讲几句公平话，否则我决不会饶过他们！”我将信顺手放在口袋里。

第二天，我向陈桥、黄帽舍一带走去，路上遇到了朱殿青的妹妹，她急忙对我说：“尹学元（还乡团）他们在这里，你得当心。”我到了黄帽舍，见一老头在耕地，便顺手拿起把大锹帮他挖田头，老头望了我一眼也不吭声。这时东面响起了枪声，我知道这是尹学元一伙还乡团放的枪。因为还乡团每当离开一个地方，走的时候都要放几枪，壮壮胆。等尹学元他们走了，为离开他们远一点，我就向陈河方向走去。到了那里，已经天晚了，各家都已关门睡觉，唯独有一家烟纸店的门还敞开着，于是我便进了店里。店主人见到我非常吃惊，我叫他们不要害怕，我说：“我实告诉你们，我是从陈湾子里面出来的，向你们打听镇政府在什么地方？”店主人见我浑身上下这么脏，所以也就信了我的话，并告诉我说，政府早已迁走，联络站也转移了，打我们的敌人已经全部进入车桥圩子里面去了。我请他替我写个条子，设法转送到车桥区，再请车桥区转到县委。我要求县委派人来接我。这家店主人很帮忙，不到十天，范万来、顾津两位领导便来找我了。那时我住在三庄的耿汉元家里，当时县委已经搬到杨棉花庄。在去县委的路上，我将还乡团乡长陈炳和匪保长兆奎给我的信，给顾津同志看。到杨棉花庄的第二天，我们见到了宋天民政委。我在那里住了两天，县委召开了区长以上干部会议，我在会上汇报了陈湾事变的经过，县委要求各区支持石塘区。

不久，县委转移到了凤谷村东南角上的小朱庄，同时宣布我为石塘区区长。我接受命令之后，连晚饭都没有吃，躺在床上哭。我从心里怀念王立先和王法茂两位同志，如果他们没有牺牲该多好。我孙殿振的胆子是大的，可是没有文化，连自己名字“孙殿振”三个字都写不好，光有武没有文，区长这副担子我怎么能挑得起来呢？!第二天，顾津同志跑来对我说：“你当副区长，我当区委书记兼区长。”我听了高兴地说：“我保证当好你的助手。”两三个月后顾津同志就调离了石塘区，崔思明同志调来当书记，范万来同志任副书记兼区长，我还是副区长兼区大队长。崔思明是一位胆大心细的指挥员，有勇有谋。就这样，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正常地开展下去了。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就是自从彭寿如同志牺牲后，敌人和还乡团对其父亲和妻子施加了毒刑，他们被打得死去活来，家里所有东西被抢光。为了报这个仇，崔思明同志动了许多脑筋，想了种种方法，结果一举歼灭了平桥的二十几个还乡团，既为烈士报了仇，又给我们石塘区出了气，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增长了人民的革命志气。石塘区民主政府的威望提高了，群众对我们党、对我们的队伍更加信任了。

编者附注：
本文系孙殿振同志于1983年6－10月陆续口述由其侄儿学龙笔录、整理而成。原文题为《关于开辟石塘区和“三七事件”的叙述》。本刊选用了后一部分并对原文字句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改动和润色。
孙殿振同志于1986年9月26日逝世。“文革”以后，大约在1975年秋天，孙殿振同志偕同老伴回淮探亲，曾亲去陈湾祭扫那位陈妈妈的坟墓并为她家属办了烈属证。
这篇回忆录连同上述情况，均系其子孙伟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