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砸石碑
淮安县石塘区，全区佃农人数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业主多为淮城大地主。他们为“严禁恶佃抗命敲诈霸田抗租”，于清道光七年（1827）五月，建立了一种公开有力的精神武器——石碑。碑上写着：
“尔后倘有不法佃户,仍蹈前辙，一经业户呈控，定即严拿,依照详定规条，从严惩办，按律治罪,决不宽贷，尔等佃农慎勿以身试法，致干罪戾。”
碑上并给佃户加上种种罪名：“恶佃”、“顽佃”、“奸佃”、“刁佃”、“强佃”，把封建统治者的一副吃人嘴脸暴露得清清楚楚。多少佃户在“以身试法”下被无辜处死或被迫离乡背井。多少佃户不敢“以身试法”而被吸尽了血，养肥了地主。这个石碑，正如一个姓张的农民所说：“是顶在头上的千斤闸！”使农民不得翻身。
秦少文是淮安城内的头号大地主，有田一万几千亩，仅石塘一个区种他家田的佃户就有一百六十多家。这些佃户称呼秦为“老板”。秦老板虽家有万贯，却仍然千方百计地来吸吮佃户的血汗。除正租外，他又立了许多名目剥削农民。佃户一年辛勤劳作所收获的粮食，都被地主和日伪剥夺去了。如，佃户赵顺清一家四口，去年（1945年）收六石小麦，四石稖头，一石黄豆，共十一石粮，交了正租、预借租、小租、酱麦，又被大斗大斛一量之后，去掉了四石小麦、八斗稖头、九斗黄豆，稖头上场还没有干，就被庄头逼着代出伪费六斗，共去掉六石三斗，剩下供全家吃的只有四石七斗了。又如佃户王鼎三，名义上种三亩地，实际只有二亩六分，去年收四石稖头，包租就去掉三石，加上大斛一量又去掉六斗，“供饭”花去十二张储备票（汪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可买三斗稖头），只剩下一斗自己吃了。王鼎三气忿的说：“白忙一年，只落把草！”一个姓赵的佃户说：“单单是年成荒并不可怕，要不交老板的租和‘二黄’捐就好了。”
一九四五年秋，石塘区建立了民主政权，开展了反奸斗争，农民群众纷纷检举汉奸恶霸，罪大恶极的汉奸被民主政府处决了。继反奸斗争后，群众觉悟了，整个石塘区卷入了清算的热潮。这一运动首先开始于教场、十里、龙堤、鹅钱四乡一百六十多家佃户与其业主秦士良（秦少文的孙子）清算过去非法剥削的旧帐。佃户们派代表到城内请秦“老板”下乡，十里乡佃户先与他清算，由于秦的态度强硬，蛮横无理，未有结果。次日，召开了四乡三百余人的佃户算帐大会，公推王金和、周永顺等人为主席团。主席宣布开会：“今天我们同秦老板算帐。过去有钱的长十岁，我们要叫他老爷、少爷。我们佃户一年苦到头，还没有吃的，到底哪个养活那个?我们团结起来，想个章程，把几百年的苦出一出，有苦诉吿，有帐算帐。”话一完，人群中一个接一个吐岀压在心里的话。“民国二十六年你每亩加二斗，错不错呀？你用十二斗一石的大斛收租，错不错？”“你叫我们挑沟挖圩不把钱，错不错呀？”……佃户门连续不断地提出质问。王金和自己也激动得抹下破帽子，头上冒着热气。从来不敢在人前说话的老奶奶，也在人堆里向前挤，眼眶里燃着仇恨的怒火，颤巍巍的说：“每供一次饭，要花五斗米，管事的还嫌我家鸡鸭小，要掀掉桌子！”……秦士良竟狡猾地把这些非法剥削全推到管事的身上。佃户们立即予以反驳：“管事的收租是交绐哪一个的？！”秦支吾不答。人群中又发出一阵巨大的怒吼：“把剥削的粮食拿出来！”接着便跟他算帐，一边算一边写。周万有一家，正租不谈，几年来被非法剥削的粮食就有二十六石六斗。佃户们要求秦士良限期拿出额外剥削的粮食。一个佃户在人群中高叫：“他们吃的是猪肉，大米饭；我们吃的是稀汤煮野菜，经不起饿呀！其它话不说，就叫他三天内拿出六百石粮食来！”在佃户们的正确理由与强大压力下，秦士良终于低下了头，承认将过去的非法剥削退还给佃户，先付岀部分粮食，不够的，自愿以田地折算。由于佃户多，不能当场一一细算，便成立了算帐委员会，待后进行算细帐。
斗秦大会后，人们把愉快、兴奋的心情带回到各乡、各庄、各家，一传十，十传百，轰动了整个石塘区。“反对无理剥削，清算旧帐度荒”的运动，即在全区普遍开展。各乡六七十个积极分了立即开会，讨论怎样进城请地主下乡、如何组织小组、如何推出代表等问题。被推选出的人欣然接受任务。晩上，积极分子回到各乡各村，召集佃户们开会，研究、布置第二天请地主下乡算帐的具体事情。
次日清早，十里、教场、鹅钱，龙□、高梁、赵徐等乡四千余佃农，多未吃早饭，饿着肚子从四而八方奔向龙光阁会齐。为了不惊动城内地主，各乡各村群众都举着大旗，锣鼓却放着不响。为使行动统一，各乡分别设立指挥部，全区成立了总指挥部。
十时左右，四千余人从南门进城，浩浩荡荡，如同一条巨龙，前面是两幅“石塘区农民联合会”、“请地主下乡算帐”的巨大横额，紧接着两面大旗是：“反对无理剥削！”“彻底减租减息！”沿街商家和行人拥挤着观看。进城后，佃户们即行分散，分别到业主家请出“老板”。立刻，城内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几幅大旗在空中飞舞，红绿色的标语也在大街墙壁上出现了。宣传队在街上向围观群众说明请地主下乡减租的意义。有几十家地主的住宅被黑压压的人群围着。各乡并在城内设立了“招待所”，地主接连不断的被请到“招待所”。
指挥部下令，凡已请到地主的佃户，立即到体育场集合。不到一小时，已集结佃户二千余人，一个佃户站在高堆上激昂的说：“县衙门那块石碑，是我们头上的千斤闸，它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要砸掉它！”下面的佃户齐声的喊：“对！对！”一下子拥到了县衙门口。有的找绳子，有的找木杠子，有的抓住碑顶，念着什么“顽佃”、“狡佃”、“恶佃”……一个个怒气冲天，老头子光着头透出汗来，姑娘们低声骂着。一个佃户指着石碑说：“你压在我们头上一百多年啦！”当忿怒的农民将套在石碑上的绳子一拉，千斤重的石碑，轰然倒下来了。“好！好！”雷鸣般的鼓掌声、喝彩声以及锣鼓声响成一片，有几个老农民激动得流下泪来，围观者也都为之感动。
地主下乡后，各乡佃户即分别组织算帐代表团或小组，以讲道理、摆事实的方式，进行细算。鹅钱乡小地主钱小山，原算出应退回租谷及代出伪费计有十余石粮食，结果只算“预借麦”一项计三石三斗；王姓中等地主，佃户代出的伪费及修车费、“预借麦”、大斗大斛、小租等，只算一年非法剥削的粮食即达百石，结果佃户让步，只退还三十八石五斗。佃户们宽大为怀的精神，使地主大受感动，并解除了忧虑。鹅钱乡一家姓何的地主说：“请的时候吓得怕，下乡后佃户也不过算租帐，而且对我们还不错。早知如此，自己下乡去找佃户算是了！”
仲裁会议
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淮安县石塘区减租仲裁会议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佃户代表二百多人，地主代表六十余人。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刘瑞龙、淮安县县长孙兰和淮城市市长均到会并讲了话。
会议召开前，政府曾作了详尽的调查研究，主佃双方也曾进行了酝酿，因此双方代表到得很整齐。
下午一时，即由尹市长宣布开会，他说：“自石塘区发动减租算帐以后，主佃双方一时难以解决很多问题，政府同时接到业主和佃户的申请书，请求调解双方纠纷，因此召开这个会议。”接着主佃双方踊跃发言，业主方面林修五、赵兰亭、秦士良等，有的叙述此次算帐情形，有的询问算帐标准。佃户方面发言者是王树功，他说出佃户苦处，要求清算“看稻费”等十余种额外剥削。主佃相继发言后，即进入仲裁。首先是解决业主汤仞千与佃户的纠纷。汤有一百二十六亩地在教场乡，本人在上海未归，由庄头王树仁为代表。先由佃户代表王树功按照帐单叙述各项被剥削的细帐，谈到第一项“伪费”，即发生争执。业主代表认为乡下有费，街上也有费，因此应由佃户负担。佃户王材功听得不服气，立即站起来高声说：“伪费是按田亩摊派的，而我们种你地是出了租的，你自己的田不出伪费，难道还要朝我们佃户身上踩？”当时激起佃户们的一阵掌声……双方争持不下。业主卢小石好像不愿把问题僵持下去，劝阻双方说：“请政府作主，根据天理国法人情，订个法子，由双方分担，视地主大小，或二八或三七或四六，大家按规定执行。”王树功仍表不平的说：“一石种（六亩六分）每年可收六石小麦，十五石稻，共二十一石，除去给你们十石正租，各种人工粪水要六石四斗，又扣去春修、挑沟挖圩、供饭、小租、看庄等三石多，再要出伪费四石，共二十三石四斗。我们一年辛苦，还要倒贴，真逼得我们好苦啊！没吃没穿，还要出去卖苦力，到处逃荒。”他想起了过去苦难岁月，激起了忿怒，脸上泛出条条筋脉，大声说：“什么是天理国法人情呵！”他的话又激起了佃户们同情的掌声。但是，佃户们终究是明白大义的，不愿因伪费问题的争执而影响主佃之间和睦商量，经过一度沉寂后，一个姓高的佃户首先表示让步，他说：“伪费照主佃得益多少来出，得多出多，得少出少。只要主人知道我们过去受的苦，不再层层的剥削我们，我们可以让步。”至此，双方总见已渐接近。孙兰县长就提出：“按照天理国法，伪费应由业主负担，但为照顾地主生活，伪费可由主佃双方四六分担，佃四主六。还要依照业主的经济情况，具体执行。”业主都表示同意，佃户高呼：“拥护孙县长的意见。”伪费问题解决后，即进行算帐。佃户代表王树功提出：“我们石塘乡有二十四家佃户，种业主汤仞千家一百六十二亩地，自民国二十八年鬼子来算起，到去年解放准城的七年中，我们共出伪费六百八十三石九斗；‘预借麦’（其实是地主借而不还）三十二石四斗，修车费、大斛（按‘老板’斛子交租）一百七十五石九斗三，其它虚田（租‘老板’的田不足亩数，成为虚田实租）、供饭（管事下乡收租，必须酒肉款待）、小租（地主家管事和仆役开支）、稻种、看稻费（管事下乡看稻收成时佃户要送钱）、看黑庄等，总共出费一千二百八十一石九斗五升。”说罢，就把详尽的帐单递给主席审查。但汤仞千的代表、庄头王树仁接过帐单还未过目，就连声说“不知、不懂”。佃户代表们立即群起质问：“你不懂，怎样来催租的！少把一粒租，你就知道不肯。”“你做十年庄头还不懂！我只代管事做一年庄头，十八家子全清楚了！”……好多声音都在说理，都在规劝，最后王树仁不得不承认，他说：“只有预借麦多算了十八石四斗，其余的帐部不错。”佃户代表们不愿在小地方再争执，同意扣除这十八石四斗，尚有一千二百六十三石五斗五升。这时，佃户又自愿再让步，一个姓李的代表说：“今天各种剥削都提岀来，是要‘老板’知道我们过去受的苦，我们是怎样弄得穷不出头的。现在我们自动让步，只算五笔帐，一、‘预借麦’，二、伪费，三、修车，四、加租（沦陷后），五、挑沟挖圩。”话一说完，主佃双方热烈鼓掌。于是，业主汤仞千家即按此标准结算。仅伪费、‘预借麦’，修车三笔，共七百三十三石一斗，伪费中除去四成应由佃户负担，尚有四百四十一石一斗四升。结果主方愿先拿出二百四十石粮的钱来，下余二百另一石一斗四升经佃户再作
让步，仅拿出十石现粮，其余分五年在收租中交清。业主见佃户如此忍让，也很受感动，恐惧的心理消除了。一家小地主马“老板”，三十亩地租帐，自动提请解夬，愿拿岀粮二百石，佃户让至四十石，再折为二十石，最看竟折为十石，先付出五石现粮，五石后期交付，当场即合理解决。会议至此，已近傍晚，仲裁即告结束，孙县长站起来讲话，她说，佃户苦活一年，不能一饱，减租是完全合乎天理国法人情的。她又举了很多被剥削的例子，如：汤仞千家风斗多一个叶子，十粒稻放在水里有三粒浮的，就要打七折……边区政府刘瑞龙副主席也讲了话，他首先说明今天是业佃团结的会议，他希望“以后不要听坏人造谣。共产党是为了穷富都有饭吃，有衣穿，大家日子过得好。我们提倡讲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讲理要采取民主方式，佃户要说，业主也要说，把理讲清楚。”业佃双方都静静地倾听着，他的话声不断为热烈的掌声所淹没。时至薄暮，这个在淮安城首创的主佃仲裁会议就胜利结束了。
（以上两部分材料，原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及五月十九日《解放日报》，本室在转载时文字略有删改。）
* 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山阳县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镇压农民抗租斗争，建立了两块“逼租碑”，这是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一块。陈锦惠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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