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故乡报纸发表了我的几段忆旧小文，据说还有人看。现应编者之约续寄三段。辛勤耕耘爱生如子旧淮城教育很落后。城区在抗战前仅有三所小学、一所仅有初中的县立中学和一所有高中但班级很少的省立中学，全部学生大概只有二千多人。
教师待遇菲薄，“阴丹士林”蓝布长衫穿到周身泛红，眼镜脚坏了用细绳绑着，自比“高级佣人”，谁肯在学生身上用心思?然而就在这一片荒芜的土地上，也有几位老园丁，辛勤耕耘，爱生如子。我在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孙梓峰先生就十分突出。他那时约摸已四千来岁，瘦高个子，目光炯炯。他教语文十分认真，碰上生字就写出模样相近的教我们辨认，再歹11出有关词组让我们学用；谁的作文好，他当堂朗读分析。他对学生品行修养也很注意，经常观察我们的课外活动。有一次，我和同学打架，还随口骂了人。孙老师很米火，把我喊到办公室狠训了一通，又倒抓起鸡毛掸帚在我头上敲了一下，说我再不学好要变小流氓。我当时感到奇耻大辱，但从此不敢再打架、骂人了。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日本飞机经常空袭两淮，低飞掠过城楼，那叫声很怕人。每逢此时，孙老师便先帮学生掩蔽好——其实不过躲在大树旁或钻进课桌下，他自己全神观察，巡回检查。不久，徐州不保，两淮吃紧，学校决定解散。孙老师脸色铁青，心情沉重。我清楚记得上那最后一课时，他教的课文便是他特地选印出来的上一世纪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我记得孙老师也用颤抖的声音对我们说：“孩子们，日本鬼子的铁蹄就要踏进我们的故乡了，你们就要读不成书了。你们千万要争气，一辈子也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立志爱国、卫国、报国啊!”他流下了眼泪，我们也跟着低声啜泣。孙老师就这样在我们幼小心灵上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使我们终生不忘。像他这样的好老师到解放后自然时来运转。五十年代初期，我听说他还在南京教小学，已当上模范。
古城文物多
我的母校文庙小学是原淮安府孔庙和科举考场，亦称府学。我记得庙前有宽阔的泮池、高耸的牌楼和光滑的石板路；庙内殿堂辉煌，松柏参天，小桥流水，别有洞天；庙东巷子里有魁星阁凌空而起；庙后还有可坐千人的大考场——这后两样建筑那时已门去窗毁，仅剩空壳了。我小时仅感到文庙非常大，三四百学生仅占用了一小部份。多年来看过几十处孔庙才深感故乡文庙宏伟精美——尽管曲阜的孔庙、孔府比它大好多倍，但论做工却不相上下。
我又联想起那顶上可跑马、四门有高楼的古淮城城墙。在我的印象中，它似乎仅次于南京、西安的古城(这两地城墙均有保留)；那独树东南的龙光阁，几里外便可遥见阁顶；还有那画栋雕粱的湖心寺，又以荤式素菜驰名，以及那庞大森严的东岳庙，年年五月盛大庙会简直是一场文艺检阅……这些优秀文物不愧为吾淮骄傲，多年来常引我神思梦驰啊!
这些建筑原来全为剥削阶级服务，比如湖心寺就是为乾隆下江南赶造的。但它们毕竟标志着一代文化艺术水平，凝聚着无数能工巧匠的心血。举一个小例子吧：东岳庙内曾有一处“值班房”，恭恭敬敬地立着几百个旧公差模样的塑像，每一个像上都标有姓名。这些塑像无疑是艺术珍品，可供艺术家们借鉴。
听说故乡已开放为旅游点，整修了总理故居，又重建吴承恩故居，还重建勺湖为公园，真令人高兴。但我仍担心，仅有这几处如何能使慕名而去者流连忘返?窃以为故乡父老尤其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对此应有战略眼光，长远规划，能重建者如龙光阁就要考虑复旧(模样到色彩都要像旧的。武汉不是为黄鹤楼复旧了么!)；该退厂(院)还庙的也要下决心让出地方(上海不是恢复徐家汇天主堂和静安寺了么)。往更远处想，还应当考虑建立新的名胜。
跳梁小丑
我十五岁前在沦陷了的淮安城生活过三年，“准亡国奴”的滋味还点点滴滴在心头!当时，人们进出城门要向日本侵略军鞠躬敬礼。不少爱国青年忍受不了这奇耻大辱，便愤然下乡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而一帮汉奸走狗却认贼作父，粉墨登场，骑在本国人头上作威作福。我起先曾随家逃难去流均沟边上的马家铺(那时属盐城县)。一天下午突遭日寇炮火袭击两个多小时，三百来户人家的村庄顿时一片火海。后来才知道领路的是当时淮安县“维持会会长”、敌伪第一任县长(那时还叫“县知事”)、大流氓沙贵章。还有保安队长高必发，本来就是大土匪，此时戴上了少校肩章，进出坐自备的黄包车，后面还跟着三四个带盒子枪的卫兵。最可鄙、可笑的是这帮汉奸沐猴而冠，还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每当新官上任时，总要强迫百姓送银盾、锦旗乃至“万民伞”，吹吹打打招摇过市。实际上这都是镇保长奉命捧场，挨门逐户收“礼捐”搞起的把戏。
我于是懂得：哪怕国破家亡，人民鲜血成河，照样会有野心分子趁火打劫，喝血起家。小丑跳梁毕竟跳不了几天，但可能作出的祸害却不可低估。做外国占领者的奴隶固然难熬，当本国小丑暴发户的臣民也不好受啊!由此我想到：当前，社会上的各种小丑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其骗术更为“巧妙”，更容易使人上当罢了。最近，笔者在上海采访一起诈骗大案，感受颇深。
犯罪分子周文龙(淮安县溪河乡服装厂“供销科长”)在一年之内行骗于九个省市的二十多个单位，诈骗金额高达二十万元，已被上海市宝山县政法部门逮捕。尽管这个只有四十多名职工的小厂并没有供销科，但周文龙的工作证上却写着“供销科长”字样。该厂还让周文龙随身携带空白介绍信和合同书四出活动，以致一些单位受骗上当。这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写到这里，我猛然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话，抄下来转赠给我的故乡父老兄弟们吧：“人民，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作者原为《民主与法制》记者）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