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相公
相公本来是尊称宰相或年轻少爷的，但在抗日战争前的淮城，也用来称呼店员一一不过比较轻蔑，不如师傅二字还略含敬意。
我家开有三爿店，相公曾多达二、三十。日本鬼子一打来，主人仓皇下乡逃难，店铺立即都关了门，各委托一名信得过的相公看管。酱园留交给一位五十来岁的老石相公。三叔祖许以重金，要老石全家搬去店里，也给他们备足了柴米油盐。老石发誓不负主人厚望，决心与店共存亡。酱园后来在敌伪统治下半开门卖陈货，老石又忠心耿耿，卖得的钱悉数归主。
几年后，主人返城，老石一家默默搬回东城脚跟下的小茅草房。老石不久便因病去世，大儿子小石得蒙照顾进店当了小相公。工资微薄，无法瞻养老母幼弟，他的老母便曰日徒步跑清江，贩香烟混日子。
不幸小石又患上了那时不治的痔瘘症，贫病交加，坐立不安。三叔祖不肯收容这病人，当即要他卷铺盖回家了。小石于是扶病在南门外小吊桥口(敌伪时淮城仅有这点商业区)摆个小摊子，零售他母亲背回的香烟。他人越变越瘦，烟越卖越少，不久便一命呜呼，死时还未满三十!
记得他的老母幼弟曾向三叔祖哭诉求救，三叔祖双手一摊说：“这是命啊!我能救急也救不了穷呀!”
更不幸的是死了一个还带走一个：小石幼时便由父亲作主，和河西一家农民的女儿订了婚，因为既穷又病，一直成不了亲。那姑娘听说未婚夫已夭亡，一根麻绳悬树自杀了。时人称为“望门寡殉夫”。三叔祖曾称赞这是“难得的贞节”。
记得淮安城里原来有好几处贞节石牌坊，有的还做得挺考究。我幼小时也曾对那些受表彰的妇女颇怀敬意，至此才惊讶地发现，那些大石头下面埋压着多少不幸妇女的血和泪呀!
张哭娘
旧淮安城区仅有二万多人口，但寺庙庵观多而且大，社会上三教九流，形形色色，样样皆有。这大概因为淮安曾设有漕运总督、府、县三级官衙，遗老遗少甚多，鬼神衙门也相应重重叠叠了。我记事时，中华民国虽已二十来年，满清封建遗风却还随处可见。几位老绅士拖着长辫，出门坐轿，逢大典还要穿上前清的官服。河下镇有位王老先生，字写得很不错，落款自称“逊清进士臣王××”。中年妇女中也有三寸金莲的，大多数是缠过又放开的“文明脚”。
封建遗迹特别表露在红白喜事上。地主分子闲得无聊，便日日讲排场、忙应酬。尽管家里从来没人中过举或做过官，办喜寿丧事不妨用大字告示在门前自吹自擂是X X进士X X知府的后裔，好在清朝早已被打倒，不会有人来查究了。城里还有好几家“执事”行，备有红蓝呢绣花官轿和绣有龙凤的棺帔供租用；再排场一点的还可租用全套前清官衙的仪仗，包括各色龙旗、刀斧戟矛等古代武器以及“肃静”、“回避”虎头木牌，雇一些穷苦人家孩子扛着，吹吹打打，招摇过市，那盛况真如东岳庙里出庙会哩!
应运而生的便有一种奇妙的职业——哭娘。大户人家特别讲究孝道，若有客来吊丧，就得有号哭声从棺材旁传去灵堂。老爷太太们正在为争遗产在后房里吵闹不休，谁有心思去哭?又哪里哭得出?于是请哭娘代哭——这倒也要有点功夫：哭得凄凄惨惨，抑扬顿挫，但脸上却不见半点泪痕，比京戏里的掩面而“泣”难多了。
我老家每年都得死个把人，常来当哭娘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姓张的妇女。
据说她死了父母、公婆和丈夫，又绝了子孙后代，人们都说她生来“白虎命”，嫁人、帮佣都没人敢要，只好靠代哭来混口饭吃。老爷、太太们见到她要远避三舍，她自己也把自己看作不祥之物，不敢和谁搭讪。
这一切自然还是抗日战争前旧淮安城的繁荣盛况!日本鬼子侵占了城区，四乡农民又跟着共产党闹起了革命，地主们便一天天走着下坡路，依附于他们为生的人，也各奔山头，另寻活路。那位张哭娘无路可走，只好像祥林嫂一样沿街乞讨，再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几个小人物并没有完全白死，正是他们的悲惨遭遇激起一代代青年人(包括我们这样出身地主家庭的小知识分子)的满腔义愤，总觉得这人吃人的社会一定要推翻，决心投身革命，跟着共产党，为中国也为故乡找寻一条出路，这便是我们今天还在继续开拓前进着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作者原为《民主与法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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