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上海，偶然出去走走，沪宁线上也只是南京、无锡、苏州这些城市去得多些，渡江北上的机会就很少，三十年来只有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冬天，那时江南初解放，到沪宁线上去旅行采访。在镇江下车以后，曾到扬州去看过一下。记得当时城里还有好几家旧书铺，一一看过，买了不少书，放在黄包车上一起出城去游瘦西湖、平山堂、史阁部墓。阴天，好像要下雪的样子，北风虎虎地吹着，天上满布了彤云。不用说，游人是一个也没有，站在梅花岭的高处，四下鏟去，真是一片愁云惨雾，很有点像当日史可法留守扬州的典型环境与气氛。我想，如果想创作历史小说，感受一下这种环境氛围，也许并不坏。可借这与我当时的心情毫无相通之处，于是匆匆赶回镇江来了。
第二次是在大约隔了一年以后，我参加了革命老根据地的访问团。先到山东、再来苏北。这次走的地方多些，先后到过建湖、兴化、盐城……，最后还是回到扬州。那是解放初期，老根据地的人民生活还没有能得到多少改善，但与一九四九年所见相比已经不同了。环境之艰苦与老区人民炽热的心形成了壮丽动人的景象。可借我无力也无法加以介绍。现在留下的印象只剩下了扬州富春茶社好吃的点心。连那茶社所在的古旧、残破的花园，也觉得非常可爱。那次我们是从招待所里溜出来的，原想只是坐下来吃一盏茶，不料一下子就坐了许久。
关于江苏省长江北岸部分，我过去所有的知识不过如此。匆匆走过的一些地方，多是偏东沿海地区，比较艰苦。几乎木知道中部洪泽、高宝湖流域的富庶、繁盛，和江南没有什么两样。关于江都、扬州，虽然历史记载中各种描写都非常充分，可是留在印象里的，却总逃不脱南宋词人所说“春风十里，荠麦青靑“和“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这样的印迹。这样的想法，在这次从镇江来到瓜洲渡口，等候渡船的时候，又一次出现了。站在新建渡船码头的水泥坝上，默默对着面前的汤汤江水，远处疏落的洲渚、小树，还是不能不想起从鲍照的《芜城賦》到汪中的《广陵对》所列举的一连串历史事实，展开的一幅幅历史画面。这是荒淫无耻的豪纵生活与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的交错出现，也是诗人怀古的理想地方。而怀古，又往往是追忆往昔的欢愉者少，痛定思痛的多。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容易保留下那些苦痛记忆的原因了。
过江以后，汽车经过邗江县，进人了扬州。但并不走过市区，只是从城边的公路穿过，一路上走过运河大桥和不只一座新建的雄伟的灌溉渠。有一处水闸的名字叫“万福闸”，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充分表现了人们对水的感激之情。从这里开始，一个外来的旅人就将惊异地开始欣赏苏北水纲地区的特色。有那许多纵横交错的水道，水面上有那么多船只，形形色色的船只；还有一群群鸭子，欢快地在水面上凫游、喧闹。辽阔的水面上孕育着一片生机。再走下去，就进入了沿着著名的古邗沟行进的堤上公路。
这可是一条非常有名的古水道。因为它的疏凿、扩展与隋炀帝有着关系，因而也就更加有名。从江都一直到淮安，三百七十里的运河，就是‘‘古邗沟”。这是春秋之末，吴王夫差在古水道的基础上开扩的，目的是以通江淮；隋文帝伐陈，又重开了一次，这次取的名字是“山阳渎”。但人们似乎都不予注意，只记得征发了十几万民工，在几个月里扩大了这“山阳渎”，以便乘坐了豪华的龙舟到江都来游幸的隋炀帝的名字。历史学者们还不断指出，陏炀帝虽然是个荒淫无道、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皇帝，但他的开拓运河还是为后人开了万世之利的。因此隋炀帝应该被称为“不仁而有功”的统治者。（明人《谷山笔塵》)这是不能不使人叹息的。
隋炀帝的“声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小说家吹煽起来的。从唐宋人的传奇开始，直到明人的《隋炀艳史》……无一例外都尽力渲染了他的荒唐无耻的享乐生活，并表示了非常的艳羡，极少看到人民为这一切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陏炀帝不幸失败了，陏也成了短促的朝代。否则他的一切倒行逆施，史官们是会尽力加以纂改、美化的。即使他是一位短促的王朝的应负亡国责任的皇帝，有些人还是想方设法加以保护。仿佛不光彩的动机与残暴的统治真能歪打正着地产生良好的效果。这就深刻地反映了一些封建文士的内心活动，也许可以称之为“流氓崇拜”吧。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流氓的行径想得到社会的批准都是困难的。但他们的享乐，荒淫，恶行，罪孽却正是某些人在心底羡慕着的，因为自己做不到。
隋炀帝是有他的才能的，但其实是个流氓。传说有一天他和皇后呆在一起，对着镜子长久地端详着自己，缓缓抚捵着白晰的头颈叹气说，“多好的一頋头颅，还不知轮到哪个有运气的来砍？”这传说证明，直到结末，他的头脑还是淸楚的，明白自己负债的数额，也明白“破产”的期限，很平静地等待着末日的到来，不后悔也不张皇。
不是头等的大流氓，能做得到么？
在《初学记》里看到过陏炀帝写的一首诗，是写淮上风光的《早渡淮》:
平淮既渺渺，晓雾复霏霏。 淮甸未分色，泱漭共展晖。 清霞转孤屿，锦帆出长圻。 潮鱼时跃浪，沙禽鸣欲飞。 会待高秋晚，愁因逝水归。
这诗写得不坏，放在“六朝声偶”之中，也算得优秀之作。作者主要使用的是白描的手法，所写大约是他乘了龙舟渡淮前往江都时的所见吧。有趣的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邗沟景色与我们今天所见的运河风光并无怎样显著的差异。秋展，太阳还没有驱尽弥漫于水面和丛莽之间的早雾，只见一片迷濛，一切都笼單在轻绡下，看不淸楚。偶然在河道中出现一片沙洲，孤零零的，上面似乎还生长着老树，可见这些“孤屿”也很有些年纪了。只是汽车在沿了运河堤岸的公路上跑，无法看到河里跳出的鱼儿，鸟声也听不到。在运河中时而看到一长串驳船，由一艘小火轮拖带,，船上也没有悬挂耀眼的“锦帆”。
过了邵伯以后，车子就一直在一条绿色的巷子里穿行。这是由两行髙柳界成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巷子。从柳树间隙可以望见运河的河床。对岸，好像也是一层绿色的屏障，葱葱茏茏，更显得茂密。到了高邮，太阳终于露面了。前两年一个晚秋的下午，我曾在安徽东部旅行，那里的公路边也夹种着柳树，曾给我以一种说不出的萧瑟凄凉之感，一时竟把这看作淮南杨柳的特色，就是曾由姜白石屡屡在词序中描写过的。说柳树也有地方特色并能传达不同的情愫，是有些可笑的。但我确信这并非虚假的幻想。髙邮道中的髙柳，就一些都没有这种楚楚可怜的姿致，只显得健壮而有生机。也许是秋晴的日色帮助改变了景色的氛围，也许是……谁知道呢？
堤上的公路比河畔的田野要高出许多。几乎每隔些时就要迎来一座市镇，照例能看到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脚踏车，和新起造的建筑物。这中间很有一些有名的地方。到了高邮，不禁要想起咸蛋和在这河水上成群的鸭子；当然也会想到这是有学问的王念孙、引之父子的故里。到了宝应，在长途汽车站里看到人们提着大串肥蟹和一捆捆粗壮的繭上车。过去我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粗、棱角突出的塘藕，河泥还不曾洗净，真像摔跤手的手臂。听说今年的蟹泛是空前的，洪泽湖边到处都有自行爬上岸来的成群河蟹，农民捉了来缚成串，六角钱一斤的价钱还不容易找到买主。车过界首以后，运河中的洲渚出现得更加频繁，有时它们竟长长地联结在一起，几乎把水面界成了内外两条河道。在这些沙岛上长着树，还有破破烂烂的房子，成片地种着菜。有的“岛”上还建起了不小的砖窑。这一切，看来都已是很久以前留下的遗迹，说明人们久已不再重视这条曾是非常重要的水道了。揣想大约在京沪铁路建成以后，甚至还更早些就出现了这样趋势。这是很可惜的。人们盼望在这条古运河上有更多更大的货船来往行驶，使已经淤塞了的动脉恢复生机。即使只是侧枝，同样也能加强心脏，使之跳动得更为有力，输送更多的血液。
从镇江到淮安，路上大约花了四个多小时。这样的速度，过去南下北上的旅人是不能想象的。
在京沪铁路没有建成以前，淮安曾经是非常繁盛的地方，是南、北交通重要的枢纽。淸初曾在淮安旅居了很久的学者阎百诗的儿子阎咏说过，扬州是唐代最繁盛的都市，在明代则是苏州。这有“扬一益二”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俗谚作证。但在明代成弘之间（1480年前后）邱琼山《过山阳诗‘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距余家状元里仅二百步。”（左汾近稿）他这里说的是，明初淮安的繁昌，是可以与扬州相比的。明代末期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的人。他留下的一部日记，中间就记着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第一次进京的旅途见闻，列举的沿途重要商埠口岸是扬州、淮安、苏州、济宁、临清和天津。从利玛窦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南北交通主动脉的运河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淮安正是六个重要口岸之一。在淸初南北对抗的战事中，淮安的地位受到威胁，遭到很大的破坏。孙廷诠奉命于顺治八年（1651年）到会稽禹陵去祭扫，南下途中经过淮安，为了等候船只就等了五天之久。他在《南征纪略》中说：
淮城南北之会，陆海津梁。客至此者，欲南则舍策登舟，欲北则停帆命驾。盛时驿使星飞，亭长舣船待，夕停晓发，无弗给者。有明之末，藩镇刘泽清建牙于此。尾大不掉，威福自擅。竭淮民之力以峻宇雕墙，公私俱困。又势处要害，兵火相寻。官舟荡析，乃挐估人船。兼前榷使为政苛虐，南来行旅，皆迂道徐泗，以避虞罗。水国萧萧，棹歌稀发。予抵淮五日，尚未得船也。
孙廷诠是钦差，还不易得到交通工具，可见淮安当时已经破坏到怎样的境地，完全失去“陆海津梁”的作用了。刘泽清是有名的“四镇”之一，与高杰齐名，都是史可法指挥不动的地方军阀。由这样的人镇守淮安，难怪一见北师，立即望风而溃了。将军们唯一的业绩是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这种混乱情况大抵延续了三十年。
康熙亲政之后曾在皇宫的柱子上记下“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头等重要大事，时时提醒自己。事实上当时黄、淮、运河都已废弛多年，屡次出现水灾、决口，严重地威胁着南北交通与漕运，已成为淸王朝的心腹大患。所以平定三藩的战事一结束，康熙就立即开始“南巡”。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视察治河工程，自然也顺便游山玩水，接见上层汉族知识分子，祭祀明陵，力图取得民族和谐。在这些地方，他和陏炀帝是很不一样的。康熙多次南巡，在河工问题上花过很大的精力。《淸圣祖实录》记，“江南、淮安诸地方，自民人船夫皆称誉前仟河道总督靳辅，思念不忘。”靳辅治河触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尖锐的矛盾，引起了严重的争论。康熙在进行处理时曾多次调査地方、民间舆论，几次修改决策。调査的重点地区，就有淮安在内。
大约从康熙中期开始，淮安就已开始恢复了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也恢复了过去的繁荣。平时翻阅淸人诗集，几乎没有例外都能发现一两首淮安诗，最常见的題目是韩侯钓台与漂母墓。这是一些都不奇怪的。人们进京考试、朝见，出京赴官、返里，总免不了要经过淮安，不能不看到著名的淮安人韩信的遗迹，免不了要藉此发一通感慨。
到淮安当天的下午，就去看了著名的“胯下桥”。这“桥”就在市中心，有一座不大的木牌坊，坐落在一条街的出口，牌坊上写着桥名，漆着黄绿颜色，是“同治丁卯（1867年）重修”的，算不得古。其实这地方既没有桥，也看不见河。“胯”字在《史记》的古本里写作“袴”，可能是原文。
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里首先用一节短短的文字写了韩信少年时的几件轶事。不但故事生动，而且准确捉住了韩信的个性、品质的重要侧面，作者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
少年韩信身材高大，喜欢随身带着刀剑在街上走，但很穷，没有正当职业，平时也并不与小流氓们混在一起。这就使“屠中少年”觉得很看不惯，想找个机会当众加以侮辱。“不怕死，就杀了我，不然，就乖乖地从我裤裆下面爬过去。”太史公写得真好，他写韩信对着这个小流氓冷冷地看了半日，于是爬下，默默地从他的两腿中钻过去了。在“孰（同‘熟’）视之”三个字里，包含了许多内容。韩信经过周密的考虑，终于决定了应该怎么办。他冷冷地看那小流氓时，脸上一定没有恐惧、慑伏的颜色，倒是满脸蔑视。这是不必写，读者也能领会的。整个场面没有一点声音。只是当这一幕结束以后，才听到围观的人群中爆发出的讥笑。
这场面与《水浒》里杨志遇见没毛大虫牛二的故事很有些像，我怀疑《水浒》的作者可能是从《史记》里得到了启发的。但两个人物的结局却完全不同。韩信只不过暂时失了面子；而杨志则—时性起，杀了牛二，最后落得断送了前程，在脸上刺了金字，只能去做“强盗”。这样，许多人就从这里得到了“教训”。孙廷诠在《汉史亿》中就说，“汉三杰”都是靠一个“忍”字成功的。韩信、张良（他在圯桥下为黄石公拾过鞋子）、刘邦（在攻项羽之前，听从了萧何的劝告中止行动）都是如此。接下去就责怪韩信不该在刚攻下齐城后就按捺不住要求刘邦封自己为王，就是封个“假王”也好，这就种下了疑忌的根，后悔莫及了。这是有代表性的意见。遍观历代人就韩信的一生所作的诗文评论，大半是给以同情的，如有责难，大抵也总是怪他不能“忍”。 难道韩信在少年时懂得“忍”，后来就忘掉了么？是他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终于忘其所以了么？ 韩信与刘邦曾有过一次有趣的对话。那是在两人之间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刘邦解除了韩信的兵柄，封他为空头的淮阴侯之后。刘邦问韩信，以他的能力能掌握多少部队？韩信答，“不过十万。”“那么你呢？”“我是越多越好。”刘邦不高兴了。韩信接下去作了解释，“陛下不能带兵，可是掌握带兵将领的本领是无比的。正是因为这个我才给陛下捏在手心里的。”司马迁写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再记下刘邦有过怎样的反应。我想刘邦是同意了韩信的分析的，因为他说的是老实话。韩信自己在说这番话以前，一定已经对自己一生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反复地考虑过了。这就是他的结论。他对应付“屠中少年”那样的小流氓、以及在他看来差不多的下层劳动群众，从来就没有丧失过把捶与信心，只是碰到刘邦这样的对手，只有认输。看来关键并不在什么“忍”宇上。 在这里，不能不说一下我对司马迁一贯抱有的尊敬。司马迁写的是历史，他从不自己标榜为文学家。但人们一致承认他不只是出色的史官又是伟大的作家。
《史记》在许多人看来，也许应该列入“历史文学”之内吧，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历史就是历史，司马迁的《史记》用文学标准衡量起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但归根结蒂还是历史。就好像髙明的新闻记者所写的报道，自有其浓厚的文学感染力，但到底还是报道一样。试看司马迁在这里所写刘邦与韩信的对话，就非常真实，同时又表现了两人中间的深刻矛盾，思想性格上的矛盾、利害的矛盾……，好看极了。这是在两个髙级流氓之间展开的较量，但并不借助权势、刀剑，甚至连谈话的气氛也是“和谐”的，谁都没有使用什么刺激的字眼。但从纸背不是可以听出那“握拳透爪”的切齿之声么。我想古今一切政治斗争中都不缺少这样的场面，但有几位作者曾真实地加以描写过呢？七月中得到叶圣陶先生一封信，他在我的一本小书中看见了《日记•日记文学……》这样的题目，他说，“始知日记文学已为通用名称，自愧所见之不广。……我谓日记即称日记可矣，何须加称文学？既有日记文学，殆将有书信文学、游记文学等名陆续新生。未免巧立名目，近乎赘矣。诸种文学中又有所谓报告文学者，或称报道文学，其名殊不可解。据云其作法系叙真人真事，而又不必切合其人其亊，作者尽可驰聘想象，出以虚构。由此而引起被叙者家厲之不满，已颇有所闻。尊见于此如何看法，如有兴不妨提笔论之。”这是个应该由文学评论家来发表意见的大问題，不应胡乱插嘴。不过因为佩服司马迁的文字，偁然想到，觉得似乎也不妨为叶圣老的意见加一点注解。我一向主张好文章就是好文章，从来不受体裁、样式的限制。用不着——分类拔而出之并缀以“文学”二字。诸葛亮的《出师表》写得好，难道要称之为“章奏文学”吗？前人撰六朝文为《文絮》，分类选编收人賦、诏、敕、令、教、策问……等十八种不同体裁的文字，伹只是总称之为“六朝文”，态度非常老实。如一一别立名目，那就将在文学史上平添十八种新型“文学”，不免过于“赘”了。如果司马迁不是经过了辛勤周密的调査研究，不尊重历史的真实，只凭驰骋想象，那就将把刘邦、韩信对话的场面写得剑拔弩张、唾沫横飞，甚至让刘邦动用皇帝的权威。火炽是火炽了，但得到的怕不是什么“文学性”而只能是虚假性。司马迁不会因此贏得“历史文学”家的桂冠，怕连历史家的地位也保不住。自然，人们会说只有低能的作者才如此这般地去“驰聘想象”，高明的作者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不过我想司马迁之所以写出不朽的名篇，主要不是靠什么想象，而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执著。他淸醒地记住自己是太史公而不是小说家。在他笔下另外一个可以举出的人物是漂母。韩信在城边钓鱼，没有饭吃。被在城边洗衣服的妇女中间的一位发现了，就请他同吃，这样一连有十天，韩信髙兴了，感激地说将来一定要重重的酬谢。漂母非常生气，“我请你吃饭，难道是指望你的酬报么？”这一节，看来也是真实的，不是出于“驰骋”的“想象”，但又是多么生动、有力，只一笔就勾出了人物的神态以至精神境界。
韩信当年大抵只是坐在城下河边钓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有了一座台，称为“韩侯钓台”。这是个有名的地方，我在不少古人的诗集里都发现过。幸运得很，在去河下访问吴承恩故居的路上，看到了钓台的遗址，在归途中停车下来看了一下。这台就在公路与运河之间，有一块小小的旧碑，上面写着“韩侯钓台”四个大字。一座崭新的碑亭刚刚修好，还没有最后竣工。看碑记，这台始建于明万历年中，同治三年重修，一九七九年又重新修整。这地方正好在运河边上，离淮安西门很近，韩信当年钓得的鱼大概也是拿到城里去卖的。从前人们乘船在运河里经过，总免不了要看到这钓台，并想起了韩信。如将他们说出的意见抄集起来，编成一册厚厚的《韩信论集》是不困难的。
在碑亭的右侧，有一间小小的殿堂，也是新建的。大门关着，没有匾额。从窗子里望进去，空落落的还没有什么布置。打听下来，才知道这就是“溧母祠”。不过记载中髙大的漂母坟却不曾看到，也许早就平掉了吧。
还有一座“韩侯祠”在城里，是在一座小院子里。三开间的正殿还是旧时的建筑，铺着黑瓦，殿角点缀着鸱尾，殿中塑韩信像，壁间还嵌着几块旧诗碑。据说这祠在汉代就有了，后为水淹没，明代始建新祠。有一块诗碑是丁酉（乾隆42年、1777年）仲春，吉林德保题的。德保字润亭，有“大中丞印”。诗是一首七律：
曾于古岭莫公坟（山西灵石县有岭曰韩侯，上有侯墓，余于乾隆戊辰经过，曾有诗句），故里初来访旧闻。 袴下有人驱壮士，冢旁何处葬将军。（史赞言，侯命其母冢旁可置万家）。 假王生死权萧相，震主功勋失后君。 飒爽英姿遗恨在，灵祠日幕吊寒云。
作者是一位满州诗人，全诗经过简要的概括，清醒地评论了韩信的一生，写得也颇有感情。总起来说，在韩信的故乡，从很久以前起，不论是土著或是过往的旅人，对他都怀着很好的情分，是无疑的。
今年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纪念，在淮安举行了纪念活动。会议中间有机会参观了他在河下镇的故居“射阳鎵”和南乡马甸公社二堡大队的墓地。两处都经过了修整和重建，参观以后得到了很好的印象。整修工作做得细致而科学，是经过详细调査研究以后，审慎地进行的。故居并不显得豪华，是带有淮上风格的明式建筑。书斋、轩厅，小巧而紧凑的布局，幽静的庭院，堂前有用竹枝搭起的篱落，曲院回廊，青砖粉壁，是一组非常可爱的建筑物，厅里正中安放着吴承恩的半身塑像，据说是根据墓地中发现的头骨，用科学方法复原重塑的，一个淸瘦的老头儿。两侧是书法家萧娴写的大字四言联，“伏怪以力，取经唯诚”，字写得非常好，与康长素的书体极为接近，功力是深厚的。
这副对联对《西游记》的主题也概括得好，意思大概是说，对一切邪恶必须认真对付；对真理的追求则要有不动摇的忠诚。
小说虽然不像诗那样神秘与朦胧，可是要正确无误地掌握作者的创作意图，也不容易。《西游记》是神话小说，大概人们都没有异议。但神话也是人间相在艺术中的曲折反映，吴承恩到底想说些什么呢？前不久听见过一种意见。《西游记》应该就是《西征记》，是《三侠五义》一类作品的鼻祖。孙悟空是相当于展昭、黄天霸之流的角色，而唐僧则是施不全的雏型。这确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创见，惭愧得很，我过去从来就没有想到过。
此外又听到过一种议论，那是对紧箍咒的新解释。孙悟空尽管有通天本领，没有这咒还是不行的。他经常发牢骚、闹情绪，犯纪律是寻常事，弄不好还想“开小差”。全凭这咒，才能制伏这猴头，使他规规矩矩，乖乖地尽力完成取经大业，成了正果。只有在这时，咒也用不着了，猴王头上的金箍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自行脱落了。
这意见也和我们普通读者（主要是孩子们）的看法两样。可爱的孙悟空竟被看作不能掌捶自己命运的可怜工具，使人头痛的“紧箍咒”却成了起决定作用的法宝。这真不能不引起普天下小朋友的伤心。
回忆读《西游记》，还是孩子时的事了。当时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没有深入思考发现书中“微言大义”的本领。保留下来的是对孙悟空说不出的亲近、佩服、与欢喜……之情。这一次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对伟大的作者吴承恩的感激，到他的故乡淮安来的。真是好久没有重读《西游记》了。当然更说不上深人的研究。但我所关心的只是好好保护从孩子时就形成的好梦，使之不受破坏。鲁迅对“透底”说过非常深刻的意见。我从先生那里得到教育，因此也时时怀着对这“透底”的怀疑。
这次到淮安来，曾得到几位朋友的怂恿。他们或来自北京，或来自海外。他们都是淮安人，希望我在故乡和他们会晤。这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髙高兴兴地去了，的确也在陪同他们访问故居、儿时的学校与游钓之地的过程中分享了难忘的悦乐。十月的金色秋天的阳光是美丽的，我们在淮安城里漫步，穿过堂皇的新建大街和一条条逼仄的小巷，来到他们已经不能辨识的旧居故址，看到大大扩建了的校舍中依旧保存下来的旧教学楼。这一切，对我似乎并无意义，但从朋友脸上的表情变化也感受到了喜悦与怅惘，并大致明白了这座城市在三十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登上了镇淮楼，这原是北宋镇江都统司的酒楼，现在是收藏陈列历史文物的地方。在楼上围墙墙角，排列着近年出土的许多方墓志，楼中陈列着各种出土的古器物。从楼上四眺，全城的风聚都在眼底了。在这里可以辨识曾经走过的街道和流连过的几处遗迹。记得走过一条窄窄的小胡同，巷口挂着“窦娥巷”的路牌，啊！一下子就记起了在程砚秋的名剧<六月雪》中确曾有过一个叫胡里涂的山阳县令；窦娥的丈夫也正是被人推人淮河急流淹死的。那么这件亊使老天爷都愤怒了，在盛夏降下大雪的冤案就真是发生在这地方的吧。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关天培是淮安人，他的故居也就在不远的地方。他的遗族还有人住在老屋内，现在改为“关忠节公祠”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泥塑的穿着清朝脤饰的关天培像，和悬在两側的挽联，这是林则徐送来的。林则徐对这位坚守虎门炮台壮烈殉国的战友之死怀着无比的悲愤与痛悼，那上联写的是“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林则徐这一问问得好！他追问谁是害死了关天培、同时也出卖了祖国的凶手。不过现在看到的对联“问何人”已经变成“问何时”了。这是改得毫无道理的。今天不是连小学生也知道鸦片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么！从这个小小的改动不是可以悟出，过去留下来的文字中，许多被明明暗暗篡改、涂饰过的地方，不但是确实存在，而且大半还继续欺骗着天真善良的读者吗？不过我们国家的历史确实是太悠久，太丰富了，删不尽也改不尽。历史上有那么多仁人、义士，人民不但把他们的名字、事迹记在纸上，刻人金石，还创造了许多奇妙的方式，使之永远留在人民的生活与记忆中。淮安有一种“蒲儿菜”，是传统的名菜。这是蒲草的稚根，用来煮汤的，在我看来，好像也并无突出的特点。但只要知道这是抗金兵的梁红玉（她也是淮安人）在协助丈夫韩世忠守淮安时，为了解救缺粮的困境，带头从湖底掘出食用的“野菜”时，就会值得它的滋味，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淮安人要把这列入头等名菜的理由。
镇淮楼西北角的驸马巷是周恩来总理故居的所在地。几天中曾两次到这里来访问。第一次是集体瞻仰，第二次只有两三人同来。我曾经到过重庆的红岩村、南京的梅园、上海的“周公馆”，但直到几年以前，还一直不十分清楚周总理和淮安的关系，更不知道这里还保留着他诞生并度过童年的老屋。
第二次来时已是傍晚，我们辞谢了纪念馆同志的陪同介绍，只要求允许我们慢慢地看一下。房子并不大，但却走了许久。故居的房屋、庭院、花木使我想起在绍兴的鲁迅故居，建筑的年代、格局也相似。他们都诞生在古旧的老屋里。这里没有百草园，却有两株老榆树，挺拔繁茂地矗立在院子中间。一把裁纸小刀，一盏使用灯草的高脚油灯还安放在屋内桌上。没有另外的参观者，我们默默地走，也走了好半日。
他在一九一〇年十二岁的时候离开了这里，以后就再没有回来过。
现在是每天都有许多人到这里来看望“故居”，聆听他的童年故事，参观纪录他生平事迹的纪念展览，上一堂历史课，仿佛重温了八十年中国的现代史，离开这小院落时都觉得心情肃穆而充实。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最近从报上看到，京杭大运河的苏北段，从界首到淮安五十三公里的运河续建工程已经开始，民工大队已经开往现场,他们将切除河道中的所有“中梗”，使大运河恢复畅通。他们保证在明年二月初复航。这真是使人高兴的讯息。
十一月十四日记
徐柏容郑法清主编陈惠芬编,当代散文丛书 黄裳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09月第2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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