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琼侧影

潘际坰（1919—2000），笔名唐琼，著名记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淮安人。祖父潘德舆，字彦辅，号四农，清代诗人、文学评论家，道光年间中举，曾为安徽候补知县，有《养一斋集》。际坰1938年进浙江大学数学系读书，毕业后即在上海《大公报》担任编辑和记者，历任《大公报》翻译、编辑，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评论员，商务印书馆编辑、世界史组组长，香港《大公报》编辑部副主任。著有纪实文学《朝鲜战地散记》、《末代皇帝传奇》、《牛顿》、《慕尼黑阴谋》，散文随笔集《八方集》、《京华小记》、《娱情集》、《快意集》、《唐琼随笔》，译著《美国内幕》等。

北京的老人物

靳飞

在北京只读过唐琼先生的一篇短文，是收入范用《我爱穆源》中的。我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颇深，唐琼说在他(指范用）的书斋里坐一坐，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书是分门别类放在书架上的。只要说个书名，如果他有书，立刻就会送到你手里”。从范用文中知道，唐琼是位老记者，又是香港《大公报》的专栏作家。我到东京后，读的第一本即是唐琼著，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版《京华小记》。二百余篇文都极短，却又极精致，唐公以小品文办法写人物专访，我甚至错以为有些文宇是曾发表于林语堂主持的《人间世》的。

令人叫绝的是他写周汝昌，“我有时破门而入，正逢他沉思,那模样就像古代哲人似的;看到我就在他身旁，他这才惊醒过来，‘嫣’然一笑。是的，这种老夫子型的笑,很诚挚，很美……随即递给我一支并非高级的香烟。我总是回答,我也有，牌子跟你的一样。他一看,又笑了。他喜欢喝茶，茶叶倒是上乘的。他对热水壶里开水的温度很关注。我们坐下来谈什么呢?《红楼梦》不能谈。我们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不谈这个，彼此都无损失。偶尔破例，倒也有趣……”(《周汝昌侧影》)我想,大凡和汝昌先生见过面的人，都会对唐琼为周描的这幅小像竖大拇指吧。

读《京华小记》里这一幅幅为北京的老人物勾勒的惟妙惟肖的小像,引起我对他们的思念——我一直怀疑自己是否有“恋老情结”?重读《范用素描》，使我想到瘦且矮的范用老先生，行动出奇地敏捷。他是出版家、藏书家，到他家中，顶好不要提书名，否则这话也不要谈了，他会马上起身去找。他说话比走路慢，你在客厅里听到他说的前半句话,后半句则要你伸长耳朵听他在书房里讲。和范用谈天，你必须准备好，他随时会在客厅与书房间跑来跑去——他被车撞成骨折(也有行动过快的缘故)后架起双拐，但这一点也没影响到他的这习惯。你不提书名也不行，他会主动推荐书给你，还是要拿给你看，然后再放回原处。我说，他就是个热情地大开书斋大门的“说书人”。

汝昌先生比唐琼写他时又有所发展，重听得厉害，我开玩笑说，和他谈话无秘密可言。两人讲的悄悄话，上下六层楼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视力也頗糟，一只眼己经失明,另一只要借助两个放大镜才能看东西。我称他“病红楼”（说“红楼病”也行），只要你和他喊话中带出“红”字或“曹”字,他会立即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他的漂亮的白发抖动着，连那双“离休”了的眼睛都变得熠熠放光。

在唐琼笔下，还有他猜想酒醉后“会不会出现‘Gladys汝来前’，或‘以手推Gladys日’的场面”的翻译家杨宪益，有平均17年写一封信的戏剧家孙浩然，有写“梁山昭大义，湘水葬佯狂”的舒芜，等等，等等。我忽然发现，这一组老人物(包括唐琼在内）竟是如此好看。他们活得极具声色而又极具特色，活得那么有力，有理。牛汉近年常提“老生力量”,这真是个特殊而又值得思索的现象。不过，说句伤众的话，想到现今的中年和青年老了以后的亊，又有些泄气。我们彼时能如今日这些老人物这般，老得有如此味道吗？

京华小记

戴文采

北京从前有个作家叫唐琼，一九一九年生。原籍江苏淮阴，他有本《京华小记》是我早年对北京的了解。耐人嚼的豆腐干文章。我年轻时的小说《哲雁》里关于北京的旧事素材，都是从他书里借取，那时根本尚未踏入大陆。唐琼的文风就是标准新闻界出身的风格。《京华小记》是三联出版，唐琼原属中国作协，现在应该早就绝版了。方块文章要犀利真实，但犀利容易不耐嚼，耐嚼是要目光如炬却又做人温厚，内敛英华，智光如剑鞘，却未拔出来，说来倒像三岛由纪夫最忠诚信守的日本武士道。这类真实的风格每天写就会进步，每日记下杂感，一天五六百字，日月风雨无阻，尽最旁征博引，日久必成健笔。唐琼学数学、科学，做吐者，还写过《牛顿》、《慕尼黑阴谋》，我一向认为学文学的写不好豆干方块，太多感性，不如其他专业直击人生。唐琼的文风，初看可能觉得毫不起眼，因为真的是“白开水的味道”。新闻编辑台是个使用文字讲究纯净再纯净的地方，公正是目标，所以新闻圈出白开水文笔。八十年代之前，新闻圈还流行早期章回小说编报派，如抗战时的上海小报，我也拿手。那时我刚从中文系毕业，出道新闻圈，赶上了几天章回小报式标题没落前的尾巴。《京华小址》我读过好多遍，却从来没看哪儿有人提过他，读时相信着他的人品和文章一样，白开水清廉清明，抖掉一身文字的敷设，一点不依赖色泽。写华丽与虚拟小说的创作者，应该常常练习写白开水，如练习用人品证明清廉清正，臧否月旦。

彬彬君子潘际坰

唐振常

谓际坰曰彬彬君子，大约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相交五十四年，虽然参商两地比聚首一堂多，每想起际坰，总是一副彬彬君子状貌，待人接物，礼数周到，从不疾言厉色。尤其有女士在座，他更表现得温文尔雅，言语柔和。不能说他是望之俨然，日常毕竟言语不多，特别是在生人的面前，但一经交谈，其即也温的感觉，会是共同的印象。不见际坰多年，今写此悼文，眼前浮现的印象，依然是彬彬君子，依然是其即也温。

际坰在大学读的是数学系，然醉心文事，一生所为是写作，是新闻出版事业，和他所学有关的专业，也许只是“文革”中很短一个时期，被强行发配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工作，翻译了一些科学书籍，非本愿也。但他却有科学家的谨严和周密，做事一丝不苟，有条不紊。这在同事友人中，为数不多。

我和他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时间相近。我的工作单纯，不外于编辑、记者。际坰做编辑，其性质则极复杂。他是个样样管而门门通的编辑。抗战胜利以后的上海大公报，保持传统特色，每周七次，有七个不同的专刊。门类不同，科别互异，稿件内容自然更是各不相关。专刊主编均是馆外专家学者，现在能记忆的，如周太玄主编《现代思潮》，洪深主编《戏剧与电影》，靳以主编《文艺》，陈伯吹主编《儿童文学》，戈绍龙主编《医药与卫生》等。抗战以前由胡适主编的《史学》专刊，此时似未再办。其中，除了李纯青是由社评委员兼主编《时代青年》，其余专刊均由际坰一人总管，馆外主编只是把每期的稿件交给际坰，由他校订，编辑，拼版。此事至繁，稿子或多或少，未必恰好装满一个版面；而今天戏剧，明天文学，过一天易之为学术，再一天变成了医药专门之事，际坰真成了百科全书派，或竟是杂家而须门门通了。一般编辑，除编辑专业外，总企求通解所编刊物性质的业务，上举诸多专刊门类复杂，求其皆通，诚难诚难。依常理，一般人恐怕是不愿做这个大编辑的。而际坰于此，怡然以处，应付裕如，从无怨言。还有余暇为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帮忙。这恐怕和他兴趣广泛，学不偏执有关。他那时上班下班，总挟着一个大皮包。几个刊物的稿件，包容万端，非挟大皮包不可。

我和他在1948年底先后至香港大公报度过一段生活之后，于1949年6月初同船返回上海大公报，我的工作内容无大变化，际坰则大变了，离其所热衷的文事远了。他担任了上海大公报的副经理。经理是费彝民兼任，费公常年在港馆，所谓副经理，实际即经理。我不知道际坰对于他的新职作何想法，在任期间有何新猷。因为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我有一段时间做夜班，除了开会，和际坰更少见面。际坰虽然改业经理(报社有人就称他为“潘经理”，这可不是《日出》中那个潘经理，际坰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依然不忘文事。他在这段时期，写过一些什么，今已忘。但有一小稿惹起他不高兴，却还记得。其时鼓吹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上海大公报在第一版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中国的世界第一”，宣传历史上中国的发明创造。此事由王芸生先生倡议，稿件取舍亦由芸老决定。用心虽好，然不免于夸诞，事后看来，有些项目与事实并不相符。稿件基本由报社同人写作，间有外稿。际坰本习自然科学，自然地，他在此栏写稿较多。一次，他写了一篇稿子，芸老未采。际坰不高兴了，他写了一封短信给芸老，信谓“拙稿蒙剔除，甚感”。这个“甚感”，当然是反其义而用之。此本小事，他也不会记在心上的。芸老出示际坰此信，也是出以轻松，说是“我把际坰给得罪了”。这是几年间我所见际坰唯一一次形诸于词的不快之事。

1953年初，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天津大公报，际坰是留守到最后的一个人，且继之任天津大公报上海办事处主任，率记者数人，依然在南京路212号大公报经理部旧址办公。大约一年多以后，才迁往有名的劝工大楼。际坰此时也北上，与朱启平同组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前月，庆祝大公报九十八周年，香港大公报与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摄上海大公报的遗迹，邀我到南京路212号旧址现身说法一番。其地现为一家银楼，外观依旧，人事全非。1949年，象征文人论政办报时代的结束，大公报同人也以自己的手参与了这个推墙的工作，宁不慨乎!我在门外仰视二楼临窗一室，即是际坰在上海最后的办公室，却不知其时际坰已因肝癌住进了北京的医院，至本月6日，即长逝矣。

际坰“文革”前在北京一段时期，极为活跃，写作也很旺盛，写了许多名篇巨制，我所知不详，但对他写的溥仪的长篇访问，则印象极深。居京时期，他还积累了大量素材，以至于以后在香港能随手运用，写成佳作。

“文革”后他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大公园。性质专一，非是过去的五花八门，难熔一炉，际坰编写并举，大展才华，把这个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大受欢迎。巴金的《随想录》就是他促成而在大公园连载发表的，一稿惊全国，泰山北斗，人共仰焉。他自己写的《京华烟云》专栏则以生花妙笔尽写京中事，闲闲着笔，而波澜宛然。他邀约我写过一些稿件，我亦以为他写稿为乐事。他依然是谨严、认真，稿刊不数日，即得寄来的剪报和稿费，每次必附短信数行。那时是用所谓外汇券以作通行之币的，在专卖商店能购市场短缺商品。

至他退休赴美前，我每赴港，旧雨相聚，举杯谈旧事，甚以为乐。际坰说话较前为多，仍然是温文尔雅，不作慷慨激烈之词。他的夫人逝世前，酒席筵前，每呼我为二爷。而际坰则急以言词阻止，且在事后告我：“我已经对她说了，不要再开玩笑。”其实，我倒喜欢这种不见外的戏称。戏称的始作俑者原是际坰，他不知因何而如此戏称，以后也不知因何而以为我不喜此称。可见际坰对小事亦一丝不苟。

际坰去美后，虽常往来港京，我们再未见面。1997年我访港 ，得知际坰将来，欣然以待。一日得他电话，约我夫妇吃饭。是我记错了时间，加以堵车，让他在饭馆空等了一场。翌日，我就返上海了。知道他在美很寂寞，我更歉然。去年，际坰专程来上海探望巴金，其时我在港，看了报纸对他沪行的长篇记载，总以为谋面尚有期，却不料竟尔长行。哀哉!是为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