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淮安中心的镇淮楼北侧，有一高出地面1.5米，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遗迹，这便是历史上曾主管全国漕运的机构——“漕运总督署”旧址。
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使得该地区的百姓大量南迁，因而促进了淮南、江南等地的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工农业生产发达之宝地，使江南的财富在历代财政收入中占有极大的份额。而进贡朝廷、调剂全国的漕米盐粟，原靠江路转运到京，后由于广东沿海一带，盗匪滋扰，以至江广之粟北运受阻，又因江南有部分失地仍陷敌手，江苏浙江的漕米亦不能运达京仓，不得已丽改用海运，短期内颇见成效。后因海洋运输也不安定，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来，便采用“江河递运”的办法。除官方的漕船，还动用了大量的民船装运，由海达江，由江达河。到了明初，则海陆兼运，而运至京都的大量财富，都要通过大运河南北运输。
淮安是南北水运的枢纽，东西交通的桥梁。据《重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船，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船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当时千万艘粮船衔尾而至淮安，由末口入淮北上。粮船卸载之后，再装满官盐而归。淮北盐南运，则又由板浦车运至安东（今涟水）坝，渡过黄河，经草湾对过的盐河，运往淮安城北的河下镇，再运往南方各地。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北方粮米匮乏之虞，另一方面，也大大缓解了南方产米最旺之区，因近年屡庆丰年，民间之米不可胜用，米价之贱，百姓苦于“米赢而钱绌”的窘境。南粮北调，北盐南运，都途经淮安，使得淮安成为漕运集散地，客观上形成了在漕运史上的特殊地位。
自隋代起，朝廷便在淮安设立漕运专署，到了宋代，东南六路之粟由淮入汴而至京师（清同治《山阳县志》）明、清时在淮设漕运总督公署，以督查、催促漕运事宜，主管南粮北调等筹运工作。
淮安的特殊地理位置，促进了淮安的繁荣，特别是商业十分发达。漕运总督机关设在这里，驻有大批的理漕官吏、卫漕兵厂。漕船到达淮安后，需接受漕台衔门的盘查，千万艘粮船的船工水手、漕运官兵在此停留，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进行贷物交易，旅客也常在这里盘桓，这便大大提高了淮安的商品需求量，促进了淮安的商业发展。据记载，当时淮安城内外店肆酒楼，鳞次栉比，“市不以夜息”，十分繁华。
漕运总督公署是朝廷的派出机构，总督都由勋爵大臣担任。景泰二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清同治《山阳县志》）明代的王竑、李三才、史可法，清代的施世纶、琦善、穆彰阿、思铭、杨殿邦等人都先后在淮安任过漕运总督之职，漕运总督权力显赫，不但管理漕运，而且还兼巡抚，因此也称漕抚。公署机构宏大，文官武校及各种官兵，达二百七十多人，下辖储仓、造船厂、卫漕兵厂等，共约二万多人。
此处漕运公署，始建于宋乾道六年（1170）由录事陈敏兴修，元时为淮安路总管府，至元三十年，阿思重修；明洪武元年，淮安知府范中·政建淮安府署；洪武三年，知府姚斌改为淮安卫指挥使司，景泰年间，都御史王竑督理漕务，知府程宗在此建都察院；到成化五年通判薛淮重修；正德十一年，知府薛[斌金]增建、嘉靖十六年都御史周金在城隍庙东新建都察院；隆庆五年，知府陈文烛将此重修；万历七年，都御史凌方翼将淮安卫迁往城隍庙东，移漕运总督府于此。
当时，建筑规模宏伟，有房213间。其中大堂五间，中厅七间，大楼五间，后厅五间，耳房东西各三间，厨房七间，案房东西共六间，书吏房二十余音，皂隶房东西五间，工字厅三间，中厅，东西花园，耳房四间，花亭三间，亭东耳房四间，大堂西院一宅计十五间，东西耳房厢房，穿廊共三十二间，水土神祠三间，寅宾馆三间，仪门三间，脚门二间，大门五间，鼓亭二间，牌坊三座：中曰“重臣经理”，东西分别曰“总供上国，专制中原”。司道府县厅共九间，中军旗鼓卫官厅共二十间，兵勇各房三十余间，请美堂共十五间。中轴线上分设有大门、二门、大堂、二堂、大观楼、淮河节楼。东侧有官厅、书吏办公处、东林书屋、正值堂、水土祠及一览亭等；西侧有官厅、百录堂、师竹斋、来鹤轩等，大门前有照壁，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牌坊。以上建筑，在四十年代被侵华日军飞机炸为废墟。屋基、础石仍存地下。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衙门前有一对全国罕见的石狮。据说，在元朝，朝廷曾从波斯（现伊朗）运进两对艺术价值很高的石狮，一对运往京都，一对留在淮安。可惜，留在淮安的这对石狮，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片。
二三十年代时漕院东侧辟为县体育场，三十年代初在漕院内开了一个剧院，为当时淮安的第一个剧场，以演戏的收入支援东北人民抗日。解放后，此处为淮安县人民体育场。一九八八年，淮安市政府于遗址上重建门厅九间，中间三间面阔11米，门眉置“总督漕运部院”匾额，东西各三间均面阔9米，进深5檩3米，檐高4米，青砖小瓦，明柱，抬梁，古朴典雅。
此处现仍为淮安市体育场馆所在地，除每年举行各种赛事，盛大节日举行万人集会活动外，便成为市民与青少年进行体育锻炼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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