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高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4年6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随讣告还登载了高天同志的照片。噩耗传来，社会各界人士、家乡人民沉浸在悲痛和怀念之中。
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
高天是一位诗人。原名高紫瑜，江苏淮安市人。世居城内西长街的高氏，原本是名门望族，后家道中落，其父辈离淮去河南谋生。高天1917年8月生于洛阳，少年时只身去郑州求学，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窘，17岁辍学步人社会，进入《郑州日报》当了一名记者。他青年时酷爱文学，尤其钟情新诗。时日本侵略者步步扩大对华蚕食，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任凭国土沦丧，全国人民掀起救亡图存的浪潮，作为热血青年自然置身其中，1936年2月7日高天在郑州《大华晨报》副刊《沙漠诗风》第4期上发表了诗作《南天诗》，以出众的才华在中原文坛上崭露头角，该诗的开头这样写道：“谁叫你到这世界上来?落地便是一声痛哭……已得了厄运的征兆么?伴着最初一滴泪以俱来的是永生的悲剧。”
在日本帝国主义梦想吞并中国，社会一片黑暗的情势下，青年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呐喊。
然而高天观察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他在诗的结尾这样唱道：
“肩负的重任纵使你再挪不开脚步，生之路上还有走不完的前途，
一翻身便是脱卸的日子，
为了这，还该缫完最末一根残丝。”
青年高天深感“肩负的重任”，为了赶走侵略者，改造社会，振兴中华，必须“缫完最末一根残丝”。这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他的诗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给读者以极大的鼓舞。
不久，他转入《大华晨报》任编辑，后又主编该报的两个文艺周刊：《跋涉》和《沙漠诗风》。高天青年时代不但具有过人的文学天赋，还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他与青年文学工作者程率真等组织了《劲风》文艺社，以文艺宣传抗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魏巍就是文艺社的成员之一。高天在三、四十年代创作了大量诗歌，抗战爆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新闻事业，解放后社会活动繁忙，只不断地写一些旧体诗，如《悼彭大将军》、《怀念范长江同志》、《费老庚午春偕高天同志游金山寺合唱录以志念》等。
《三十年代中原诗抄》主编周启祥这样介绍高天：“高天诗风坚实，又俊逸丰瞻，激情满怀，目击国势衰微，而不禁为郁愤深沉的长歌，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魏巍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高天不仅以他的诗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而且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组织者……在三十年代中原诗歌运动中，高天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高天生前对自己的诗作从不重视，不愿结集出版，大量的诗歌散见全国报刊，高天逝世后，夫人宋黎野决心将其大量通讯、诗作、文稿收集整理，我们期待高天的文集早日问世。
辛勤耕耘的记者编辑
高天是一位报人。他的大半生都在办报，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足迹，浸渗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高天来到武汉，任战时《扫荡报》、《时事新报》记者，为了及时真实报道抗日前线的情况，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深人到前沿阵地，访问参战的官兵，抢拍历史的镜头。在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中。他亲临前线，写出了不少生动的战地通讯。1938年5月徐州会战突围时，13军封锁了陇海路，一些记者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被堵在黄河故道，日军派出四架飞机低空扫射，前进的道路被阻，大家连续奔波，疲惫不堪，饥渴难耐，不少同志十分懊丧；高天同志临危不惧，带领大家高唱《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鼓励大家战胜疲劳，克服困难，继续前进。通过四天的昼伏夜行，这些记者和服务团的同志有惊无险地冲过了封锁线，到达豫东平原安全地带。
1938年秋，“保卫大武汉”战斗又打响了，当时的武汉成为外国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中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不能满足外国记者的需要。在周恩来同志领导和筹划下，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一个革命宣传机关——国际新闻社。胡愈之、范长江、高天、徐迈进、黄药眠、孟秋江等一大批著名报人、记者成为国新社的创始人。9月的一天，大家集会于汉口胡愈之住的一家旅馆，决定办一个新型的进步新闻从业人员自己的通讯社，以宣传抗战、团结、进步为方针，起草了章程，制定了计划。会后，高天以国新社特派员的名义前往湘鄂赣边幕阜山区采访。这是武汉外围战场的重要一面，高天在湘鄂间辗转采访时，武汉陷落了。国新社迁至长沙，长沙大火后，根据周恩来的统一部署，国新社在桂林“定居”。桂林成为了国新社的大本营。战时生活极其艰苦，条件十分简陋。刚到桂林时，国新社租用了一家小旅馆的两间房，一间夜晚打地铺睡觉，一间白天工作和接待文化界的朋友，大家志同道合，同甘共苦，为抗战苦而无怨。范长江同志幽默地说：“一间如沙丁鱼一样的睡觉，一间如罗汉殿一样的办公。”这期间，高天同志曾先后从桂林出发到西江、粤南前线采访，一篇篇生动的战地通讯出于他的笔端，发往国内外。
1940年春高天来到重庆，负责国新社重庆办事处的工作，按照党的安排，同时担任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新加坡《南洋商报》和香港《华商报》驻重庆记者。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新桂林总社在反动派的百般摧残下，被迫关闭，重庆办事处也随之结束了工作。不久，高天经陈家康的联系，以“国新社”和《南洋商报》记者身份，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谈话时，周恩来肯定了国新社的成绩，鼓励进步的青年新闻记者坚持在敌后工作。这次谈话，使高天获得了在国统区坚持工作的巨大精神力量。
1941年高天经邓颖超大姐介绍，与宋黎野女士在重庆结婚。婚礼由新闻、出版界元老孙伏园主持，当时重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大部分都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其中有《新华日报》和中共办事处的领导，也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沈钧儒还在“嘉礼嘉宾”簿上题了诗。新房安排在嘉陵江畔孙老主办的中外出版社的吊脚楼里，老舍先生诙谐调侃赋诗，称其“天高洞房矮”。
1944年秋，高天任《新蜀报》代总编辑。《新蜀报》报社人员混杂，各种政治态度的人均有，潜伏在报社的特务利用版面制造事端，高天同志坚持团结进步，予以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决定逮捕高天。好友徐迈进得知消息通知他赶快出走，高天家也未回，未来得及看一眼在医院生产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就奔赴昆明。在昆明，高天任《扫荡报》总编辑。他约请一批进步朋友收录外电，以独家新闻报道延安解放区的消息，并发表一些进步文章，社长李诚毅立场反动，把高天视为眼中钉，带武装特务威胁高天改变立场，否则不能保证其人身安全。高天当即辞职，但李诚毅仍不罢休，决定进行逮捕。周恩来同志闻讯立即派人到昆明营救，高天在地下党的掩护下进入越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由于抗战期间高天从事进步的新闻工作，这时又不断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经河内、海防辗转到达香港。这时国新社在香港恢复了工作，他先后担任了香港《华商报》编辑部主任、社务委员会委员、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还担任了中国人民救国会港九分会秘书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务主任、香港达德学院政治系教授等职。
1946年1月，高天在香港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不久，民盟南方总支部决定，由冯裕芳、高天、曾伟等人筹建民盟港九支部，高天任支部执行委员兼秘书主任。解放战争期间，高天利用民盟港九支部的合法条件，积极开展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运动，声援支持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并协助一部分民盟盟员和青年学生赴广东参加游击队。
19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民盟是“非法组织”，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各地民盟组织转入地下。1949年初，高天同志由中共香港地下组织负责人金仲华、潘汉年介绍，回内地到达中原解放区，在参加中原大学研究班学习后，被分配到河南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应胡愈之邀请到北平参加民盟总部机关报《光明日报》组建工作，成为该报第一位编辑室主任。
建国以后，高天一直在《光明日报》工作，先后担任采访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明日报》是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读者群的综合性大报，在国内外影响巨大。《光明日报》开辟了《政治理论》、《史学》、《经济学》、《考古》等专栏，发表了大量学术价值极高的文章，正确地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现在老一代知识分子提起“文革”前的《光明日报》无不津津乐道。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倾注了高天同志的心血。
十年动乱开始，“四人帮”及其在《光明日报》的代理人对高天残酷迫害百般摧残，把高天打成“报社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反党分子”、“特务”……，轮番批斗，还株连全家。批斗时，把妻子和儿子也揪到报社站在高凳上“陪斗”。后来，高天被送到河北固安劳改，因过去长期超负荷工作，使身体患多种疾病，他一直用病弱的身体参加重体力劳动，直到1972年被解放，才返京恢复工作。高天在《光明日报》创建、发展中，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知疲倦的社会活动家
高天是一位社会活动家。1978年，高天到民盟中央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十年浩劫刚刚结束，被迫停止活动达十年之久的民盟工作急待恢复。他到任后，面临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重新恢复民盟各地组织活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民盟也不例外。高天作为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积极协助史良、胡愈之工作，不遗余力地帮助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不顾疲劳走访许多老盟员家庭，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打消他们疑虑，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使他们心情舒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从新闻战线转向做统战工作，很快适应了这一工作的转变。高天用他辛勤的工作和诚恳待人的作风，赢得了全盟上下～致的尊敬和爱戴，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党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长期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与高天合作共事多年。高天逝世后，费老在纪念文章中写道：“高天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和民盟的自身特点，进行思考和研究，及时地提出民盟的工作方针。”“高天同志在工作中的另一个特点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确确实实是夜以继日，奋不顾身，公而忘私。”他多次陪费老到全国各地视察、调研。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十条建议》、《关于开发黄河三角洲的建议》、《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关于振兴上海经济的设想和建议》等有重大影响的调查报告和建议，无不包含高天同志的辛勤劳动。默契的工作关系，使高天与费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费老在书赠高天的条幅中写道：
“玉带卸却身方轻，闲话东坡感知音。
江水几分今又合，劫火难烧楞伽经。”
高天在和诗中吟道：
“歌台吟罢此身轻，千载婵娟别样情，
人间滋味甘中苦，几番风雨共此心。”
“几番风雨共此心”，他们诗中抒发的感情，可谓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生动的写照。
高天同志一生操劳，积劳成疾，1992年冬他到新疆去视察，回京后高烧不退，住院治疗，医院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白血病前期”，虽经多方抢救、治疗，终于1994年6月19日溘然去世。高天同志住院期间，费孝通、孙起孟、王兆国、钱伟长、万国权、刘延东等领导同志曾多次去医院探望。他逝世后，李瑞环办公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人大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光明日报》社、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以及全国各省民盟组织发了唁电、唁函，送了花圈。
“歌台吟罢此身轻，千载婵娟别样情。”高天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奋斗的一生，辛劳的一生。他该轻松一下了，该痛痛快快地休息了!高天同志在新闻战线和统战工作中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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