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教育家季镇淮先生事略
季镇淮（1913-1997）教授是著名的文学史家，1946-1986年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79-1984年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早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曾就教于闻一多、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更是闻一多先生得意的及门弟子。季先生秉承闻朱遗风，发扬旧时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毕生兢兢业业，从事高等教育和文学研究事业。他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治学严谨，学风正派，追求科学。在学术上默默地耕耘，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从不追逐时髦和轰动效应，学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了丰富的有价值的成果。他曾作为主编之一，编写了高等学校文科部颁教材《中国文学史》，该书曾在1988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对全国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课程建设起到很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季先生主编了《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编委和近代文学分支主编，还著有《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来之文录续编》等著作。季先生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曾被聘为龚自珍纪念馆学术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名誉会长，闻一多研究会会长，闻一多基金会顾问，近代文学学会顾问，孔予学会顾问，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由于季先生工作成绩卓著，1984年，北京市高教局、北京市教育工委向他颁发了“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30年”荣誉证书，1991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季镇淮，字子韦，一名正怀，字来之，江苏淮安人。1913年6月26日（民国二年癸丑五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城东20里季桥村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季先生的父亲有些文化，虽然家境贫寒，还是让镇淮和弟弟正扬上学念书，以期日后接济家中生活。1919-1928年，镇淮在家念私塾，其中因家贫曾两度辍学。13岁时，季镇淮投入当地名儒牛鼎元先生门下学习。这位牛先生教学方法独特，先让学生自学古文，然后由他解读，此时季镇淮开始表现他过人的聪颖，牛先生称赞他“有悟性”。师从牛先生的三年，季镇淮在学业上突飞猛进，但因过分勤奋，加之营养不良，视力急剧下降，为后来的眼病埋下了病根。1929年，在淮安勺湖小学渎书，这是季镇淮接受新式教育的开始。初入三年级，困才华出众，后直接插班人六年级。1930-1933年，他在淮阴师范读初中课程。此时季镇淮在学校即有文名，作文常在校中张贴展览。师范毕业后，家中本希望他立即工作，贴补家用，但他出于对学习的热爱，要求继续渎书。1933-1936年，他在淮安中学渎高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只能选择不收钱的高等院校继续深造，1937年，被安徽大学西语系、山东大学中文系同时录取。初入安大西语系，发现对中文的爱好已是深入骨髓，不能放弃，于是转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入学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山东沦陷，学校停办，只好回到家乡。因偶然在报纸上看到长沙临时大学招收战区学生的广告，1938年1月，即去长沙投考了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举办的临时大学。
为照顾战区学生，尽管甄别考试已过期，临时大学的教务长潘光旦仍特许季镇淮以山东大学学生名义借读。当时临时大学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文系并无学生，全系仅一名借读生。不出三月，战火蔓延，学校南迁。季镇淮报名参加了湘、黔、滇徒步旅行团，在闻一多等先生的带领下，长途跋涉3，500多里，抵达昆明。通过转学考试后，季镇淮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主持考试的是系主任朱自清。作为影响最深的导师之一，朱先生得到季镇淮终身的爱戴与崇仰。季镇淮在联合大学学习期间，家庭在经济上已无任何接济，只有靠学校每月为数不多的贷金生活。当时的昆明，生活费用很高，他偶尔在报纸刊物上写点文章，稿费也很有限。有时在发贷学金的那一天，在街上买几块糖烧饼吃，就是难得的享受。但他仍然挤出钱来买上几本心爱的书籍。大学三年级，《中央日报》昆明版发表了季镇淮的《（老子>文法初探》，该文运用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左传）真伪考》一书中的比较语言学方法考证了《老子》，得出《老子》和《论语》是一个文法系统，《老子》应成书于战国晚年齐鲁人之手的结论，与历代相传的老子是东周楚国人的成说不同，从语言学角度推测，充满新意，大得罗常培教授赞赏，显示出一位勤学多思的青年学者敏锐求新的学术活力。 1941年，季镇淮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私立五华中学教员，深受学生欢迎。1941年7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文科研究所，闻一多先生担任文学部主任。这年秋后，季镇淮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读研究生，当时的研究生只有两人，另一位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古史专家、现代文学专家王瑶先生。按照当时规定，研究生的学习期限为二年，而季镇淮却为三年，这是闻先生向梅校长提出的：季镇淮一面做研究生，一面担任“半时助教”工作，经济上可以得到一点补助。1941年10月24日，闻一多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季君本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系，成绩卓异；近复投考本校研究院，亦以最优成绩录取。本所研究半时助教一职，以季君当之必胜所荷，爰为推荐。倘蒙裁可，仍希将聘书早日发下，以便转致，并分配工作，至为厚幸。”梅校长当日即处理，30日又有批示“照聘，月薪50元，校贴20元，政府半贴生活费按全发。”此后，1942年8月和1943年8月，闻先生又为季镇淮聘任助教及续聘事致信梅校长，使他得到安定的学术研究的条件。 闻先生对季镇淮的关怀、培养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更表现在学术研究上。《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中的《七十二》，是一篇考证文章，是先由季镇淮提出问题，写成初稿，然后再由闻一多先生增补材料，撰写成文的。一多先生在文前写了一段详细的说明： 这可算是一次“集体考据”的实例吧——事情的由来如此。不久以前，（季）镇淮曾经谈过一次文中的大意。最近本刊（指余冠英主编《国文月刊》）编者（余）冠英交来徐德庵先生一封信，内中说到，在本刊16期读到彭啸成（仲锋）先生的《释三五九》，想起古书中常见的另一数字“七十二”，却不知道它的来历如何，无暇考查。我看了信，告诉冠英先生，镇淮谈过这问题，详情不大记得，等碰见他，就请他答复徐先生吧。就在当天晚上，见了镇淮，我正要拿徐先生的信给他看，他已将文章（即本文的初稿）递过来了。事情居然如此凑巧!我回家和（何）善周谈起，（他本是对汉代思想极感兴趣的）愈谈愈兴奋，于是我们分途再搜材料。我们的收获更足以坐实这问题意义之重大，和镇淮的解释之正确。我索性将文章重写一遍，一方面容纳了新得的材料，一方面在几点上做了些进一步的分析。现在文章完了，（牺牲了5日来食眠的乐趣）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见，还是镇淮的…… 何善周先生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纪念闻一多先生80诞辰》一文中，也曾谈到这篇文章： 1943年的春天，一天，闻一多先生自城里上课回来，刚走上楼，还没有坐下来，就打开他的布书包，拿出一篇稿子递给我，说：“镇淮写了一篇文章，谈‘七十二’的，很好!很有见解!”我翻着镇淮的稿子，虽然只看了一个头儿，觉得问题提得不错。我看完之后，提出我的几条补充意见，闻一多先生说：“我还有一点意见，好!我来给他补充补充。”他当即中止了正在写的《庄子内篇校释》，忙了起来。他随时把要补充的意见讲给我听，比平日写他自己的文章时精神更加振奋、更紧张，晚上睡得更晚，足足忙了5个昼夜才改写完毕，最后自己又亲手把稿子誊清，我要抄写他也不让。文章誊清之后，却写上了我们三人的名字…… 后来由于季镇淮一再坚辞，这篇《七十二》最终由闻先生发表，收入《神话与诗》，没有署季、何两位先生的名。但是，闻先生加了那篇《附识》，对于季镇淮做出的成绩热情地表彰，不肯埋没他。 1944年7月，季镇淮顺利通过了研究生毕业初试，开始了他的学位论文《魏晋以前观人论》的写作。1945年春，抗战即将胜利，季镇淮听说重庆到江苏的路可以通行了，心中非常想念离别近十年的妻女家人，很想回到家乡一趟。出于对学生的爱护，闻先生嘱咐季先生可以先去做事，论文以后再交。不料到重庆后东行受阻，滞留重庆，担任江苏省立临时中学教员。5月重返昆明，秋后兼任五华中学和云南大学附中教员。在此期间，季镇淮继续学位论文的写作。1946年6月，闻一多对因三校复员先期北上的季先生说，到了北平，我们要在一起好好读书。不料，7月份季镇淮才到贵阳，就得到了闻先生惨案发生的噩耗，他立即回昆明奔丧。最尊敬的导师遇害，对于季镇淮产生了强烈刺激。加之为准备毕业论文已积累了相当材料，历史的重温很容易激起现实的同情，于是，一到北平，季先生立即以笔代枪，借古讽今，撰写了一批有关汉末魏晋时期的研究短论，引人注目地接连在朱自清先生主编的《新生报》“语言与文学”专栏刊出，尤以《汉末的人物批评》对清流党因“清议”惨遭杀戮的描述，和对司马昭杀嵇康一案及与之相关的竹林人物活动的考辩诸文，集中表现了季先生当时那种沉痛、愤慨的心情。也正是从此开始，季镇淮的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获得了一种很强的现实感，不只是古事与今情的沟通，更有时代意识的注入。由于闻一多先生的被害，更由于经济窘迫，季先生最终未能完成毕业论文，引为终身憾事；但是，季先生这时候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学术功底，贺昌群先生的力作《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刚问世，季先生在朱自清先生的鼓励下，凭着对材料的熟悉与缜密的思考，充满自信地向贺书质疑。此时展现在季先生面前的，已是一片辉煌的学术前景。 1948年底，季镇淮正在清华大学任教，经一位朋友的介绍加入了新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这是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他主编了实际由“新文建”领导的进步组织“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主办的《教联报》，并以壁报的形式传播从延安广播里收听到的重要消息，亲自撰写短论，引导师生认清时局和方向，抵制所谓南迁论。北平和平解放，他起草欢迎解放军入城宣言，并远程步行欢迎解放军的到来。1949年1月，季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6月，因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季镇淮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并积极参加民盟所组织的活动。从1949年起，季先生先后担任民盟北京市支部、清华大学区分部组织委员和北京大学区分部组织委员、副主任委员。1958年9月起先后任民盟北京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第三届常委、组织部长，第四届副主任委员，后任民盟北京市委顾问。曾被选为民盟中央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常委，第一届、第二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为民盟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心血和力量。民盟的工作占用了季先生一些时间，甚至影响了研究工作，但他不只为个人考虑，把国家大事置于个人利害之上，可算是对闻先生遗志的继承。 1946-1986年中，除1955-1957年奉高教部派遣，为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学东方历史语言系外籍讲师外，1952年院系调整前，季先生在清华大学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教书。作为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私淑弟子，他整理两位先生的旧作，出版了《闻朱年谱》，对《闻一多全集》的出版花费了大量精力，使人们对两位伟大学者的人品和文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教学和研究中，他更是身体力行，使他们的精神和治学方法能够传承下去。 总结两位恩师闻一多与朱自清先生在文学史研究上的贡献，季先生以为其最终的事业即在著成完整通史，他多次提到闻、朱两位先生有意写作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由于两位导师早逝，季先生自觉有责任代偿心愿，完成遗志。而其把握数千年中国文学的研究策略，同样得益于闻、朱二位老师。闻先生考察中国古典文学，便从杜诗人手，“由杜甫研究而扩及全唐诗的研究；由唐上溯六朝、汉魏，直到古诗的源头《楚辞》、《诗经》”（《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朱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着眼于古代以来批评史上若干传统的概念的分析研究，弄清它们原来意义和在各个时代的变化”（《纪念佩弦师逝世30周年》）。以闻、朱二先师为楷模，季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采取了“重点突破”与“以点带面”相结合的可行办法。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中，他选取了处于两端及中间部位的秦汉、唐朝、近代为主攻方向，又在其中择出足以代表此一时代文学成就、有承前启后之功的司马迁、韩愈与龚自珍用力考究。以作家研究为基础，辐射开去，便可理清各个阶段的的理论与方法脉络；再上下勾连，左右旁通，贯穿全史大有希望。他有一首仿龚自珍《三别好诗》的自作的绝句：昌黎文集定庵诗，汉史诤诤血泪词。吾亦自有三别好，江河万古令人思。然而，季先生用功处虽在个别作家，着眼点却在整部文学史，考论三家不过是其赖以构建全史的一方基地或重要支柱。对于文学史写作，季先生也有一套成熟的意见。他曾借用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说法，加以概括、发挥。所谓“义理”，即正确、合适的理论与方法；“考据”，即充足的资料；“辞章”，即文字好读。三者之中，最别致的是对文章的看重。学术论文讲究材料充实，言之有据，却很容易导向行文枯燥，非有专业兴趣，不能卒读。而季先生根深蒂固的好文习性，是他把各类文体一律作为艺术品对待，自觉地当作古人所说的“文章”来写。他作《司马迁》一书，对相关史料虽竭泽而渔，落笔时却化繁为简，将大量考证压在纸背或移入注释，引文力求简练，因而出语可信而又文脉畅通。季先生将这一道工序看作是文学史著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此前所有的努力都要靠它最终实现。为完成这部理想的文学史，季先生作了长期的积累与准备，直到病重期间，仍然不忘《中国文学史》的修改。巴蜀书社约请季先生为“学者自传”丛书撰稿，他始终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他最主要的著作文学史还没有写出来，讲治学之道不免落空。季先生说过：“讲几条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容易，真正深入进去很难。所以，要知人论世，作出恰当的评价，得出切实的结论，就要进行长期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悠久，一个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只有一代两代人接续不断地做下去，才能写出理想的、有影响的文学史。鲁迅、闻一多二位先生未竟的事业，我们后来者有责任代完其志。……文学史研究正如大海一样是无尽的，我要终身追索下去。” 做起学问来，季先生一丝不苟，严格得近乎苛刻。50年代，《司马迁》一书就已完成，“文革中”，他又看起了英文原版的天文学著作，原因是他对《史记》中的《天官书》还有不解之处。龚自珍《咏史》中的“金粉东南十五州”究竟何指?这个小问题，困扰过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很多人的著作中，均因不明词语来源，将“东南十五州”注为“泛指长江下游苏、浙、皖三省的富庶地区”或“泛指江南地区”。广大读者因此难得确解，常生疑问。季先生也久久寻求这个问题的出处，为此请教过冯沅君、吴晗、段熙仲先生，均不得其解。1994年，季先生重读《资治通鉴》，终于在胡三省注中，为这个苦苦追寻了四十多年的问题找到了确切的答案。他的每篇文章都是言必有据，言之有物，从不作泛泛之谈，常从考据一个字，一个习语人手，有时是正确的，或自圆其说，有时费很多功夫，却推翻了自己最初的设想。所以为文审慎、谨严、苛刻，不轻易发表文章。他每写出一文，都要经过反复的思考，不断补充、修改、提炼，直到觉得比较成熟时才脱手。他从不想引起什么轰动，只是扎扎实实地研究问题，探求真理，奉献给世人一点实实在在的、有价值的东西。他说：“文章无论长短，也无论关于古人或今人，在我都是用力作的；每写成一篇，即使只有千把字，也是一次战斗的结果”。在学术研究上，季先生从来不愿偷工减料走捷径。《韩愈》书稿，“文革”前即已完成，因遭遇十年动乱，未能及时出版。1983年，齐鲁书社向季先生征稿，虽然学生夏晓虹力劝，季先生始终不肯脱手。他以杜甫“毫发无遗憾”的警语自求，感觉原稿有多处需要补充加工，以旧的面目示人便对不起读者。在哮喘病频犯，白内障日重，借书、读书已越发困难的情况下，对《韩愈》一书的修改仍时断时续艰难地进行。对全书的总体结构，他有意作较大调整，把韩愈放在唐代文化的背景中考察、论述。这需要重读大量的资料，对于一个年迈体衰的人，该具有怎样的勇气才能做出如此的决定!季先生果然从《全唐文》读起，从头开始。韩愈生平中的大事小节，他都逐一考证，不轻易放过。虽然直到临终，也没有完成这项工作，但他的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来者。 季先生不仅治学非常严谨、细致，而且非常谦虚，对前辈、同辈、后辈学者都非常尊重。他的文集请弟子作序；江苏师范学院的钱仲联先生长于笺注之学，注韩愈、陆游、黄遵宪，是著作等身的大家。季先生对钱先生很佩服，经常在学生面前盛赞钱先生的学问，可以说达到了倾倒的程度。他不仅将钱先生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近代文学分支的顾问，而且特别将条目定稿会议会址安排到钱先生的家门口，江苏师院旁边的东吴饭店。 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筹备成立期间，推举学会会长，大家一致认为季镇淮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最早也最有成就的开拓者之一。早在60年代初期，季先生与其他几位先生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他主编近代文学部分。不久之后，他又带领北大学生编选《近代诗选》，他是主编。80年代，他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文学分支，并主编一部新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不少有成就的学者，如孙静、孙钦善、杨天石、夏晓虹、陈平原等，都是季先生的学生。可是，当学会有关人员登门请他出任会长时，他却数次回绝，理由是自觉年老体衰，不能为学会做事，于心不安。由于各种可以理解与不可理解的原因，学术界争名夺利之事甚多。象季先生这样众望所归又屡次坚辞会长之名不就的，实在罕见。 “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将要毕业的时候，季先生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天石做他指导的研究生论文的答辩委员，因为杨天石对研究生的选题，比别人有更深入的研究。杨君曾是季先生的学生，不过他后来改治史学，成为颇有成就的民国史专家。他那时尚未有高级职称，按规定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为此，季先生亲自到北大研究生院询问可否破格。回答是：“您认为可以就可以”。这样，杨君便被请了来，他对季先生两位研究生的论文都投了反对票。当时有人认为季先生是自己请人来否定自己。后来才知道，杨君还是季先生亲自从上海招入北大的，季先生可说是杨君的恩师了，现在又被恩师破了格请来做答辩委员，他却这样不讲情面。有人对杨君不理解，出乎人们意料，季先生用赞赏的语调说道：“好啊!他投反对票，这说明他对问题很有自己的见解!”他心里对杨君坚持标准、严格要求有一种愉快之感。 季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昆明期间，闻一多先生曾以其字“来之”为文，专为他治印一方。闻先生过世后，无论从收藏价值还是纪念意义上，这方印章对于季先生都是可一不再的重要文物。而一旦得知闻家收集遗物的消息，他便忍痛割爱，捐献璧还。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了王国维《古史新证》讲稿，讲义底本也是由季先生提供的。此本尽管珍贵，季先生却认定它保存在清华才是物质其所，更能发挥作用，于是慷慨赠送。 多年来季先生在读书、教书、研究之余，创作了很多诗歌。初中时在淮安同乡会的刊物上，他曾发表关于描写灾民逃荒情景的七言绝句五首，引起有些老师的注意。高中作文课上，他做的《农民叹》三首，老师何绍春称赞有古歌谣意味。大学期间，罗庸先生认为，季诗“诸作俱见性情，兼富意境，惟时有浅弱之句，多读自有进益”。以后兼修朱自清先生的宋诗课，“从此有宋诗的影响，诗作风格的变化也好似宋诗的作法”。从中学开始直到90年代初，近70年季先生保持了写诗的习惯，这些诗既是他生活工作的纪实，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变革的历程。在研究工作中，他曾主编《近代诗选》，对晚清诗人大多做过专题研究，结合自己的创作，对新诗的现状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观点： “新诗走错了路，与晚清‘诗界革命’接不上头，当然他们不能成功。新诗歌还得走回头路。”“旧诗没有前途，……现在旧体诗大行是表面现象……因为还未找到出路。这个出路，晚清大家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就已开始在找，……到‘五四时代’，兴起了白话诗，而旧体诗未亡，但出路无人找了……看来要打破旧体诗与白话诗的界线，找到新的出路，明确方向与方法，闯出新路来……接着梁启超‘旧风格含新意境’讲下去，似可以得出新的结论。”“……今日的律诗，只押韵可以放宽，平仄仍需讲求，对仗为主要特征，更不可不用力完成。”“欲求新，须在内容上抓住感兴，寓形式格律于浑然一体之中。”“……语言随时代变化而益丰富，作诗取其所需，以调协为主。”“诗不叙事无史之作用，诗即取消其本职，成为文人消遣之工具，所以身价跌落矣。……亦可以论史的作用，不是议论，而是‘著议’……就是提出问题，发人深思、研究，其背后有历史。近代诗起变化，始于龚自珍，至鲁迅而达于高度新发展。毛主席的诗词是划时代的大发展”。“我想象的新体诗，是解放的，能表现新世界的，构词不分白话文言。它是从古典诗来的，而有现代诗的色彩。民间歌谣，元明戏曲和弹词的形式都仍采用，要能叙事和著议，容纳新事物、新名词、新思想、新文化。不一定是长诗，短篇的也可以作。散文化不免，但也不一定散文化。总之由内容决定。” 在他生前，曾经有人有意编一本当代诗词选，征稿于先生，他当时的回答是：不拟发表。原因在于他的导师闻一多与朱自清先生，当年为提倡新诗，将旧体诗视作腐朽文学，虽私下创作，却绝不发表。季先生也取法两位导师，写旧诗属个人爱好，只作为自娱，不以之面世。但无论在创作和理论上，他的诗都有一定的贡献。经过搜集整理，收录了300多首诗的《季镇淮诗集》即将出版。他曾多次告诉过他的学生：有些书不值得读，有些会议不要参加，有些文章不要写。在他看来，一个人，一个学者，他的眼光，器量，胸襟气度，以至他的水平、成就，不仅表现在他读了什么，做了什么，写了什么，同时还表现在他不读什么，不做什么，不写什么。斯即所谓品格。诗集的出版应该是对这位过分执着的学者兼诗人的一点补偿吧1 1997年3月14日凌晨4时，季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按照季先生的遗愿，丧事从简，遗体在当天火化。直到临终，季先生学者的严谨与认真仍保持不变。因多日失眠及体力不支，神志已不很清楚，反复询问南京一位学生的名字，他只记得姓张。身边的夏晓虹告诉他“大概是张中”时，他说：“好像对，但证据不足”。加以肯定后，他才放心睡下，然而只有片刻工夫，他又似乎觉得有什么不对，突然发问：“为什么名字叫‘中’?”……这可以作为一个象征，季先生是带着许多没有解决的疑问离开人世的。这就是一位真正学者的遗言。 作者附注：本文根据《季镇淮先生纪念集》有关内容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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