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一天在接见上海市部分领导干部时握住孙兰的手，诙谐地对一些领导干部介绍说：“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母官。”①听总理这么一说，她有点不好意思，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这个被总理称为“父母官”的人，就是在1945年7月至1947年1月，曾担任过淮安正、副县长职务的孙兰同志。
淮安有些老百姓以为，共产党的县长一定是身高力大的红脸汉，腰上挎一支驳壳枪：可见了面，县长却是位端庄秀气的大姑娘。
新县长上任不久，淮安县政府的天井里挤满了许多老百姓，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县长判处一个人的死刑。“老太婆们穿着满身补丁的斜纹布的棉袄，许多残废人手里拿着‘杀死汉奸’的小纸旗。一个年迈的瞎子跪在地上举着手臂，同样要求把那个曾给他带来不幸的人就在今天执行枪决。”②“我们要县长答复!”老百姓高呼着，过了一会，不知谁说：“县长来了!”
老百姓顿时欢跃起来。他们没想到共产党的县长这么容易见。他们还猜测共产党的县长，一定是个身高力大的红脸汉，腰上可能还挎支驳壳枪。可见了面，县长却是位端庄漂亮的大姑娘。她个子不高，穿着新四军制服，短黑的头发很精致地盖在军帽里。
“你就是县长?”“对!我就是县长。”被群众围着的孙兰，站在一把椅子上，霎时间，全场鸦雀无声。她接着又问：“你们信不信咱们的政府?”“信!信!”“那你们就应相信政府一定会公正处置他的。这是民主政府，你们可以来伸冤，这是你们的权利。现在，你们告诉我姓高的犯下什么罪?”
天井中人声鼎沸。瞎子老汉和老太婆们一个接一个控诉了姓高的罪恶。当姓高的罪状被一件件的揭露出来的肘候，群众激愤了，一致要求县长为他们伸冤，枪毙那个姓高的坏蛋。
“请大家静一静!”她告诉群众，政府要确定一个日子，让老百姓当姓高的面控诉他的罪行。她又当众宣布，现在就去调查，调查后一定尽快作出裁决。
“我们要求今天就枪毙他!”有人要求说。孙兰十分理解群众的心情，她说：“你们如果相信我，现在就回去；如不相信，三天后可到这里来找我，我叫孙兰!”
老百姓安静了一会，接着齐声说道：“相信!相信!”她十分感激老百姓对她的信任。
没多久，县政府果然开大会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其中就有那个姓高的，为老百姓伸了冤，报了仇。
从此，淮安人都知道女县长能替群众讲话、作主，他们对女县长，一方面敬重，一方面又觉得好奇，十分想知道女县长的生平事迹。
女县长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律师。大律师的女儿却也蹲过国民党的大牢。父母说她是个不听话的“坏孩子”。“坏孩子”却干着大事情。
女县长孙兰，原名韦毓梅，小名小梅子，盐城秦南镇刘村人，7岁随父母离开盐城。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务本女子中学读书，思想进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发动学生写文章，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使东北沦陷和杀害胡也频等进步作家的丑行，并带领学生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又当面向宋美龄痛陈国难，呼吁抗战。1939年春，她在复旦大学参加“左联”，与我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同年5月1日，按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部署，她组织学生到上海南市体育馆听取宋庆龄的演讲和筹备示威游行，不幸被警察逮捕。
她被捕后，因警察没有搜到“罪证”，加之她那个当国民党律师的父亲暗中活动，不久便被释放了。出狱后，不便在上海活动，她便毅然离开了官僚地主家庭，考取了清华大学。在清华读书时，她和蒋南翔等人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队”，先任“社联”组长，继为团支部书记，兼任《清华周刊》编辑。1935年，她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一起冲破西直门，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1936年春，她加入共产党，同年7月由党组织派回上海，以私立爱群女子中学语文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妇女救国会工作。在此期间，孙兰结识了宋庆龄、何香凝、许广平等妇女领袖。宋庆龄十分喜爱这个活泼于练、剪一头短发，颇象男孩子的孙兰，一次见到她，对她说：“小韦，你就改姓孙，叫‘孙男’吧。”此后她把“孙男”改为“孙兰”。孙兰这个名字一直被沿用。“七·七”事变后，她发动上海妇女参加由何香凝为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上海妇女界抗敌后援会”，协助许广平组织“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创办《上海妇女》等刊物，许广平为理事长，她为主编。在这些刊物上，她经常发表文章，号召妇女走革命道路。1938年春，孙兰等6人代表上海各界人民赴皖慰问新四军。她向项英赠送锦旗的照片，至今仍陈列在安徽省云岭新四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内。
1938年国民党逮捕了许广平以后，《上海妇女》办不下去了，孙兰便到了苏北解放区。
1941年春，我新四军军部重建于盐城。她被分配到涟水、建湖等地工作，先任涟水县文教科长、县政府秘书，后又任建湖县文教科长、盐阜区行署文教科长、苏北妇联筹委会主任。1945年7月，她受党组织委派，来到了被她称为“是一个可爱的县份”的淮安。女县长刚到淮安还没有一年。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便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撰文称她是“共产党的女才子，红色中国的女县长。”
孙兰在淮安工作期间，与她一起共过事的同志都知道她出众的才干和丰富的领导经验。她贯彻党的政策坚决认真，办事果断迅速，雷厉风行。平时，她很少蹲“衙门”，经常穿着一件红衣服，背着～个挎包到处跑，因而赢得老百姓的尊重和支持。他们说“共产党，人才多，文武双全，‘红衣姑娘’，当县太爷”③。地方上一些士绅遇到难事也都愿意找女县长解决，因为女县长讲政策，对他们不强迫，不摆架子。他们背后称赞她“能力强，水平高，年轻有为”④，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1946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孙兰在城里召开了有两千多名妇女参加的纪念会。大会上，孙兰号召妇女：“我们婆妈要组织起来，团结得紧紧的，搞生产，学本领，跟男子汉一样能做主，将来照样做市长、县长、省长，代人民办事，要大家看得起我们妇女。”⑤在这个会上，选举成立了县妇女联合会。会后，妇女联合会又组织了许多纺纱小组，纺纱织布，发展生产。
1946年11月2日，国民党军队洗劫了淮安顺河区茭陵、顺河等十余个村镇。第二天孙兰知道这个消息后，随即往灾区慰问群众。她首先让“各乡、村、镇政府立即恢复办公，民兵维持秩序，并着手调查各户损失数字，对全区被蒋军无辜杀害的，分别给以抚恤，最多的为小麦700斤；房屋被焚者，依照损失轻重救济小麦100至250斤；被蒋军打伤者，除医治外，另给粮食100斤；因蒋军进入而未种麦者，民主政府贷以麦种……”⑥
孙兰在淮安当县长虽然不到两年，但她为淮安人民做了许许多多有益的事情。每当群众遇到什么危难，她那娇小的身影便出现在他们中间。她获得了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赞颂，同时，她也对淮安人民和淮安这块土地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她在一篇文章中说：“淮安是一个可爱的县份。人们说着颇为悦耳的淮腔，有着悠久的文化遗址，出产着大米、小麦、玉米、鲜鱼、藕，住在淮安的人，都会对她眷念起来，我曾步行许多村庄……春天，我们43万人，共同熬过了灾荒，还开了两条河，渔滨河和衡河，这两条河好似淮安的两条动脉，它将减少水灾对淮安人民的威胁……至于我，在这一年中，和淮安人民熟悉了，今天，他们受着灾难，我是绝对要和他们在一起共甘苦的。”⑦
孙兰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眷念着淮安，把自己也献给了淮安。
解放后做了大官。但在她家从看不出谁是主人。谁是保姆。她和保姆同桌吃饭，一起买布裁衣。冬天，自己总是穿着那件打着补丁的咖啡布大衣。
1947年1月，孙兰调离淮安后，任华中五分区专署一处处长，江淮区宣传部宣教科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又担任过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她的地位变了，但她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没变，对自己以及子女的要求更高了。
孙兰有三个孩子。她的儿子小平上小学那年，按地段划分该进一所全日制重点小学，保姆已帮着报了名，但她知道后，硬是把儿子转到一所半日制小学。小平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上海外国语学校照正常手续招收他去就读，被孙兰阻止了，理由是：干部子女不允许有半点特殊。她的女儿小兰读中学时，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妈妈》的作文，记述了妈妈在德、智、体各方面怎样关心、教育孩子和怎样以身作则的事情，上海《少年文艺》准备刊用，孙兰为了支持刊物的工作，同意发表，但不能用孙小兰的名字发表，以免别人知道这位“妈妈”是谁。
有一年，由于刮“共产风”，保姆的家乡安徽发生饥荒。孙兰知道后，就主动把保姆的五岁儿子接到家中抚养，象对待亲儿子一样。就这样，保姆母子二人，一直和孙兰生活在一起。孙兰对保姆十分尊重和爱护，以至当时有人认为她们是亲姐妹。但她们也红过两次脸。一次，保姆见家里毛巾破了，就去外面买了两条。孙兰从内部文件上知道毛巾要提价，于是硬逼着保姆把毛巾退了，气得保姆和她闹了几天的别扭。还有一次，孙兰知道大米将要提价，就叫保姆最近不买米。家里米吃完了，保姆自己作主买了十斤回来。孙兰知道后，便和保姆争了起来。保姆说：“米吃完了，总不能饿肚子!”孙兰说：“米吃完了，就吃面粉；面粉买不到就饿肚子，反正别买米!”几天后，米调价了，孙兰把原因跟保姆讲了，并向保姆检讨自已的“军阀作风”，直到保姆破涕为笑。
孙兰对保姆这样真挚热忱，也得到了保姆对她的深深的爱。“文化大革命”中，孙兰被送到医院抢救，喉咙里有一口痰硬是吸不出来，老保姆便口对口地把那口痰吸了出来，使孙兰死而复生。
这一举动，体现了一种多么高尚和难能可贵的干群关系啊。
她说“陈伯达确曾自首过”。批评叶群打扮得“兰麝香薰，妖里妖气，不于工作”。她一贯讲实话。于是便招来了一场横祸。
孙兰在上海担任教育局长时，林彪的老婆叶群曾挂名当了副局长。她看不惯叶群的所作所为，便批评她“不干工作”，加之孙兰又公开说过“陈伯达确曾自过首”，“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便首先受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孙兰受到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是难以言表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竟被连续拉去批斗了一百几十次。那些日子，她随时都可以被人关押，乃至严刑拷打。有次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头肿得象小斗一样，连熟人都认不出她来。尽管这样，孙兰还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气质。上海在“一月夺权”后，搞了一个“电视批陈（丕显）曹（荻秋）”，孙兰也被拉去陪斗。在批判一位领导同志的“罪状”时，她毅然地站出来说：“这件事是我干的，责任应由我负责。”她这样挺身而出没有考虑会遭致什么结果。事后，她的女儿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她回答：“谁做的事情谁承担，做人应该这样。”据孙兰的子女回忆，那一年，他们从一个流着泪的好心人那里得知：1967年12月26日晚上，造反派在举行了庆祝仪式之后，把孙兰关进了小房间。房间四周站着打手，你一拳，我一脚，整整打了一夜。第二天，孙兰发现自己伤重，主动要求将她隔离，因为她怕自己的累累伤痕给子女看到，会去找造反派报复，发生武斗。
1968年4月8日，这位深受淮安人民爱戴的女县长被迫害致死。死后，在她的遗体上新伤盖着旧伤，有皮带抽的，有棍子打的，甚至还有大号六角螺帽的印子，那是夹在弹弓里弹的。就这样，造反派还是不肯罢休，还拣了一双鞋放在她的遗体上，以示“永世不得翻身”。
孙兰就这样地辞世了。她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一篇悼文中意味深长地说：“孙兰会那样死，成为罪犯死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四十五年或四十前，我是绝对没法梦想到的。……你把我引上了这条路，而你自己却惨不忍睹地死在这条路上了……但是你也象那些在前线牺牲的八路军同学一样，流了血。他们的血换来了1949年的新中国，而你的血换来了什么?只换来我们这些老年人将涸的眼泪么?我很希望再能换来些什么，换不到别的，换来人们的心里动一动想一想就好了，我不知道好些青年人很硬的心能不能动，能不能想。”⑧是啊，但愿我们每个知道和不知道的人，现在都能好好地想一想。
注释：
①见1985年上海《妇运史资料》第一辑第3页
②见1946年2月21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③④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论文选第5页
⑤见1946年3月18日《盐阜大众》二版
⑥见1946年11月13日《盐阜日报》一版
⑦见1946年11月1日《盐阜日报》一版
⑧见1980年12月7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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