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少年英雄王元甲
下班到家，快十二点了，我的目光突然停在了挂历上的5月13日，原本平静的心忽然间象被什么揪了一下似的，一个英勇的少年形象和一个倔老头的矫健身影倏忽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起来……
5月13日，这本是个普普通通的日子，然而，五十七年前的5月13日，我们淮安市泾口乡泾前村15岁的小英雄王元甲英勇牺牲于日本法西斯的枪口之下。
五十七年前
1943年的春天，正是黑云压城的年代。日本侵略军野蛮地侵占着淮安城并在淮安东南乡的车桥、泾口、曹甸等地修起了土圩子，妄图长期占领。我重建的新四军趁着韩（德勤）顽被日军撵走，苏北力量空虚的机会，派52团挺进到苏中地区。随即与地方结合，成立淮（安）宝（应）支队和淮（安）盐（城）宝（应）办事处，并在宝应县安丰区设室办公。
当时淮宝支队政治处主任兼淮盐宝办事处主任彭冲同志得悉安丰区宥城乡（今淮安泾口镇宥城一带）有一支自发的抗日农民自卫武装，就派政治处宣传干事程德庆（后改名程特青）持他的介绍信去宥城乡，以掌握和领导这支武装。老程是广东人，“八·一三”淞沪战役时从上海的中学课堂里走出来奔赴江南阳澄湖一带参加新四军。他个子不高，精明强干，机智灵活。凭着一腔爱国热情，依据党的指示，一到宥城就和当地群众打成了一片，成了宥城农民自卫队的指路人。1943年的5月9日上午，程德庆正在指挥民兵们与日伪军战斗，在石桥头站哨的一位民兵抓来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向他报告说：“程先生，我们抓到一个日伪探子，请你批准杀掉他!”程德庆转身一看，见眼前是一个瑟瑟发抖的小男孩，当时战斗还很紧张，当即命令道：“先押到乡政府，马上由我回去处理!”那个民兵应了一声，在战火的硝烟中消失了。
战斗结束了，日伪军缩回了泾口据点。程德庆急急赶往设在准提庵的宥城乡政府。他看到被绑在屋里的那个小男孩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向他投来恐惧的目光。多年的战争经验，使程德庆觉得小孩不象一个敌探，马上叫民兵给松了绑，并很和蔼地问：“你为啥要给日伪军打听消息呢?”小男孩委屈地说：“是他们硬逼我来的。”经过询问，程德庆得知，这个小男孩是泾口圩子里边的人，名叫王元甲，才15岁，乳名二网子，母亲去世后，大哥平白无故地遭了日本鬼子的一顿毒打，气不过参加了新四军。体弱的父亲养活不了他们两个小兄弟，就让他到一家磨坊里当了打箩柜（打：操作；箩柜：旧时一种筛面的工具）的小伙计。狡猾的日伪军为了打听我方消息，天天轮换着把据点里的群众派出圩子。那天是伪保长派王元甲老板的差，这位老板就硬是让他家这个未成年的小伙计顶着他出了圩子。经这么一说，程德庆从开始的怀疑转为同情了。王元甲则从呆滞变得灵活，恐惧感也渐渐消失了。老程叫他坐到自己身边，一边让他吃饭，一边谆谆教育他：日本鬼子是外国人，跑到我们中国筑碉堡，造圩子，杀人，放火，你哥哥也平白无故地挨了一顿打。这些都是任何一个有骨气、有良知的中国人所绝对不能忍受的。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是为了不使中国人当亡国奴，才勇敢地起来抗日的。王元甲听着听着，手中的筷子停下来了，两眼涌出了难过的泪水。
也许是王元甲的出身太苦吧，在老程的教育下，他很快就懂了许多革命道理。饭还未吃完，他就用恳求而且是坚决的态度说：“程先生，我不想回去了，你带我去参加新四军吧!我想和大哥一样参加革命!”说着，他的一双眼睛迸出了烁烁火花。程德庆激动了，如果不是王元甲的身体太瘦小，他一定会满足这个要求。现在他只好边鼓励、边安慰地对他说，你年纪还小，长大了才可以参加新四军。不过只要热爱祖国，仇恨日寇，你留在据点里照样可以做革命工作。王元甲一听高兴了，忽闪着眼睛问：“那——，你让我做什事呢?”当时正好程德庆手中有淮宝支队印发的1943年“红五月”《告伪军同胞书》和《告敌战区人民书》两种宣传标语，他就试探地问王元甲：“在圩子里贴标语，你敢吗?”“敢!”王元甲好象是位已经投身革命的战士，挺着胸干脆地回答。“鬼子、二皇知道了要杀你的头!”“我不怕!”王元甲的坚毅、果敢和沉着使程德庆很佩服。他就一边悄悄交待王元甲严守秘密，一边将标语裹好揣到他的衣服里边。
王元甲接受了这项特殊任务，沿着张公堆往北走着，他手里不时扯几把青草，好象是从地里干活回来。到傅庄时，一条水沟拦住了他的去路。人小水深，他脱下衣服趟水过河。就在他把标语往两只鞋里揣时，一个在附近耕地的伪保丁发现了那闪光的红色，并故意远远地同他打了个招呼，不料就此种下了祸根。进圩子时，他把标语仍然夹在鞋内，外边还包着新鲜的青草。伪军哨兵也以为他是从地里干活回来的，根本没有盘查。他很轻易地回到了戒备森严的日伪泾口据点，并告诉老板几句可以交差的话后，就早早吃完晚饭，喂好驴子睡觉了。半夜过后，据点里死一样的静寂。王元甲一个人在磨坊里一觉醒来，揣上标语，带上晚上准备好的浆糊（磨坊里面粉有的是），仗着据点里路熟，很快就把二十余张红红绿绿的标语贴上了墙。最后把浆糊桶摔进河，沉入水底，洗干净双手回到了磨坊。真正做到了神不知，鬼不觉。
第二天，日伪军一见圩子里贴上许多新四军的标语，顿时吓破了胆。地方群众则一个个喜形于色，他们偷偷地奔走相告：“新四军真是神兵天将!白天打死打伤那么多日伪军，晚上又进了泾口圩子。连伪军大队部都贴上了共产党的标语!”日伪军急忙关上圩子四门，挨家逐户进行搜查，稍有嫌疑的就绳捆索缚，鞭抽棒打。三天内，被抓到张家祠堂里吊打的竟有三十多人。结果一无所获。愚蠢的敌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会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干出来的。但是敌人还没有死心。以凶狠残暴闻名的伪军头目张雁抵在鬼子小队长的严令下，把乡、保丁以上的走狗全部集中起来，限令他们查清所有在5月9日进出圩子人的来龙去脉。那个伪保丁吓破了胆，连忙跪在地上，把他见到王元甲手中抓着红红绿绿纸趟水过河的事说了出来。
张雁抵和鬼子小队长一见他们抓到的“要犯”竟是个毛孩子，气得两眼都红了。他们对王元甲连夜吊打折磨，企图从他嘴里掏出我方情况。王元甲忍着剧痛，问什么都回答“不知道”。鬼子小队长又把王元甲带进专住鬼子的小圩子里，把他绑在梁柱上，用刺刀在他的脸上划着血口子，对小英雄进行威胁、利诱。王元甲只回答了一句“我是中国人”以外，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真情。
日伪军们的花招用尽了，最后伸出了血腥的手：5月13日那天，泾口据点日伪军出动了二百多人，把一个年仅十五岁的王元甲枪杀在赵舍南头。我们的小英雄就这样英勇地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他热爱的家乡土地上。
十九年前
1981年的5月6日，当时在淮安县文教局创作组打临工的我突然接到县委宣传部的电话通知，一位原新四军的老干部要去泾口宥城一带访故，让我去陪同。
我急忙赶到招待所，在电话告知的房间内，我见到一位个头不高，人却十分精灵的老者。他，就是上文说的那位新四军淮宝支队的宣传干事程德庆，如今已改名程特青了。他两鬓染霜，皱纹满额。但精神矍铄，十分健谈。
程老一见到我就象老朋友似的告诉我，三十八年来，他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不知道泾口的那位小英雄王元甲牺牲后的情况。因为那天他将宣传标语交给王元甲时，出于安全考虑，他已支走了屋内所有民兵，也就是说，他现在是唯一能证明王元甲是革命烈士的人。接着，他详详细细向我讲述着当年宥城的抗日烽火，王元甲的英勇，王溶、王浩兄弟的悲壮，李在进的机智等等。他讲得有声有色，我听得入神入迷。
车到泾口，乡党委、政府领导热情接待了他。一打听，王元甲不仅不是革命烈士，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还有许多不公正的非议。程特青当即气得脸色铁青，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说：“攻打兴化城时，我是尖刀突击连连长，在与敌人拼刺刀时，我负伤二十四处，因流血过多，昏迷了六七天，但醒来后我都没有比听到今天这个消息还要痛苦。”“王元甲烈士的血已经流过了三十八年，我们还没有给他一个应该享受的荣誉……不给王元甲追认烈士，天理难容!”老人激动至极，脖子上暴起条条青筋。
第二天，我们随程特青同志沿着乡间林荫路，访问了当年的抗日游击战场东作庄，石桥头，凤凰嘴，还到宥城看望了当时还健在的农救会长李在进，在溪河岸上凭吊了当年苏中区的十大民兵英雄之一的王溶烈士墓，接着，他就火急火燎地赶回泾口，找到王元甲烈士弟弟王元桂的家，亲笔写下了王元甲烈士事迹的证明。
程特青回到安徽巢湖地委宣传部任上之后，一直惦挂着王元甲追认烈士的事。由于追认烈士一般需要两个证明人，他就多方写信“求助”。结果，因时间久远和历史烟尘的湮没，他联系的干部又多是外地人，都表示记不得这件事，无法证明。他为此又气又急，愤懑地在《中国老年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斥责“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已经麻木了!”又在写给我的信中大声疾呼：“不给王元甲‘追烈’，我程特青死不瞑目!”并对我说：“你在这件事上有一定难处，但是，还是做些努力吧!”其殷殷期望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1986年的4月18日，他因心肌梗死突然离开了人间。我在向他的家属拍发唁电的同时，决心要配合我市民政局同志的工作，把王元甲“追烈”的事做到、做好。
经回忆，我与程特青同志的三天交往中，记得他曾说过，当车桥大战结束后，车桥、泾口相继回到人民手中，他曾对宥城的乡长陈汉初先生讲过，“以后人民政府要承认王元甲为革命烈士，因为他是受我的派遣，到泾口圩子里张贴革命标语惨遭敌人杀害的。”如果能找到当年的这位陈乡长，可请他作个副证。
怀着对小英雄王元甲的追念，也怀着对程特青同志的敬仰，我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抗日战争后脱离政界在南京教书数十年，离休在南京的陈汉初先生。所幸的是陈老先生还记得这件事。这样，直到1989年，才由江苏省民政厅正式行文，追认小英雄王元甲为革命烈士。这时，离英雄牺牲时已经整整四十六年，离程特青去世也已三年了，由于民政部门对这件事的重视和认真负责，王元甲的烈士称号被追认了。现在可以欣慰地对英雄、烈士说：“王元甲烈士，你安息吧，人民没有忘记你!程特青同志，您的生前遗愿已经圆满地实现了!”这是生命之花结出的血染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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