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叔叔丁九的一生
我的叔叔丁九，原名丁灿成，1919年11月8日生于淮安席桥名门望族，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大排行第九，故叫丁九。我们小辈都叫他九叔。他幼年在家乡读书，后到上海求学。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6年6月在上海国光中学，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同年11月，由周思义、黄若暾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人生。
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1937年上半年，九叔在上海和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抗日救亡的革命刊物《轻骑队》。7月高中毕业后回到淮安，将带回的《轻骑队》分送给老同学和朋友，传播抗日救亡的思想。9月，他和八叔丁澄（原名丁泽成，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大排行第八，人们常叫他丁八）联络进步青年陈大山、顾家干等人，准备成立一个抗日组织，经过同国民党县政府交涉，当局只同意在“抗日后援会”下设立一个“青年股”。不久，他就到外地去寻找党组织，寻求抗日救亡之路去了。
九叔离开家乡，去了山东，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从事抗日斗争，后受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军57军667团任宣传队长。这个宣传队由中共特别党员万毅直接领导，从事抗日宣传鼓动工作。这时，他经常往来于山东与淮安之间，在“淮安群众看报室”宣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动员大家参加抗日部队。在他的动员下，看报室有20多名骨干分别于38年11月和39年5月随他去了山东，走上了抗日战争的前线。我的十叔丁桂成（老五，大排行第十，故又叫丁十）亦随九叔去了山东。
1940年7月，项乃光在济南叛变，为防叛徒出卖组织，中央军委电令地下党员撤出57军。8至9月份，撤出的同志到了中共山东分局，由山东分局保卫部组织审查培训。在审查中，九叔蒙受了不白之冤。
1939年春，山东地区在康生的指使下，开展“肃托”运动，到40年10月，鲁南地区有20多人被错杀，许多人被关押，九叔以有“托派嫌疑”而被“开除党籍”，随后被安排到抗大去“学习”。由于“肃托”本身是一种错误，且又是用“逼、供、信”制造出一连串的冤案，因此，不久就纠正了。九叔又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41年，九叔到《大众日报》社工作，抗战期间，先后担任记者、特派记者、编辑等职。
山东在抗日战争中是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同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战斗频繁，紧张激烈。《大众日报》作为党动员群众、鼓舞群众、指导群众的舆论工具，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报纸的编辑、出版、发行并不容易，特别是战斗频繁，一遇敌人扫荡和突袭，报社就要紧急动员，埋藏机器，转移物资，疏散人员。不能出大报，就坚持出油印小报；如与敌人遭遇，还要打上一仗。九叔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从事采访和编辑工作的。特别是作为记者，他经常深人前线，进行战地采访，将我山东军民英勇战斗、奋勇杀敌而取得的胜利和英雄人物的事迹及时地报道出来。这时他在《大众日报》发表了《小张庄南山战斗》、《战斗英雄李启海》、《南岩民兵战斗故事》等文章，很好地鼓舞了我军民同日寇的斗争。对于根据地建设及党的关于减租减息等政策的落实情况，他也及时调查采访，作过连续报道，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
九叔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很高的评价，许多通讯报道，“引起强烈反响，受到领导表扬”。43年，在一次外勤记者竞赛中，上级对他的评语是：“其中，丁九较突出，5、6月采写发表消息、通讯11件，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其特点是采访深入，研究问题深刻……”。由于九叔的出色工作，他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二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顺乎民心，尊重民意，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方针，而蒋介石却一心独霸中国，采取了假和谈、真备战的方针；一方面让美国出面“调停”，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调兵遣将，积极进行针对解放区的兵力部署，准备在部署就绪后，进攻解放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冒着极大的风险，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斗争，迫使蒋介石签定了“双十协定”。12月下旬，政治协商会议召开，46年1月10日签定了“停战协定”，同时决定：由国、共及美国三方组成三人小组，在北平设立军调处执行部，下设八个小组，分赴各地调处军事冲突。因此，许多报社派出记者随军调处进行采访。
九叔在元旦与张育品结婚后不久，就作为特派记者，赴北平随军调处进行采访。此后，九叔写了许多报道，特别是2月13日连夜写的“北平航讯”、《北平在苏醒了》的长篇报道，3月4日以整版篇幅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这篇报道，以“改五子主义”、“孙主席也觉得奇怪”、“一首诗”、“为什么会这么宽大呢”、“两种文化在斗争”、“八路军代表来了”等六个小标题记述了北平的现状。如市民愤愤评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不是奉行三民主义，而是奉行“五子主义”，即投机买卖盒子（指倒卖黄金和贵重首饰），抢占好洋房子，穿漂亮的西服料子，坐最新型的车子，每天逛窑子。国民党的法币用到北平后，物价飞涨，到2月12日，大米每斤从12元涨到228元，面粉从10元涨到220元，玉米竟涨30倍以上。文章揭露了在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状况。“一首诗”写的是陈立夫到北平，在召开高级人员的训话会上，某大学校长站起来朗诵的一首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只有投八路。”陈立夫听了，勃然大怒，而这位校长却神色自若，又重复道：“处处不留爷，只有投八路”。通讯还写道：1月13日下午，当叶剑英将军到北平的消息传出后，市民们纷纷说：“八路军的代表一来，和平福音就来了……”。九叔的报道，反映了北平市民的心态。《北平在苏醒了》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群众和领导的好评，并广为流传。有些内容还成为文艺作品的素材。但是，在北平采访是冒着极大风险的。4月3日，国民党特务以“查户口”为名，逮捕了解放日报、新华社总编辑钱俊瑞等45人。九叔坚决斗争，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幸免被捕。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公愤。叶剑英等除对被捕同志进行慰问外，又当面向北平市长及警察局长抗议和交涉，迫使当局道歉并于4日下午释放了被捕人员。
“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了“协定”。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内战爆发了。从此，革命与反革命又展开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搏斗。
“停战协定”被破坏，军调处随之撤销，九叔回到《大众日报》社。5月报社成立采访部，九叔被任命为副主任，8月又被评为甲等模范。九叔在长期新闻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完成采访、编辑任务外，还发表了从事新闻工作经验体会的文章多篇。为了培养新闻工作者，他还在山东大学新闻专业班担任专业课的教学工作。46年9月15日，新华社华东野战前线分社成立，九叔调至前线分社任采访部主任。47年1月初，鲁南战役开始，前线分社的记者全力以赴，边采、边写、边发。这时九叔大腿生疮，仍顶风冒雪，亲临前线采访，他写的《美械蒋军前哨强固阵地被我铁锤迅速打碎》、《解放后的卞庄》等报道，反映很好，总分社随即去电表扬。2月20日，我军发起莱芜战役，九叔随前线分社康矛召社长、邓刚副社长以及大批记者随军采访，及时向新华总社和华东总分社发稿。8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分为内、外兵团（亦称东、西兵团），前线分社也一分为二，分为东线分社、西线分社，九叔任西线分社社长，随陈毅、粟裕司令员进行外线作战的采访，先后参加了解放荷泽、许昌、洛阳等城市的战役。淮海战役打响后，他又深入前线，组织采访报道，把我军胜利消息迅速传向全国、传向世界。现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仍陈列有九叔和战友在前线采访的图片。
1949年春，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军准备渡江，九叔南下，经过淮安，回到家里，全家欣喜万分。但他只在家里吃了一顿中饭，就匆匆上路了。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九叔任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副社长，住在南京。50年转业到上海，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副社长。52年又调到北京，任新华总社党总支副书记。他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是有名的战地记者，为我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名字已收录在《中国新闻志》一书中。
1958年，应浙江省委的要求，九叔调到了浙江，担任省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59年，又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在工作中，他坚决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倡导革命现代戏，组织跃进文工团上山下乡，并亲自带领剧团深入农村海岛演出，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
正当全国人民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蓬勃发展、精神文明蒸蒸日上之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的运动开始了，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九叔的“命”也在这场“革命”中被“革”了。运动一开始，九叔则首当其冲的受到冲击，这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没有在战场上牺牲，而却在和平环境下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在他50周岁之际，死于林、江反革命集团在浙江的代理人陈励耘等手中。“文革”运动是从文化战线开刀的。九叔作为省文化局局长，“当然”地成为“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因此，运动一开始即遭到残酷斗争，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运动中，揭发是颠倒黑白，批判则混淆是非；以谩骂污辱其人格；用武斗摧残其身体；最后罢其职务，令其“靠边”了。
但是，九叔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革命者，他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因为自己受到迫害而屈服，在是非问题上，他坚持原则，绝不含糊。因此又多受了许多皮肉之苦。更可贵的是他没有出卖灵魂而嫁祸于人或出卖他人，因此，受到人们的敬重。运动进一步发展，社会上形成了两派，“造反派”忙于打派仗，当权派被丢在一边，一段时间，九叔倒也安然无恙。派仗升级，发展为内战，为了稳定局势，军队参与了“文化大革命”。起先是“军管”，后来又实行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革委会”。在浙江，也以某军军长陈励耘等为核心组成了“革委会”。而陈是林、江反革命集团中的骨干和在浙江的代理人。象九叔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宁折不弯，刚正不阿的革命者，则是这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心腹之患，他们岂能容忍其存在?
正当全国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之时，浙江省级机关就有“丁九快要解放”的传说。可是，69年，九叔又突然被隔离审查，10月19日突然传出九叔“畏罪自杀”而死的消息。
当家属去认尸时，被告知“丁九是自己用绳子勒死的”。但家属不相信，养子张立洪明确指出：“我父亲是不会自杀的”。当即遭到一伙别有用心人的训斥。他们后又通知其单位说，“张立洪立场有问题”，要单位对其进行“教育”。
事实上，九叔是绝不会“自杀”的。其一，他革命三十多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一时误解是可以弄清楚的，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是可以洗刷干净的；其二，他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相信党的政策会落实的，因此在“文革”运动开始遭到残酷迫害时，他对九婶张育品说：“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死”；其三，在10月19日前一天，九叔刚买20元饭菜票和一条香烟，丝毫没有要自杀迹象。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还有如下情况说明九叔并非“自杀”，而是被害而死。其一，“自己用绳子勒死自己”，是不可能的；其二，对被隔离审查的人，是有专人值班、日夜守护的，九叔是不可能在值班人员眼皮底下“自杀”的；其三，被隔离审查人所携带的物品是受严格限制的，刀剪绳索之类的物品是不允许携带的。
那么，九叔“自杀”所用的绳子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在几天以前，家属得到通知，说“丁九要去五·七干校了，要将所需物品和捆背包的绳子送去”，家属就照办了。“要去五·七干校”就意味着要解除隔离审查了，九叔当然不会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那么，他还有什么理由要“自杀”呢?结果，这根绳子却成为刽子手谋害九叔的绞索，“去五·七干校”云云，只不过是一个阴谋和圈套而已。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有谁能揭开九叔“自杀”之谜呢?
九叔死后，在1972年2月27日，浙江省革委会以政工组的名义发出18号文件，对九叔之死下了如下结论：“经政工组常委讨论，认为丁九同志在这次审查中自杀是错误的，由于其对革命群众运动不理解，同意你们意见，可免于纪律处分。”从这个结论来看，九叔并没有什么错误，更没有什么“罪行”，对九叔进行隔离审查是别有用心的谋害。而政工组的文件，用“不理解”三个字把“错误”强加在九叔的头上，以掩盖他们谋害九叔的罪行。这个文件实际上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浙江的代理人谋害九叔的自供状。
五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人妖颠倒的年代，忠奸善恶、是非清浊一一得到了澄清。九叔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1978年8月17日，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革委会在杭州为前省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召开“丁九同志追悼会”，为九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参加追悼会的有浙江省委、省革委会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生前友好以及宣传、文化系统有关单位的群众代表和亲属等共数百人。追悼会由省委常委王家扬主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冠西致悼词。
于冠西在悼词中回顾了九叔的经历，肯定“丁九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肯定了“丁九为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为党的新闻、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肯定了“丁九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热情诚恳，艰苦朴素，办事认真，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肯定了“丁九是我党的一位优秀党员、优秀干部”。
九叔的平反昭雪，是党和人民对九叔的肯定，是经过历史检验而作出的公正评价。但是，九叔是怎么死的?还没有查清。正如于冠西在悼念九叔的一首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是“水落石不出”，那些谋害我叔叔的策划者和凶手还没有清查出来，结果不了了之。
九叔的平反昭雪，是历史的公正；而“水落石不出”，又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疑点。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六
我们家庭是一个大家庭，我父亲这一辈有兄弟姐妹十人，九叔参加革命最早，因此，对家庭、对同辈以及对晚辈都有很大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九叔回到淮安，进行抗日活动，给兄弟姐妹以很大影响，因此，他们兄弟在淮安早期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则起了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我父亲丁伟成、八叔丁澄、十叔丁桂成都是淮安早期抗日群众团体和组织中的骨干。丁澄、丁桂成是“淮安群众看报室”的骨干，丁澄是“淮安抗日同盟会”的发起者之一，与我父亲都是淮安抗E1同盟会的常委。在他们的影响和组织下，年龄很小的叔叔丁竹成（8岁）、小姑丁亦群（9岁）、堂姐丁健南（9岁）、表妹王玮琳（6岁）和我（6岁）也组成娃娃合唱队，走上街头，登上舞台，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
十叔丁桂成38年11月随九叔去了山东，走上了抗日斗争的前线，42年至43年间在郯城马头地区的一次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19岁。
日寇侵占淮安后，八叔丁澄担任抗日民主政府第十一区的区长，于41年11月英勇牺牲。时年仅25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1949年7月，九叔两个年龄最小的弟妹丁竹成和丁亦群又投笔从戎，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到了云南。丁竹成在澄江县阳宗任新乡、北斗两乡工作组组长，50年8月，在一次与匪特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刚刚18岁。
我也是在叔叔丁九的鼓励和支持下，于50年3月到南京报考华东军区军事政治大学。当时，家中困难，没有路费，九叔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得到三元（旧币为三万元）稿费，寄回来作路费，才使我得以到南京去参军。
九叔的地位不算低，但他没有为家庭中任何人谋过私利。六伯丁鑫成大学毕业后去了云南，49年在云南起义，51年回江苏。他本以为九叔会为他安排一个工作，经过上海时，九叔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他就回了淮安，由政府安排当了教师。
九叔的女儿丁晓望，65年高中毕业，既可以升大学，也可以参加工作。但是，丁晓望没有依赖父亲的地位和名望求得一个舒舒服服的工作，九叔也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女儿谋得一个好的职位。丁晓望毅然报名去支边，在新疆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建筑工人，为建设边疆奉献了青春。
九叔把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为兄弟姐妹和晚辈做出了好榜样。他对我们家庭最大、最宝贵的贡献，就是把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给了同辈和晚辈，使他们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附：热血洒边疆——记丁竹成烈士 / 甄理
丁竹成又名丁十三，淮安人。生于1932年。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950年3月到达云南，任澄江县阳宗区新街、北斗两乡工作组组长。8月14日，在新街与暴匪浴血奋战中英勇牺牲，时年仅18岁。同年10月20日，中共澄江县委决定，追认丁竹成烈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丁竹成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丁德甫，积极支持革命，是我市著名的爱国人士，
解放后被选为人民代表。八哥丁澄是淮安抗日根据地十一区区长，1941年被害。十哥丁桂成，新四军某部干部，1944年牺牲于山东抗日战场。九哥丁九，系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丁竹成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因为哥哥都是共产党员，全家横遭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东躲西藏，历尽艰辛，只读了一年书就长期失学。后在亲友的关怀和帮助下，靠本人勤奋自学，1947年考取淮安的县立中学。国难家仇孕育着他要解放、要革命的纯真思想和坚毅性格。家乡解放后，他想到西南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毅然响应党的号召，尚未成年就参加了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入伍后，他被编在云南支队一大队三中队第七班，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员。他人小志气大，好学上进，每次亲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首长的报告，都以速记方式记录，然后又加以整理。他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半年多写下了十多万字的学习心得，学到很多革命理论，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三千余里徒步行军，扛着长枪，背着背包和干粮袋，日晒雨淋行百里，这对还未成年的丁竹成来说，是严峻的考验。在长途行军中，他从不掉队，更不叫苦，还争着帮炊事班背大锅，帮女同同志背背包。路过湘黔交界雪峰山的那天，日行军一百三四十里，中途没吃上饭。他饿着肚子，先后为三位体弱的同志背背包。劳累一天，晚上宿营他还为老乡挑水扫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一位苗族同胞说：“连这位小同志都懂理，共产党、解放军真好!”
1950年3月，丁竹成肩负两个乡征粮的重担，深感责任重大。他走村串户，调查研究，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卓有成效地培养出一批农民骨干，建立了村政权，组织了一支民兵队伍，完成了征粮任务，打开了两乡工作新局面。
解放初期的反革命破坏主要是土匪暴动。当时，澄江县各地明火执杖的土匪有数十股之多。1950年5月，国民党反动兵痞、流氓王锡侯等混入新街民兵组织，篡夺了领导权。在围攻阳宗城妄图抢粮被我工作组击溃后，王匪与匪首刘电等勾结，在18日深夜打进新街城门，并打开工作纽住地五甲寺大门，鸣抢暴动，包围了丁竹成组长住处，从宿舍窗口对准他的床铺连打了几十发子弹。丁竹成立即避到门背后开枪回击，但因寡不敌众，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事件发生后，丁竹成的姐夫丁允中闻讯后，从昆明率领解放军战士赶来，把丁竹成烈士尸体运到昆明火化，把骨灰盒寄回淮安，安葬在席桥乡丁竹成的八哥丁澄烈士墓旁。
竹成同志，安息吧!你流过鲜血的土地上，正盛开着社会主义的鲜花，云南人民永远记着你，家乡人民永远记着你。
编者附注：根据《淮安日报》载顾家干《与青山碧水永存》、杨承明《热血洒边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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