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渠，按周家谱系先取名贻德，后改名贻谦，再更名济渠，号劼之，父周鸣鹿。清同治十年九月十五日（公元1871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淮安，1930年去世于汉口，1937年安葬于南京永安公墓。其系周恩来的五叔祖。
周鸣鹿，谱名骏庞，号敦甫，他虽曾还生过周贻震和周贻升，但均早天，因此，周济渠成了周鸣鹿的独生子。他在周家大排行三，因此周恩来称之为三伯父。
周济渠幼年读书很刻苦，精通经史子集，是位很有学问的学者，并能写一手漂亮的颜体字。他的父亲出于对他前途的考虑，还给他捐纳了一个“国学生国子监典簿衔”。在他长大成人后，就为淮安多家有名望的人家聘为塾师。他的同辈和后辈乡坊故老都喜欢喊他“老夫子”。这句淮安方言的意思就是褒奖他是个学问很高的人。因为周家在淮安的关系和地位，周济渠也被引进师爷行业。但淮安地处淮河下游，清王朝末年疏于河道治理，先后于光绪32年（公元1906年）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两次发大水，整个苏北一片汪洋。当地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出逃荒。周济渠所在衙门也不得不大批裁减员工。他这个师爷本来就是个既不入品也不在“编”的人员，自然属裁退之列。周济渠为生活所逼，不得不带上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周恩彦，离家去东北投奔时任奉天右参赞的妻兄钱能训。
周济渠是成人后由父亲做主，先娶淮安曹甸（今属宝应）大户人家的曹氏为妻。曹氏去世早，又于光绪30年（公元1904年）续娶钱馥兰为妻。钱馥兰的哥哥钱能训，祖籍浙江嘉兴。光绪24年（1898年）中了进士，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18年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同年12月任国务总理，直到“五四”运动爆发才被迫引咎辞职。周济渠与其妹结婚时恰逢在京任监察御史的钱能训去南方有事，便顺道到淮安参加了妹妹钱馥兰的婚礼，并在淮安住了一段时间，钱能训也曾多次去驸马巷周家作客。当时周恩来只有6周岁，钱能训见其聪颖灵秀，十分喜欢，特意几次辅导周恩来的书法，给幼年周恩来留下深深的记忆。
东北地区本是满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入关后虽定都北京，但仍给东北以许多优惠政策。如把盛京（今沈阳）定为大清朝的陪都，建奉天府为京府等，事实上是把整个东北地区建成为一个特别地区，所以，东北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较发达。
周济渠到东北后，钱能训就安排他到铁岭任税捐局主事，兼管铁岭的矿务。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谋到的“肥官”。
也是缘于清末大水，1909年秋，周济渠奉命去湖北赈灾，10月清廷诏示周济渠在湖北赈灾任内“捐加四品衔并指归分省试用”。
就在周济渠这次赴湖北前，时在东北奉天的周贻赓就委托他这次南行时，能顺道回淮安老家看看，去东门外祖茔地祭祀一下祖先，并把12岁的周恩来和周恩来父亲周贻能一起带来东北，以便让他这个侄儿继续上学读书，也好让他的胞弟周贻能生活有个着落。
周贻赓是周恩来的亲伯父，在周恩来父辈亲兄弟中居长。他也是利用周济渠的姻亲关系才到东北谋上差事的，当时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书。周贻赓在去东北前曾在淮安先后娶王氏和继配赵氏夫人，两任夫人皆未生育，且去世较早。到东北后，他又续娶杨氏为夫人，仍无出，便一直无儿无女。而当时周恩来因失去生母和嗣母，在武汉做小职员的父亲收入微薄，根本无法养家活口，故他只能失学在家。但他不甘学业荒废，多次写信给他的四伯父，祈求到他身边读书。据周恩来嫡亲弟媳、现已八十六岁高龄的王士琴老人对笔者说，四伯母（指周贻赓续弦杨氏）生前曾对她说过，恩来那时年岁虽小，但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信写的很感人，“亲爱的四家伯，我多么想念书啊!”所以，周贻赓深深地被他这位侄儿打动了，就趁周济渠南方之行托他将周恩来带到东北。周济渠本来就是个热心人，加之还是伯侄关系，也就满口答应下来。待他的湖北公事一结束，就和七弟周贻能一道乘船顺江东下，再辗转淮安，带上侄儿周恩来一起乘船北上。那是1910年初春的季节。十二岁的周恩来从垂柳吐翠、百草排芽的故乡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迈出了他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步。
到铁岭后，周济渠帮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在铁岭县衙门找到一份差事，又为他们父子俩找了一处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广心老人的儿子彭左清工作在铁岭商会，和周济渠是朋友、同事。彭左清要求周贻能在闲时的每天晚上辅导彭家孩子的古文和书法，他们父子便可免费寄住于彭家大院西厢房。周济渠又把侄儿周恩来安排到铁岭银冈书院读书。银冈书院当时在当地是所很有名气的学馆。书院距周济渠供职的税捐局很近，遇有阴雨雪天，周济渠就让侄儿周恩来到他家吃午饭。只是好景不长，周恩来一学期的书还未读完，周济渠就带着妻儿去了奉天。不久，他又全家随钱能训迁往天津。
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的一份《周济渠履历表》记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周济渠“奉直隶勤业道委充水产股科员”；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济渠任奉天“蒙厅长委办铁岭税捐征收局局长，12月到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铁路局秘书”。铁路运输业在当时还是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到铁路上工作后，薪金也高得多。周济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后，也经常给四弟周贻赓和侄儿周恩来提供资助。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时，周济渠也向侄儿周恩来提供过一些资助。
“五四”运动爆发后，从日本刚刚归国的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这时，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却正因为没有处理好学生运动而被迫去职。周济渠既是钱能训的妹夫，又是周恩来的伯父，当时又在天津供职，他深为侄儿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要参加乱党”，并以将登报声明与他脱离叔侄关系相逼。可事实上，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掩护周恩来逃离敌人的追捕。
据周济渠嫡孙周保常、周保章前些年对笔者口述说，1928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化装成商人乘船到天津。他是带着党中央交给他解决顺直省委问题这一特殊任务秘密到滓的。不料一次集会时走漏风声，现场被敌人宪兵包围。但是敌人并不知道与会人员的具体身份，反动军警们只是严令被围人员都必须由当地亲属前来认领才能放行。当第一批同志被认领出去前，周恩来就机智地托他们务必带信给在津的三伯父。周济渠得信后，大惊失色，急忙穿上长袍马褂，叫了一辆车前往出事地点。一路上，他就盘算着，多年未见到恩来，不知他现在长成什么模样，因为在这一节骨眼上，见面时稍一迟疑或其他任何一点疏忽都会造成反动军警们的怀疑，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如果直接写上“接周恩来”的字幅吧，虽能让他早早发现，但无疑是把他送人虎口。因为自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周恩来就一直是重金悬赏缉拿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周济渠老人忖度再三，就写了一个“接周大鸾”的大字条幅置于车前。周恩来老远看到了自己的乳名，心领神会，忙亲热地高喊“三伯，三伯!爸爸叫我给您拜寿来了。”由于叔侄之间亲密无间，加之周济渠在天津的声望，使周恩来从容摆脱了敌人的包围缉捕。敌人抓不到共产党要犯，又怀疑被周济渠接走的人，就派侦探跟踪“周大鸾”。周恩来到三伯家中后，周济渠仍惊悸未定，苦劝侄儿不要再参加“乱党”，“清王朝都推翻了，还革什么命?”周恩来则一边感谢伯父的救护，一边坚定地表示，只要他一息尚存，他认准的事业就一定要干下去，周济渠理论不过，只好既爱抚又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只好‘人各有志，我不强勉’了。不过，山高水险，千万得小心为之呀!”周恩来点头允诺。当时，特务们在周济渠的寓所周围日夜监视，周恩来一时很难脱身，最后他发现侦探们对女性出入盘查跟踪不严，就想起当年在南开学校演话剧时的做法，穿上高领旗袍，戴上假发，扮成一名贵妇人，这才从特务的眼皮底下溜走。1946年9月周恩来在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时曾提到1910年那次离家的事：“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因此，可以说，周济渠1910年将周恩来带出淮安这一无意之举，却成了影响周恩来一生的一件大事。
1929年，周济渠调南京任津浦铁路总务处文管课课员。1934年他的妻子钱馥兰过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顾，便退休到武汉与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周恩彦一家同住。两年后病故于汉口，时年63岁。第二年，周恩彦遵其生前遗嘱，将其灵柩水运南京，与妻子合墓于南京永安公墓。
周济渠的独生子周恩彦已于1962年病逝，所遗四子女现分别居住于湖南衡阳、广州、青岛和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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